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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彼/此
本书共十二余万字,分为三个部分:
彼(过去时)——人性中极端的状态,沌净与邪恶。相当于是一部成年人的童话。偏向于优美、梦幻的描述。是超验的存在。
/(彼与此之间)——相对应的是文化、历史以及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叉点:什么样的历史必定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化。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以记叙为主。是串连起历史与现实的一条可靠线索。是经验的存在。
此(现在时)——生存中的具体问题。责任、义务、承担、追求、理想、成功、权力、欲望、贪婪,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变异、异化、混合、交媾,而产生出的现实之怪胎。文体多为经验性叙述、阐释及议论。是经验的此在。
本书对人性及人生,产生出深深的绝望,如果你仍对生活抱有美好的幻想,慎入。
·彼/此
·彼——一篇找不到历史对称的文本
·/——一场现实中的人与事
·此——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交叉点
·历史与文学创作—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等待另一只鞋子·一直向北走(舞台文学剧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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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志海:风中的火柴——读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我们的时代
   汪建辉的写作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写作。这种写作区别于中国大陆正在流行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党文学和“私人化写作”的身体文学。汪建辉坚持的是一种文学自由独立写作。
   只有把汪建辉的写作放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现状中来考察,才能更加凸现他的独立写作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大陆,官方文学批评家认为,文学虽然失去了“轰动”效应,但依旧繁荣,为此他们还推出了一批歌颂共产党领导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榜样。在官方强大的文化机器的鼓吹下,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大批从事类似写作的作家,他们通过塑造“改革模范”、“反腐英雄”来歌颂共产党的统治。这种写作已经走向了一种很严重的模式化,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他们所有的写作的内容,那就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除此之外,他们的作品无法带给我们其它更有趣的享受。
   这种没有生命、奴婢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文学却拥有中国大陆的大多数读者。经过20世纪那场毁灭性的革命(包括夺去无数人生命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残酷统治),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它对个体的控制能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独裁的王朝,它对大众的思想意识的控制尤其严厉。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美国大片《骇客帝国》中的“主体”,它控制了现实,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它同时也是虚假的,并不存在的一种模拟程序,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浑然不觉,甚至觉得一切理所当然。我把这称作为“预先制作的现实”。这个“预先制作的现实”是由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学校教育、领导讲话、文艺作品等综合手段建构起来的庞大的幻觉世界,它和真实与真相无关,它的所有目的都是用来麻醉大众,维护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这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破坏,建国后几乎关押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消灭了独立思想产生的可能。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过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成为了“思想植物人”。这似乎成为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遗传了,在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写作中,每个人都能自觉地过滤掉“有害思想”,使自己的写作能符合党母亲的要求,至少不触犯党母亲。经过五十多年的类似“冰川纪”的文化改造,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大多数读者对由它扶持起来的、反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文学的支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这类歌颂现实的文学作品的印数是庞大的,出版社常常为出现盗版而头疼。由于经常受到官方的表扬和获奖,许多作家都投身到这样的写作之中。他们不但包括官方餋养的体制内作家,还包括那些正努力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甚至还有一些是生活在贫困底层的下岗工人、农民文学爱好者。我就曾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写作者,他是生活在一个贫困乡村小镇的小学教师,他写了上百万字的三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甚至比五六十年代的《艳阳天》、《创业史》这类小说更为恶劣,充满了对共产党的肉麻、露骨吹捧。他的这些小说当然也无法出版,官方出版社需要的是那些小说技术无懈可击,从头到脚做得都很顺溜的作品,因为它们更具有欺骗性,以便告诉人们:这就是文学。
   中国作家现在生活在一个比八十年代中后期更为恶劣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共产党通常不会通过一部公开的法律、法规来干涉人们的创作自由,但却在暗地里通过一个又一个“通知”来限制人们的创作、出版、言论自由。这样做的好处是,它可以在国际上提高中国大陆的形象,而在事实上却扼杀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文学创作,从而实现“创作、出版自由”这一“预先制作的现实”。
   除了“现实主义”党文学,共产党容忍并且鼓励了许多疏离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这就是所谓的“私人化写作”的身体文学。
   这是游离于官方文化体制之外的年轻作家们津津乐道的一种写作方式。这些作家利用有限的“创作自由”,无限制地进行身体经验写作,迷恋于男人的生殖器和女人的肉体,或者是灵魂腐烂的个人生活。这和索尔仁尼琴时代的苏联文学类似,“那些作家的作品,大多注重于表现个人对于周围环境的细微感受,但与此同时,对于今日的社会伤痕和疾病,却流露出一份彻底的漠不关心(索尔仁尼琴:《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这种没有思想和灵魂、对残忍现实无所作为的文学,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因为它不能和现实构成冲突,相反和主流文学是一种共谋,共同扼杀文学走向真实。它可以继续引导读者的审美趣味沉睡在现实幻觉的冰河里,而不是让读者觉醒或惊恐。共产党并不欢迎任何一个清醒的个体,这不利于它的“稳定”。所以,这种私人化的身体写作在当代中国大陆文坛是可以与“现实主义”党文学并驾齐驱的另一种写作,因为它具有麻醉功能,同样得到了大众读者的欢迎,它们常常制造出畅销读物,并几乎占据了大多数官方文学刊物。这类在专制齿缝生存的作家,似乎更痛恨那些真正具有良知的独立写作的作家。他们自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回到文学自身的写作”,认为这种写作代表了目前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们把否定一切理想和道德作为一种勇敢的表现。在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这些作家比官方还要嫉恨,他们甚至声称“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个傻逼。”这些作家对这些粗鄙语言的喜爱也是他们的写作特征之一。
   梳理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无疑是让人绝望的,文化上的专制、作家的投机,还有读者,经过几十年文化专制对文学的重构、管辖和改造,读者的阅读胃口只能适应肤浅的喜剧文本,他们不想拥有任何看到现实真相的痛苦。三者合力,把当代中国大陆文学拖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文学、电子网络化与身体文学的庸俗之中。
   但我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大陆还存在着一批“第三种写作”的作家。他们以坚忍的态度,与现实毫不妥协。他们用写作质问现实,追求诗意的理想。这是一批拥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写作的作家。流亡海外的作家马建认为,高尚的理想和诗意的理想,作家所具备的对知识的诚实,在大陆作家群里还不存在。大陆自由作家王心丽在谈到高行健时也认为“一个中国作家到国外去写作,只要能坚持下来,我以为会比在国内的写作更为纯粹的。国内的写作很难抵达那样一种纯粹的自由创作的境界,因为无论是发表或出版都会遭遇很多莫名其妙的限制。”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点偏颇,前者是对中国独立作家的现实状况并不是太了解,后者也太绝对了。事实上,一些具有有机阅读背景、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进行真正写作,这不包括那种由知识分子作家发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试验写作。试验写作在任何一个自由国家里都是一种值得赞赏的艺术探索行为,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软弱无力,这种写作只能算是一种文学逃难行为,在逃难的人群中,我们是找不到英雄的。而我说的“第三种写作”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见证这个时代,记录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尤其关切那些处在不幸与苦难之中的人们,他们用写作来证明自己的悲天悯人的崇高精神和道德理想,他们的灵魂在残忍的现实上空飘荡并为此忧心如焚。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写作并不是为了目前的发表和出版,他们的意义在于,记录下所发生的这一切。这种写作当然和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地下写作没有区别,它们同样具有高尚的理想和人格力量。但由于共产党的铁幕统治(前不久又以“反垃圾邮件”为名屏蔽了九十家来自台湾的服务器),从而鲜为外人所知,但他们肯定存在着,并且默默地写作着,比如汪建辉。
   推翻并建立
   汪建辉曾给我讲过“文学的敌人”这个概念。他认为每一个人的写作都会有一个敌人,身体写作挑战的是男女关系,新写实面对的是犬儒式的小人物一地鸡毛的个人生活。汪建辉没有讲他的“文学的敌人”是什么。但我从他的小说中看得出来,他的“文学的敌人”是庞大和不可一世的,那就是“主流(官方)的文学史。”
   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和批评家中,有一大批是被体制圈养起来的,他们拿工资,然后写作。这种写作到底能深入到生存事实深处多远,是非常可疑的。但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力,制造出大量虚假的作品,他们所作所为都是“反文学”的。目前的文学繁荣更像是一个假设、意象和幻想,是一个“主流(官方)的文学史”。这是意识形态对文学控制、重构和管辖的结果。
   汪建辉的写作推翻了这种“主流(官方)的文学史”,他的写作拒绝接受官方钦定的“预先制作的现实”,拒绝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有违良知的讴歌,同时他也远离了在专制齿缝下以“私人化写作”面目出现的“回归文学本身的写作”。 汪建辉的写作挑战“主流(官方)的文学史”,他用自己的写作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小说帝国:让文学来见证中华民族正在经受的苦难,让人性来说明一切。
   我指的是这部长篇小说《中国地图》。这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的小说,从共产党执政的一九四九年一直到现在。在这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经历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苦难和残酷,几千万的人民失去了生命,民族精英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被整肃。邓小平上台以后,虽然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但在思想与文化上依旧是一种压制的政策。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和残酷的悲剧真相要揭露出来仍然是艰难的。在共产党专制下生活的知识分子,始终无法摆脱恐惧感的追逐,这影响到他们进行独立写作的可能。反映二十世纪下半叶共产党中国现实的作品很多,也涉及到了“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甚至还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伤痕文学”,有许多作家因此出名。但这些作品是在党母亲允许的尺度下进行反思,停留在现实的表层,作家的“自我审查”和“自我回避”也限制了这种写作深入追问下去。
   汪建辉的《中国地图》则与此相反,它直接深入到了中国大陆历史与现实的冻土层之下。这个小说一开始“总览”中的一个标题就是“特务――1949~2000年◎中国◎一个人的一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我们用人民的眼睛和耳朵来感受中国太久了,那么我们就用特务的目光来思考吧。这显然已经与“主流(官方)的文学史”写作拉开了距离,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人民”已经成为一个虚假的代名词,“人民”的眼睛已经失明了。而作为对立面的“特务”则在民族狂欢中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但在作者的这个长篇小说中,“特务”更像是一个象征符号,它见证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但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自身的象征。“特务”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一生都有一个干番大事业的明确追求,后来猛然醒悟,他的理想和追求不过是一场虚无,是一场彻头彻尾自己人为的悲剧;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没有机会和时间重新开始自己。他只能将错就错,为此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做赌注。这个人的一生,有点儿像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共产党中国目前正走在这样一条毫无希望和前途的道路上。“特务”更像是一个寓言中的人物,他的使命就是见证这个时代,在残酷的思想改造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廓清这个苦难时代的内质,把整个小说的美学帝国大厦建立起来。事实上,作者正是用“特务”这个人物,让他记录下了共产党中国所发生的真实的一切,土改、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文革、恢复高考、包产到户、严打、六四、邓小平南巡、三个代表等等,极其真实准确地还原了历史与现实。汪建辉写过很多小说,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其最优秀的小说还是这个,在我看来,这是作者的一个创造。这部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描述,真实得惊心动魄,严峻得近乎残忍,但主人公对现实的观察始终是冷静的目光,不动声色的描述,具备这种定力的只有“特务”,而“特务”的目光是不会被疯狂的红色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他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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