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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我看到一束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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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灵山》19.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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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帕斯捷尔纳克•政治•文学
·22.幼稚话题:关于作家意识
·23.走路的人错了 ?
·24.一个时代的女性符号
读《一个人的圣经》
·1.自由的鸟儿与不自由的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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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离文本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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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魔鬼阅读
·8.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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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堵阻碍传统阅读的高墙
·12.天堂在女人的洞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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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六月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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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梦,又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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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的山道上——2002年福州之行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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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少女的残酷爱情——关于长篇小说《陌生世界》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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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经历 (连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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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经历 (连载)1--8

1.我的写作经历 (连载)

    我的写作经历就是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情感经历、认识中国社会的经历、是寻找自我,发现人性、发现自我、发现一种纯粹个性化写作和一次又一次观念解脱过程。
    二十年前我是一个满脑子幻想的、任性的文学青年。那时候文学在我眼中是一个时尚。当时在文坛上出名的年轻作家头上都笼罩着天使一样的光环。文学在当时的青年中是一个发烧。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也像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为文学发烧。不同的是我对文学的爱萌发于童年那个疯狂的革命年代。因为父亲受冲击,因为学校停课,因为孤独,非常偶然地喜欢上那些与眼前生活不一样的书籍,从一部部发黄破旧、甚至没有封皮的中外文学著作和当时能够看到的哲学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的著作。从而走进那些形象的抽象的,一个少年不能完全理解的陌生世界,十岁到十八岁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在这些书中度过的。这些书籍给一个青春期少女的心理慰籍。在那样激烈残酷的年代为一个少女创造一个幻想世界。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阅读过那么多的文学和哲学书籍,这在现在的中学生是不可能的。我在日记本上抄录书上的段落,写自己零碎的想法和梦。一本薄薄的内部出版的《美国小说》两篇中的一篇《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对我生活态度有重大的影响。那只标新立异被驱逐出鸟群的神鸟是我的精神偶像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母是教授。他们是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问题、国际政治的学者。他们一辈子从事这样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远离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成为一个高学历的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专家或是工程师。我没有按照他们的希望发展,而是一个逆反。遵循了自己命运提示,成为中国大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文学时期最早非官方自由作家。之前我插过队,当过国营企业的工人、教师、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私营企业中打过工,是家庭中惟一和中国底层社会、边缘生存有关的人。我顽强地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恪守一个文学理想:真实记录一个个体生命对生存和生活的感受、理解。

    文革后期我也像当时大部分城里的中学生一样到农村插队。不能说不喜欢这段时期的乡村生活。乡土生活是扑面而来的清新。这段生活比起在城里的上学生活,虽苦,却从学校的环境中解脱了出来,从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集体中解脱出来。感到身心大解放。终于可以和男孩子说话,终于可以谈恋爱,终于可以从这个村庄窜到那个村庄,晚上也可以不回家。这个时期满心狂野。不能说喜欢这个时期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这种生活没有一丝半点的优雅文明浪漫。我插队的县是民国时期的模范县",那个生产队一百多户,只有两三户外来的贫下中农,大都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他们怀念解放前土地完全属于自己的日子。忆苦思甜的时候总是提到那三年。依靠在知青红色砖瓦房的门边能看到朦胧中的南京长江大桥,可这里的女人却把去一趟南京长江大铁桥作为一辈子最大的希望。生活让我看到教科书上没有的一页。每当我拉当时的二胡独奏曲《台湾人民盼解放》的时候,每当我看到报纸上的当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心里的感觉全是困惑的。解放前不是全中国的农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了,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感到当家作主丰衣足食的幸福。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合作化运动硬是收了回去。农民们不认为归公社所有的土地是自己的土地,他们自留地上的庄稼总是长得比生产队的好,这里的农民怀念过去的日子。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贫下中农永远圈在这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他们身上刻着字印记。他们生来比城里人低一等。他们教育知识青年,可各种工作队经常进驻生产队,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生活,他们命运被强制捆绑在这片土地上,可另一方面不让他们眷恋这片土地恩惠,他们必须交公粮,把最好的粮食便宜地卖给国家。这是我感受到的真实的农村生活,这生活和书本上的理论完全不一样。一些人治人,一些人被人治。这个期间我记日记,我尝试写作,可我觉得很难写,眼前的生活,同新中国中国文学的圣经《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是不一样。同那些指导写作的书本上列举的要素很不一样。我无法高于生活。在写作实践中我感到困难和障碍。
    1977年初我同时得到了回城和入党的机会,在回城表格和入党志愿书之间,我选择了回城。只能说,我想回城了。

2.我的写作经历 (连载)

    七十年后期我的父母投身到中国第二次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思潮中,他们忙于理论务虚,批判二十世纪的“现代造神运动”。我见到了他们的许多在年打成右派的同学。这些人每人都有一部二十年的极其痛苦的辛酸经历。现在回想那段时光,回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启蒙非常艰难的,不像世纪初“五四”<时期,“五四”时期办刊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成立政党团体自由,而这次没有,那种保守的僵化的思想像一块巨大的石板,所有的启蒙和解放萌芽都石板的缝隙顽强生长,随时都可能被斩断被铲除。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开始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都在为拥有自由的思想,自由发表个体对世界,对社会的认知而进行不懈努力,我亲眼看到,感受了,经历了这个过程,从我的父辈,到后来写作的我,再到比我年轻许多的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中国新时期文学,而是这个漫长而艰难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父母的关系我认识了胡福明老师,郭罗基老师,高放老师等等,这些当时属于一个时代思想解放的风云人物,尽管后来他们的命运不同。最震撼的是郭罗基老师的那篇《谁之罪》。八十年代郭罗基老师全家从北京到南京,住在南秀村的那个五十年代造的老式楼房里,父亲带我去郭老师家拜访郭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郭老师。那是一个晚上。我记得那条小路上昏黄的灯光。拥挤黑暗的楼道。我母亲在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都研究托洛茨基、布哈林、纳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波兰的团结工会以及前苏联东欧一些改革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理论,那段时期家里有很多有关前东欧和西方学者写的有关论著和回忆录,还有不少那些国家,那些时期的文学作品。而那个夜晚,那条小路的灯光,那个拥挤黑暗的楼道,郭老师的音容笑貌,给我的印象和那些书中的情境很相似。
    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而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自由思想的过程,以及我自己对生活的选择我对文学的认识是对中国现实生活感知和认知的过程,我的写作过程中是对书本理论的一次又一次的解脱从乡下回城,我希望到工厂,父亲通过朋友关系,把我安排进了一家大中型的国营企业。我的父母是知识分子臭老九他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对象,从小学到中学我都因为这个出身不如别的同学。我成不了高干军干,但我可以成为工人阶级。这个幼稚简单的想法让我推开了一个中国城市底层社会之门,我走了进去,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再一次推翻了书本上的说教。工人和农民一样,他们这个群体在理论上有很高的地位,实际上他们作为个体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没有选择工作,没有选择工种自由,说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实际上工厂里是有等级,尽管职工的工资都是按工龄年限划分的。工厂里的各级管理人员是各级干部,他们是高于工人的阶层。对于他们的处罚就是下车间当工人。工人实际上社会底层的人们。《国际歌》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感觉是那么奇怪。工人阶级究竟是不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地位在中国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究竟是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只有这个阶级的成员才有切身体会。工厂在城市的郊外,属于没有污染的花园工厂的工作环境还算好。在八十年代只要没有想法,安于做螺丝钉党把你拧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发光或是声锈,还是能很快乐地混下去的。我是在这里开始写作的。这个时期是我自我放逐的时期。青春涌动的我,希望找到宣泄生命欲望的河道。
    我做过三次人生选择,三次人生选择都是逆向的,没有按照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进行。七十年代后期,很多年轻人都在积极要求上进,考大学。而我进入迷乱时期,谈恋爱,算不上谈恋爱,根本就不想和什么人结婚,那时候的男人不解风情,我想寻找一种自由的生活形式而不得,青春的心灵、青春的身体需要释放和自由沉沦。其中一次模糊选择,命运给了我一段极其索然无味的感情经历,很失望,很失败。至今还记得一些不愉快的片段,它们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的那段经历。不认为这种体验是属于个人命运的,而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人是干部子弟,我对干部子弟至今都有陈见、从内心反感。那时候,我每天写作,只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小电影评论。评那部引起全国工农兵反感的电影《玫瑰花与水晶鞋》,观点和标题都是逆反的。文章发表后那个男朋友的脸色极其难看。不久便分手。
    搞爱情是没有出路的,只得去读书。1980年到1983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1981年至1984年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听文学理论课,在经济系的经济管理专业听课,读书仅仅是为了从情感的泥沼里爬出来。这个时期读了大量的新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和以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著作,而更多的是西方现代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可以说是狂读。我不知道这些书对于改变自己的处境有什么用处,我需要疗伤。在这些书中我看到了另外意义上的两个世界:社会的和自我的。因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我发现了生命的自己,女性的自己。人不是为各种观念活着,不是为他人,也不是为这样那样的信仰,而是为生命的自己。我把初夜给了身体的欲望,而不是婚姻。这段时期,我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串门儿》。这篇小说不是女性题材,也不是爱情题材,而是知识分子命运的社会题材,一个普通知识分子通过思想解放运动走上了领导岗位,做了宣传部部长,我从这篇小说走上文学之路。

3.我的写作经历(连载)

    整理自己八十年代发表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和写八十年代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无意间发现这些文字大都疏离那个时代中国文坛主流文学的,都是在那个年代中国文学所有流派之外的。也就是说没有一篇是那个时代的潮流文字。个人的写作、个人体验,个人对生活的视觉、思考、叙述实在是与那个文坛无关。关注也罢,不关注也罢,写自己看到的世界,写自己感受到的生活。写得那样模糊,那么局促,那么压抑。总是在担心出版政策对的影响。出版社、杂志社的关停、作家、作品的被封被批是经常的。这段时间的写作是一个对自己,对一种模式文学,对社会,对时代的抗挣。也是另一个自己、对一种模式文学,对社会、对出版体制的顺从。希望沿着写作这条道路找到属于自我发展,自我膨胀的更大空间,希望摆脱我自己选择那个工作和工作环境。我不能一辈子在工厂为了那份工资浪费生命。我不愿在革命工作不分贵贱的幌子下、在层层的管理下做一个被压迫、被欺骗者。此时的写作对我而言是一个宣泄,也是一个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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