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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帕斯捷尔纳克•政治•文学

北方的风沙来了。太阳变成了一个灰色的亮点。从前很少看到这样灰蒙蒙的天气,这两年常常这样。想去外地走走,总是懒得动身。想,盼望,希望,占据了写作以外的空隙时间。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盼望什么,希望什么。
    惧怕回忆。惧怕思考。回忆和思考充满了失望和无望。断断续续地写着这部读书札记。很多次想放弃。写这些免不了要思考,要回忆。 这个低头思考,转身回头的动作,不轻松,也不抒情。《灵山》、《一个人的圣经》除文本本身,还有附带一个巨大的思考回忆空间。让这个空间让读书人深陷在无法挥去的绝望中。如果还有希望,这个希望的注释就是命运和时间。命运又是一个未知数,时间是一个限量,人的生命最多一百年。
    禅宗,空,无极,玄学是作家刻意要表现的哲学理念。而我只有在特殊的心情下,才能感觉到有这么一个意思。在大多数时间感到的是沉重和压抑。看到的是人被压迫成扭曲样子,活着。 肉眼?慧眼?天眼?法眼?佛眼?我开的是什么眼?我能看到什么? 所有文学作品以外的思考、回忆、说明都不可能完全真实,这是另一个更为广大的悲哀。
   今天早上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书橱里找了出来。一九八七年的版本,定价三元。以前看过。因为在网络上看到把高行健和帕斯捷尔纳克比较的文章,想再次重读。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赫鲁晓夫时代“解冻”后的前苏联,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后十年的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遭遇。一个是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描写的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灵世界。

    同是共产党极权国家。区别是文化背景不一样,时间相距四十二年。得奖作家的关注生活的角度也不一样。特别是民族个性的差异。这两个作家本身和作品审美视角也是不可比较的。
    一个写的是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不曾耳闻,不曾目睹的那些事。
    一个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一个永不离开俄罗斯的土地。
    一个逃亡,发问:“作家一定要有祖国吗?”
    一个是前苏联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是用华文写作的华裔法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身后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积淀是不可类比的。 不能因此说谁杰出,谁不杰出。
    不戴面具的写作是一个优秀作家写作的先决条件,也是天才作品的先决条件。无论他们写了什么,他们写的是他们的认知,他们心中的文学,他们对一切感受的感受,和对一切思考的思考。在观察自我的心灵,表现自我心灵,这一点上他们是相似的。
    一九五八年秋天,瑞典科学院把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诗歌方面的卓越贡献。“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传统抒情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真正原因是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从一九四六年开始,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写成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他把这部小说寄给了《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把手稿退还给他,还付了一封严厉谴责的信:“您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中表明作者的一系列反动的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后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一个错误,支持十月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一场不可挽回的灾难,而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
    一九五六年帕斯捷尔纳克把这部小说的手稿寄给了意大利出版商,希望能在西方出版。这部小说以最快的速度翻译成意大利文,当年十一月在米兰出版,接着出版了法译本和英译本。在西方引起了轰动。最初帕斯捷尔纳克表示愿意接受这份诺贝尔文学奖。他致电道: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
    西方的“日瓦戈”热和瑞典科学院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文学奖激怒了当时的苏联政府和苏联的文学界。谴责他把手稿交给外国出版商的行为。认为这玷污了苏联作家和苏联公民起码荣誉和良心。
    当时苏联御用评论家萨拉夫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污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报纸都向帕斯捷尔纳克开展批判。
    莫斯科作家组织要求政府取消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权,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结队到作家住宅前闹事,投石块,击毁门窗。
    塔斯社发表授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决不再追究。
    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他还给赫鲁晓夫写信,恳求不要对他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发表了公开的检讨。之后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孤独地活了两年,一九六零年五月三十日病逝。
    这些都是读者知道的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前后的背景资料。
    还有一般读者不知道的背景资料。前苏联作家协会怎样和前苏联共产党用行政的手段限制作家的自由创作,一些作家怎样利用行政权力压制文学上的不同流派的纷争,而党和政府又把文学看作什么,当作什么。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回忆了关于“解冻”时期文学以及对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和做法的后悔。
    一九五四年爱伦堡发表了长篇小说《解冻》。因为“解冻”,大量的作家艺术家被杀害的事实揭露出来,斯大林时代的走红作家法捷耶夫一九五六年五月自杀。法捷耶夫是斯大林时代参与迫害作家艺术家的主要人物。自杀前三个月,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关于“解冻”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应该批判爱伦堡的立场,不过没有点他的名。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怎么会把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
   
   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赫鲁晓夫这样说:
   他写了《日瓦戈医生》并打算把它出版。关于这部小说以及如何处理它,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混乱。我知道这个情况,并有机会对该书是否出版施加影响——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是否接受向我们报告此事人的劝告——但我没有采取行动。我有充足的理由这样讲,(如果我露口风赞成出版)对决定施加影响的话,我会得到支持的。但我没有这样做,现在我很后悔。同搞创作的人打交道,行政措施总是最有害和最落后的。
   ……
    不管怎样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诺贝尔奖金的荣誉,而这里(苏联)却只有行政措施,他的书被打入冷宫,被列为禁书。使用警察手段的决定给这件事蒙上了完全不同的色彩,并在以后长时间内留下不愉快的回味。人民掀起了抗议苏联不让帕斯捷尔纳克出国接受奖金的浪潮。
    ……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书,所以不能做出评价。对我谈到这本书的人说,他们对这部书的艺术方面并不特别钦佩。但这是题外话了。
    ……
    关于《日瓦戈医生》这本书,也有人会说,我对这本书未能出版表示后悔已经为时太晚了。不错,可能是太晚了。但是,晚一点总比不表示好。
    赫鲁晓夫在这部回忆录出版两年后逝世。这本书是回忆录,也可以说是忏悔录。东方人的字典里是没有忏悔这个词。文革之后没有一个参与迫害别的作家艺术家致死的作家会去自杀。没有一个曾经当权的当权者会为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和错误的行为忏悔。从而承担历史的责任。所有的责任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特定的历史环境是什么?是一个空字。
    爱伦堡当年能感抵抗斯大林的命令,拒绝在“苏联没有反犹主义”的声明上签名。
    中国没有一个诗人在自己走红时期,像马雅可夫斯基和叶塞宁一样自杀。中国的作家只有不被朝廷赏识而自杀。
    帕斯捷尔纳克在那样的环境中没有选择自杀。民族性格是无法类比的。
    童年时候,刚认识一些字,看大字报,看到郭沫若说:“把我写的那些书,烧掉,烧掉,统统烧掉。”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要把自己写的书烧掉,写一本书多不容易。
    后来在图书馆看那些旧报纸,偶然看到各个特定历史时期那些被文学史记录的那些作家的发言和签名。真想在这些名字上打上问号,他们是作家还是政治工具?他们写的小说能算得上文学?他们批判不同的声音,他们借助政治权力和声音,把怀疑的、看不顺眼的、比自己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作为批判对象,把他们置于死地。
    当这些发黄变脆的报纸摊放在眼前的时候,感到不可思议。这些无情荒唐事情确确实实是老一辈革命作家、艺术家干出来的,那些没有人情,没有人性的口号也是他们——当时的成年人喊出来的。
    因为这些历史事实,我每看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要在这些人身上打个问号,那时候他、她在做什么?他、她做了一些什么?那些革命的政治前辈、文化前辈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总是把所有的邪恶推在某一个时代和某一个人身上,他们总是无辜的,总是被动的,到死也不需要忏悔。因为他们是无辜受骗者,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
    在这些旧报档案里还发现有一些当年的右派是因为激进过头,左过头而成为右派的。我怀疑这个世界是否有“真理”“正义”“真诚”“善良”“爱”的存在。否定之否定是肯定,那么邪恶之邪恶是什么?
    有人说“不和七十年代的人做朋友”,因为这代人没有信誉,没有责任感。他们怎么就忽略七十年代出生人的爷爷奶奶辈、父亲母亲辈的人。这些道貌岸然上辈的人是那样无情无意,那样残酷,那样疯狂,缺少人性,他们能亲手把自己的亲人,朋友送上监狱和劳改农场。看到这段荒诞、丑陋、残酷的历史,就像每次看到街头的花岗岩纪念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京有三十万人被日本人杀掉一样耻辱。
   从这个意义上说逃亡是可耻的。逃亡,意味不抵抗。逃亡,逃亡不得,就是被杀、就是死亡。不得不对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所有作家打问号,不得不用冷峻的目光审视那段文学,不得不用冷峻的目光审视段文学史。这些是什么作品,这段文学史是怎样的文学史。所有写作的人都不会对谎言负责,也不会忏悔。
    文学是超越的。但是,前东欧和前苏联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把文学看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是颠覆政权的间接手段。文学的空间不是文学固有的,而是给予的。一切写作都必须服从权力政治和维护权力统治的大前提。不能危害现有的政权和社会的稳定。文学只能在政治和政权的管辖下,而不能独立起来。当政者眼里文学只有一个标准:是不是危及权力和制度。凡是会危及到权力,对政权,对制度不利的文学都要批判,都制止,和部分制止。不容许文学超越政治和权力之上。当权者总是强硬的。他们拥有国家机器。只要是真正忠实于文学的作家,没有一个情愿把自己的文学写作变成政治的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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