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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集
·把白猫和黑猫分开
·2003:“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
·惩治“非法拘禁”须确立民权神圣思想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着龙应台的话茬
·“国家安全”是一个套
·“四舍五入”和习惯法
·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改革不能刻薄寡恩
·先分权,再“问责”
·“违宪审查”的司法原则
·公共政治中的异议
·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批评冼岩
·“读经”和文化保守
·說出國家的秘密
·王怡:我成爲民族主义者的那天──写于蒋彦永医生被羁押第40日
·赵燕只是赵燕一个人
·把行人当成长颈鹿
·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立宪政体是最好的防弹衣
·法官与祭司——读《美国宪政历程》
·“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
·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
·大学生正沦为弱势
·「五四宪法」的金婚纪念日
·“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50人(一)——附《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二)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我们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公民
·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道德绑架”和意识形态的垂直极限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绕开正义的柠檬》附记
·风雨不动安如山
·只有国有资产才流失
·抗争是劳动者最好的保障
·一个人的反对党——解读“公共知识分子”并致任不寐
·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不让信访变上访
·冷兵器时代的政治--抗议北京警方传唤余杰、刘晓波先生
·王怡廖亦武等发起征集签名关注刘晓波等被传唤
·民族主义的三重门—— 读《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2005年
·对国家“教育权力”的宪法批判
·【王怡声明】《印度洋海啸--我不捐款》不是我写的
·维权就是“自我训政”
·中国离文官制度还有多远
·赵紫阳之死
·欧盟维持对华军售禁令与《反分裂法》
·呼吁关注欧阳懿先生和一切中国政治犯的人权
·民权运动与宪政转型
·“中国教科书诉讼第一案”与受教育权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都讨论会:向刘宾雁先生和所有海外流亡人士致敬
·让司法重获爱人的谅解
·“立法游说”是最高级的维权
·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
·用“陪审团”把法院和政府隔开
·自由亚洲电台专访王怡: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演变
·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
·保障宗教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就蔡卓华案致宗教管理部门的公开信
·“北京家庭教会案”胡锦云被诉窝藏赃物罪的辩护辞
·王怡和陈永苗谈恐怖主义和自由主义“基要派”
·从物权到人权
·为什么雅虎是自由的敌人
·向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致敬
·选举社会的伟大理想——纪念废科举一百年
·在“川渝两地高层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2006年
·政治神学的可能性:基督教与自由主义
·天府畅言:打倒张德江
·少先队是怎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主权者的自我约束——司法与大陆的宪政转型
·与神亲嘴:今日中国的基督化和民主化
·冰点事件与新闻自由——草堂读书会第23次讲座
·巴别塔与立宪政体—— 基督教政治哲学札记
·宪政主义与世界观(之五)
·母腹中的微笑:纪录片《子宫日记》
·一个世界的阴谋论:电视剧《越狱》
·国家只能是一条狗:电影《300》
·绿蚂蚁做梦的地方:电影《末代独裁》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一)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二)
·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简报(2007年第5号)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三)
·真实的宗教裁判所,与今日的共产党——与天路客谈信仰之二
·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
·集中营、疯人院或宗教裁判所:电影《戈雅之灵》
·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重读《哈耶克文选》
·行过死荫的幽谷——为“六四”18周年而作
·声援葛红兵,重贴《东京审判》一文(修订版)
·我们的父母不知道的国家:电影《Catch a Fire》
·请假装你舍不得我:杨德昌电影周
·中国的七大违章建筑--兼致全国人大的举报信
·一个宪政中国的伟大异象
·救我们脱离凶恶:电影《布鲁克斯先生》
·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伯格曼的电影周
·天上的天,天上的水:电影《吴清源》
·自由主义与当前格局:答法国外交部“分析和预测中心”-
·每一缕阳光都有意思:电影《密阳》
·戴上你的水晶珠链:电影《十三棵泡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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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反对党——解读“公共知识分子”并致任不寐


   
   王怡
   一、

   不寐兄,你好。
   你近期的数篇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事件”及对我的一些解读与批评。其中的道德警醒,读来令人敬佩。你的文字总是令人产生阅读中的敬佩感。这是我自忖不如的。尽管我与你一样若听见赞扬多少会有虚荣的兴奋,但我对待批评的确不是很在意。即使批评是来自像你这样我心下引为同道的朋友。这也是我在最近一些牵扯我在内的争论中一声不吭的原因。曾有网友问王怡你怎么对自己的名誉毫不在乎呢。对我来说,在一场涉及自身的争论中花一个晚上坐下来撰写千言万语,真是不如在离我家不远的锦江边坐坐茶馆或和朋友去吃一顿“红锦天”。前者是我在内心深处觉得厌烦的,迫使我的生命变得卑琐。所以尽管有一些对事实判断的误解,如你指责我参与甚至操纵了那一次“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大概来自方舟子等人无根据的揣度),甚至以讹传讹的将记者根据我一篇附记归纳的“知而不言是一种罪”当作我本人的原话(你在文章也是这样叙述的)。这些都因为我并没有出言澄清,所以流传甚广。而我的确也无意于去澄清。
   这也是我在《南方人物》评选“公共知识分子”以来,最真切的一种个人感触。一种与你所谓“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没有关系的感触。即你的思想的公共性,必然会导致你身体的公共性。你势必程度不一的成为被谈论、被观察甚至被要求的对象。我曾经想,这其实不是我愿意的。我宁愿退回去,退回一种自斟自饮的思想者的洞穴里去。我想这是对自己的主体性开始失去把握的一种症候,每一个以言论挺入公共领域并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某个时期、某种意义和某种视野中,一定会被符号化,成为被舆论消费的、被政治暗示的、也包括被道德评价的符号。这是你和我都不能主宰或改变的。因此我想,在公共视野中被批评的那个“王怡”,跟我自己的主体性其实是两回事。高度重叠但迥然不同。这是我不在乎批评同样也不在乎赞扬的部分原因。换言之,我不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传统知识分子,但我也不是一个愿意公开表达谦虚的知识分子。我觉得公开表达谦虚其实是非常难为情的事。我是一个道德感很弱的个人主义者,因此没有你那样的宗教背景下的道德警醒。当别人抬举我说,我是“影响中国的50个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我绝不会说“其实我不配”。有人说你配,这和有人说你不配一样。其实跟我都没有关系。我不需要澄清什么,我只需偷偷地乐或偷偷地摇头就行。我更不会像郑也夫先生那样写文章说《我影响中国了吗》。我觉得这很搞笑,每个人都在影响中国,包括我楼下开面馆擦皮鞋的。你不把你写的东西搞的项目列出来,我们也知道你真的影响了更多的人。像这种貌似谦虚的姿态,我还真做不出来。因为我觉得真正的谦虚只有一种,就是闭嘴。其实这可能是一种缺点,我的妻子就常批评我,说我在一些场合听见熟悉或初识的朋友夸奖我时,只知道“嘿嘿”的傻笑,不懂得说几句客气话。
   的确,我的个人道德背景和信仰背景与你迥异。我是说不来谦虚话的人。因为我骨子里很自负,但不是道德性的自负。在道德方面我是缺乏自信的人,我曾在文章提过,在公共汽车上我是几乎从来不给人让座的。至今我也提不起劲头来给别人让位。尽管你在《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中谈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道德状况。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兄在“关天茶舍”对思哲的那一句回贴,大意是我不比你更道德,但我也不会比你更不道德。我觉得有这两句话就已经足够了。但换成我,我还是只能说前半句,无论我在政治上、言论上的勇气大或者小,担当或不担当。我都不比任何一个普通人更道德。可我还是没有勇气说,我不比任何一个普通人更不道德。
   但在我看来,自由主义和时代的精神高度没有关系。宪政主义更和道德的自负或卑谦都没有关系。尽管我是一个在道德上缺乏自信的人。但我仍然不能接受你所说的“在那些监狱里”的人面前,我们不配称“公共”,我们不配如此,不配这般。或者我们应该忏悔,应该羞耻等等。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打压自我的思路吗,想一想那些烈士吧,想一想那些长眠地下的人。你还有什么资格欢笑,什么资格自负,什么资格表扬和接受表扬?不。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甚至觉得说“我不配”是在玷污我自己,甚至玷污我的父母。我常常为自己的言行或不言不行感到羞愧,但我在坐牢的人面前没有愧疚感,我不认为我的尚未坐牢构成了一种精神的矮化。尽管我在道义上敬重他们每一个人。
   如果联想到15年前的那场灾难。我的经历的确与你不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我这一代(后89一代)的心理过程。我愿在这里向你复述我的感受。在谈论1989的时候,有一个尖锐的、至今未被理解和区分的事实,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当时是未成年人。有人曾问我你当时不过是高一学生,六四和你有什么关系?六四给你的创伤在哪里?我说,如果有人当街杀人,围观者中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你说这件事跟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大人津津乐道一天可能就把这事忘了,小孩子却要做一辈子的噩梦。在1989年及其以后,整个社会没有人来顾及未成年人,没有人考虑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整个杀人现场没有把儿童清场。甚至整个社会合谋在整整一代人的面前作伪证。并用谎言一遍一遍的为我们洗脑。我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和整个青春期的流浪,来寻找正确的知识,来遗忘被强迫背诵的答案。来认识89一代的苦难。所以当你说“我们”应该忏悔,应该为十五年来的半吊子的言论而愧疚时,我想你所说的“我们”是指89一代。我想你没有资格把我、把余杰、把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包括进来。你们在广场呐喊的时候,在屠杀之后沉默的时候,你们和共产党一样,并没有把未成年人放在眼里。就像吵架的父母,双方都没有残留一丝对子女的责任心。因此我没有义务接受你的邀请和你一道忏悔,一道卑微。你的忏悔仅仅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甚至也可激愤的借用你的口气说,在1989年,除了未成年人,没有人是无罪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这是我内心的一种情结,一种在屠杀面前对整个成年人世界的愤懑。而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仇恨。这是我的89情结与你不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在今年,我起草并参与发起那一封六四十五周年的公开信。其实我内心极不愿意起草这份信。从三月份和余杰谈好由我执笔开始,我就拖了很久,一直拖到五月中旬。不是因为我害怕,而是我内心的这种情结,强烈的盼望着有当年的成年人、有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张罗这件事。可到5月中旬我仍没有看到丝毫动静。对我来说,终于动笔是我内心深处一次极度的失望和再次的伤害。由我起草这份信,是我自己89情结的一次舒解。可在内心,我一直是对这件事无法释怀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桩真正的耻辱。由一个当年不满十六岁的孩子,在十五年后来执笔这封信,来让你们签名。这是你们的耻辱。不是我的。
   尽管这种决绝而寒心的话我一般不太愿意说。但我这样说,只是想从年代的维度,提醒你一种整全性的道德批判姿态的不可能,即使是依仗了基督教的普遍主义。也想表明,我对知识界、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整体失望,对所谓精神矮化的评价,也并不比你更不沉痛。尽管你站在信仰的高处,而我只是站在年代的低洼处。因此如果我选择担当了什么,这是我个人的担当。与他人无关。在这具体的时代,没有人有资格要求我担当什么,更没有人可以要求我忏悔。我也不会在任何人有比我更尖锐的担当时自感羞耻。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我赞扬并鼓励他人的担当,并把这种信息传递给更多不了解的人群,我也不觉得这是在赞扬他们的“高尚”。这和道德没关系,和政治有关系(这一点后面再谈)。而我在选择时面临的内心痛苦和顾虑,也是我个人的痛苦和顾虑。我内心因为缺席而导致的罪感,也是我个人的罪感。我在没有罪感的人面前并不会感到骄傲。但我愿意把我的态度显示出来,构成对他人的一种暗示。
   因此我认为,如果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失望与指责,落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或事件身上,都是危险同时也是“不道德”的。我曾在《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大陆当代的自由主义》一文中表达过这种立场。在评价具体的人与事时,我更愿意体谅和接纳人性的卑微。甚至捍卫卑微的正当性。在我看来,是否捍卫卑微的正当性,是自由主义的一个边界。而在我眼里,你最近的文章道德批判色彩日浓,逐渐浓重到甚至我无法理解的程度。而你的道德批判又给了我一个观感,就是极端的道德高标与极端的道德谦卑之间的冲突。假如你的内心是如此谦卑,你针对蒋彦永医生说出“沉默有罪,说话无功”的勇气和力量又从哪里来呢?如果从神那里来,那么所谓谦卑是否仅仅是指神面前的谦卑?仅仅是神面前的卑谦还能叫做卑谦吗?我想,一个基督徒应该在自律的时候独自面对神,而不是在批判他人的时候独自面对神。因为后者不再是卑谦,而转成自负,一种精神领域的“二把手”的自负。因此尤其当你的道德性批判,带着浓烈和迫切的基督教背景的时候,我对你的这种批判所产生的警惕,和你对你所批判的对象的警惕,甚至是一样的沉重(我在你的言论中,比在其他基督教知识分子那里更鲜明的感到这种沉重)。
   不过在我的概念里,所谓朋友就是一句话都听不进去,还是一道吃肉喝酒的人。我们这样各说各话,歌者自歌、听者自听,不一定能够甚至也不需要达成共识。这种态度也许是我长期在成都耽于一种非道德化生活的毛病。也造成我长期徘徊在信仰之门外,感到没有能力挨近真理和内心真正的喜乐。前不久我整理上网之前大概十年的诗稿,发现有一段时间,我的几乎每一首诗里,都有神或主的字样。这让我唏嘘不已,因为这么多年,我依然没有勇气和能力把自己放进一种高于俗世的信仰,去找寻一种道德自律的刻苦生活。
   我不是基督徒,不知道原罪对于自我意味着什么。但我想原罪的概念对于评价他人意味着什么呢?原罪就意味着所有的他人都是孩子。都是灵魂不完整的人。因此你只能根据他做了什么,去评价他。而不能根据别人做了什么,去评价他。当我评价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标准。我也因此对推出公共知识分子专号的《南方人物》心存敬意。如果我张扬一个人,是因为我希望看到有更多像他那样的人出现。这种希望是一种政治希望,不是一种道德希望。换言之不是说这样的人如果越多,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就会越高。我不关心这个。我关心的是如果这样那样的人越多,这个时代的民主就越有希望,言禁就越可能被冲破,共产党就越有可能垮台。我关心这个,从来都是并将一直都是这个。这也是我起意撰写《“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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