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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笔记:文学以外的经历

   
   文/王心丽
   
   雪后的早上,宁通高速公路封闭,上了去镇江的大巴,从镇江转车回南京。雪后的天空水洗般清澈。南通在长江以北,冬天却比长江以南的南京温暖些,太阳出来,雪化尽。刺眼的阳光下是绿色的麦田,成片的绿色向远处的伸延,让人感到春天已经开始,我坐在大巴最后一排靠左侧窗口的座位,看窗外飞速向后移动的原野,走神。“移动”是光阴流逝的表象,每一瞬间过去就永不再来。
   

   
   自从回到那个工厂,看到那片正在拆迁的厂区,之后的这些天,沉重、纷乱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滑向那里。到那里去过之后,一直失眠。我曾预言过这样的结局。八十年代这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厂长、副厂长共八个。1989年一个副厂长曾拍着桌子对我吼道:“你到车间去,不然你就滚!”我回道:“你们迟早要完蛋!”这位副厂长的老丈人曾是这个厂的党委书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为什么倒闭,只有在国有企业中工作过的人才会有体会,无论是日本企业的管理经验,还是美国企业的管理经验,这些它山之石,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是不搭界的。少年时代革命样板戏流行,在《海港》中,退休码头工人马洪亮吊起嗓子重复洋人离开中国时丢下的一句话:靠你们这些人还能管好码头!现在想来别有一番讥讽意味。
   
   
   1985年之前,我一直想离开那里。有个青年杂志的人到那里去协商了三次,那里都不放人。八十年代初电视台曾向社会公开招聘,在四千多个应聘者中,我通过了初试、复试、面试,通过了体检。“政审”的时候,企业人事部门的人故意把评语写得很糟糕。“骄傲自大,目无领导,不安心本职工作,自由主义……”明确回复,此人我们不放。那会儿每当听到一墙之隔的毛阿敏唱:“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你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就发呆。我这一只蝴蝶飞进了一个窗口就没能飞出去。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有这样的经历未必是坏事,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就意味选择工作的自由被剥夺。
   
   
   当年这个“县团级”的国有企业,除了上一级相关的政府行政机关调人,人员流动只能流到低一级的单位,这是不成文的规定。他们不放我。无论什么形式调动都调不动。从调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奴隶,一个被控制的劳动力。1989年底他们把我从教育中心下到车间,1990年我作为“厂内待业人员”离开那里,成为自由撰稿人。这是唯一的选择。后来一些因不让调动,而失去选择时机的人都是通过“厂内待业”和“留职停薪”的形式离开的。现在这些人中,有的已成为身家千万民营企业的老总,有的成为外国企业在中国的代理,经营项目繁多。
   
   
   离开,破釜沉舟,是人生的一次赌博。九十年代初,中国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1990年至1992年我在一个私营贸易公司打工,我做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限制,钻“条文”的空子,开拓经营范围内的可经营项目。只有赚到钱,私营企业才能存活。做出来的利润必须和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共享,在中国没有背景,是做不成贸易、赚不到大钱的。八十年代是这样,九十年代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1997年之后,大批的职工被迫下岗回家。企业不让你离开,你就不能离开,企业要你离开,你必须离开。合同是不平等的,协议也是不平等的。我的名字曾被他们挂在人才交流市场和劳务市场,哪个单位要,就得拿钱来。那次在交流现场,联想到美国长篇小说《根》。
   
   
   国家永远是甲方,只要国有企业有一口气,也是甲方。只有市场能给他们颜色看。那只看不见手轻轻一拨,他们就完了。但他们是不会输的。真正的输家是那些老实、善良、希望通过忘我劳动获得“幸福生活”的劳动者。他们辛劳一生,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全都幻灭。他们当年都是热血青年,唱着《我们青年人有颗火热的心》《我们走在大路上》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全部奉献了,成为弱势群体。
   
   
   原以为“拆迁”是“倒闭”。其实,“拆迁”“萧条”“败落”仅仅对乙方而言,甲方永远是赢家。当然也惟有这个甲方能给那个弱势的乙方最后的关怀,那个弱势的乙方只有从这个甲方那里讨到微薄的“关怀”。甲方这个最大的欠债人,还债的时候,却像在施舍。而债主们却不得不感恩。他们对这个欠债人有千言万语的不满,他们还是离不开这个欠债人。这个欠债人是他们风烛残年时期微薄的社会保险金的支付者。除了这个欠债人不会有另外的人给予承诺和支付。走进厂区宿舍,贫寒简陋景象得让人心酸。“拆迁”是他们改善居住条件的最后机会,不走也得走。他们买不起房,银行不会给濒临倒闭企业的职工贷款,他们没有偿还能力。他们不得不搬迁到离东郊更东郊的白水桥,那里有一片经济实用房。他们是企业中的幸运者,还有更多的职工连拆迁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一砖一瓦。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决不是人人碗里的都一样。“低工资,高积累,社会的公共财富属于人民。”只有到手的才是真的。空头支票,口头承诺,总是骗局。描绘的景象越是美好,越是骗局。即使是写进党章,写进宪法,党章和宪法都是可以修改的。这些章法的解释权不属于广大人民,只属于人民的“代表”。国家的主人翁是一个空头许诺,是一个“讲政治”的需要。当政治与时俱进的时候,主人翁的内涵就发生变化,劳动者创造的“公共积累”随即转化为少数人的私人财富。骗与被骗,用民间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只有错买,没有错卖。这话
   也只概括了一个面,对于摊派、由上而下的强制手段、甲方、乙方的不平等,是一个制度性的无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样的经历与中国的“文学理论”中作家的体验生活是不搭界的。这是大多数新中国建设者的生活遭遇,也是那个时代千百万热血青年理想幻灭的过程。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他们成了被抛弃的人,是牺牲者,是沉没和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用晚年贫困,为少数人的富裕买单。他们没有明天,一颗火热的心已经冷却。
   
   
   小说有结尾,生活却没有结尾。人性、人的同情心、悲悯心、还有良知是属于写作者的。体制下人和人的生存现状是无法遮掩的现实。我在车间班组工作过,在教育培训中心、科室工作过,还借调工会、公司、轻工局工作过,整理过厂史资料、先进企业资料,劳动模范的事迹资料,八十年代企业管理的资料……我是那片废墟上的同归于尽者。我在那里没有得到一块砖,一片瓦,可我得到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知,我目睹一个国有企业崩溃过程,目睹了一代人火热的幸福希望变成无望悲凉的现实。他们无望与时俱进,他们无望共享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他们的遭遇是一个美妙谎言破灭的证明。现在,我可以对我的研究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当代社会政治体制、又同是共产党人的父母如是说。
   
   
   沪宁高速公路从那片厂区下面通过,一墙之隔的军区文艺机关的大院里新盖了一幢幢师级住宅和将军楼。墙外的工厂已经开始拆迁。当年在这里建厂根本就是一个错误,不公平的是一个错误的后果却要广大的无辜的社会财富创造者们承担。
   
   
   写这些文字是“绿叶对根的深情”,我曾在那里度过青春时光,曾在那里走上文学之路,1984年早春,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串门儿》是在那里写成发表的。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当年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那位教授马列主义哲学的学者。我第一部长篇小说《越轨年龄》也是在那里写成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那是1988年夏天。我把《圣经》中的“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句话印在书的封面卡口上,却写上“作者题记”。发表在1989年第4期《芙蓉》杂志上的长篇小说《陌生世界》也是在那里写成的。这部封冻了11年的小说,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直到今天那里的故事依然在成全我这个写作者。钟表情结在我的生命中,小时候把祖父的一只罗马钟拨弄坏了,那钟的背面有一扇小门,里面别了一把钥匙。以为《第二次开船港》里的时间老头就是从那扇小门里出来的。直到现在,喜欢的饰物不是首饰,依然是有记录生命的手表,逛商场总会在手表柜台边站一会儿,那些手表真漂亮,不买,看看也蛮好……失眠的时候总把手表放在枕头下面,听滴答滴答秒针跳动的声音……
   
   
   当年的同学大都在新闻出版系统工作,他们在体制内生活安定。我做了自由写作者,是一个在体制夹缝中顽强生存的人,我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有人对说,你,一定会不一般的……可人的生命不能再来一次,除了文学,我看不到未来。(14/0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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