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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彼/此
本书共十二余万字,分为三个部分:
彼(过去时)——人性中极端的状态,沌净与邪恶。相当于是一部成年人的童话。偏向于优美、梦幻的描述。是超验的存在。
/(彼与此之间)——相对应的是文化、历史以及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叉点:什么样的历史必定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化。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以记叙为主。是串连起历史与现实的一条可靠线索。是经验的存在。
此(现在时)——生存中的具体问题。责任、义务、承担、追求、理想、成功、权力、欲望、贪婪,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变异、异化、混合、交媾,而产生出的现实之怪胎。文体多为经验性叙述、阐释及议论。是经验的此在。
本书对人性及人生,产生出深深的绝望,如果你仍对生活抱有美好的幻想,慎入。
·彼/此
·彼——一篇找不到历史对称的文本
·/——一场现实中的人与事
·此——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交叉点
·历史与文学创作—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等待另一只鞋子·一直向北走(舞台文学剧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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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念文章《十四年》――那些我认识的人:第八卷

第八卷
   [一篇纪实文章的遭遇]
   199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大批警察来到了我的家中。足有十余人,其中还有一个人拿着一架摄影机,在我的家里扫来扫去。我说,你在干什么?他也不回答,而是固执地继续他的工作。
   于是,我放弃了我的阻挡,由他任意地拍着他认为有价值的目标。我知道如果我再坚持下去,那么他的镜头的目标一定会是我了。
   紧紧地盯着我。
   在这时不仅要看在当时谁处于下风,而且还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执着。我知道自己并非是一个执着的人,因为我没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就强大而虚无的理想。
   我放弃了,任凭他们在我的房子里翻来翻去。也许是这种工作干久了,他们也失去了兴趣――由此,我想任何人干任何事都会觉得无聊。也许是他们敏锐的嗅觉告诉他们,这里不会有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有价值的东西。一会儿之后,他们就停止了搜寻,对我说:你自己拿出来吧,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我们要找些什么。也免得把你的屋子弄乱了。
   我说:我知道就是那些与民主党有关的资料。我是跟他们有来往,但只是一般的那种,不会有什么秘密,我知道的你们都知道,你们知道的我却不一定知道。
   他们说:我们是例行公事。凡是跟那些有关的,你都找出来吧。
   我说:好。
   说着转身就把放在书架上的一套由海外寄来的《北京之春》拿出来给他们,还有一些零星的诸如《开放》杂志等。我知道这些书我不拿出来,他们也会一下子就找到的。
   他们说:还有你们写的那些东西。都拿出来,我们带回去,看看你们俩口子平日里都写了些什么。
   我的心一紧,想起了平日里写的那些文字,按照他们的眼光来说一定是反动的。而平时我也没有想到过他们会来查抄,没有将它们藏起来,就只是放在书架上显眼的地方。很容易就会被找到。
   我心中忐忑的将那个装着那些稿子的袋子拿下来,说:其实也没有写什么,就只是一些文学作品。
   其中的一个警察,从中抽出一篇《清醒者永远不可能醒来》就念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无耻的政府,他拥有我们的财产、拥有我们的财产的分配权……”尔后说:这些也是文学?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什么也别说最安全。
   听了那个警察念了那几句之后,那个领头模样的人,一下子就提高了警惕,说:把电脑也打开,看看里面还些什么。
   这是一台老式的――286联想1+1电脑――里面除了我写的一些小说和随笔,没有其它的什么敏感的文字,所以我想:打开给他们看看吧,这也显示出我对他们工作的配合。
   我把电脑打开,说,你们看吧。因为这是专业方正的排版系统,所以他们都不懂得怎么用,就对我说,随便打开一个文档来看一看吧。由于我的主动,他们并不怀疑这台电脑里会有什么东西,但是由于已经都打开了,他们也就例行公事般地想看一眼就算了。我想是这样的。随便打开一个文件,他们看一眼证明不是什么敏感的东西就行了。他们也就完成了上面交下来的任务。
   我随便输入了一个文件名:Z,然后一敲回车,一篇文章就显示出来了。天,刚一个开头,我就吓了一跳,题目是:《追踪民运人士二十天》。
   这是袁娅在1998年底与文斌一起结伴走了中国的湖南、湖北、贵州、浙江、山东、陕西等几省,寻访各地的民运人士在途中写下的日记。它记录了,各地民运人士的风貌与个性。
   在这台电脑里有近百篇文档,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这一篇?真是造化弄人。我原先还以为袁娅在写完这篇以后把它拷贝在软盘上,而后将电脑里的文件删除了。
   那个警察看到这个题目,高兴地说:这电脑里看来问题还很大,把它搬回去,全部检察一遍。声音里透露出一阵兴奋。
   后来,据说在他们给文斌定罪时,部份地引用了这篇文字里的内容。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次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有组织的串联。有这篇文章为证。
   为此袁娅心里一直很内疚,认为是自己害了文斌。我安慰她说,没有你的这篇文章,他们也会判他十三年的。这件事与你无关的。
   可是她还是一直在内疚着。为了使自己心里好受一些,她把结婚时我母亲送给她的金项链拿给了欧阳懿,托他把它变卖了,而后把卖的钱送给文斌的妻子(后来――两年后,欧阳懿也被抓进去了,国外的报道称他为网络异议人士,至于他被判了多久,我一直没有得到具体的消息)。
   搜查了之后,警察拿出一份传讯单叫我签字。我签了字之后就跟他们一起坐上了警车,到了双桥子派出所。我被带到了会议室,有一个做记录的已经坐在那里了。面前是一叠稿纸。
   我坐下来,他们像拉家常似地说:我们不谈你们做的事情的对与错的问题,只是问你一些具体的事情。
   我说:你们问吧。
   其中的一个头头摸样的人问了一些文斌的事。无非是,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你们都谈了些什么?都有些什么人跟他有联系?
   我说:我知道的并没有你们知道的多。你们找到我,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他们说:我们只是在例行公事。
   我知道他们对这种工作并没有什么主动性,而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所有的专制体制都有这样的共同特点:只对上级负责,而不会对下层的人民负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饭是上级给的,而不是人民。
   审问并不是很严格,似乎他们也觉得,我知道的事情,他们早就知道了。也没有必要多问。气氛也还算是比较轻松。
   很快就过了两个小时,已经是过了十二点。从门外进来一个人,说:那边已经好了。
   于是,那个头头模样的人说:你可以回家了。
   我问:袁娅呢?
   他们说:没事了,她已经回家了。
   我说:我的那些稿子呢?我可不可以拿回去?
   他们说:我们要仔细看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会还给你。
   我回到了家,袁娅已经回到家里了。我问:你没事吧?她说:没什么。只是那篇文章被他们查抄走了。我问:你没有留底稿?她说:我并不是担心它没有了,而是害怕它对文斌有什么不利。
   后来,果然他们在审判文斌时引用了《追踪民运人士二十天》的一些句子,以证明那次行走,是在搞以反革命为目的的串联。
   现在是2003年,在写到这里时,我问袁娅:如果你那篇文篇还在就好了,把它加在这里,那么这篇文章就丰富多了。
   袁娅说:就是。只是我手上没有了。
   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希望:还找得到吗?
   她说:我的一个朋友――阿邢那儿也许有,当时写完了之后,我送了一份给他。
   停了一下,她又说:前几天我见到他,他还说我的那篇文章写得好呢。
   我说:把它找回来吧。我想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她说:好吧,我问一下他。
   过了两天,我又问她:找到了吗?
   袁娅说:阿邢说找不到了,本来放在办公室自己的抽屉里,可是搬了几次家,也许就这样搬来搬去就找不到了。
   我说:真遗憾。
   她说:他说他再找找看。他不会把它丢掉的。
   我说:无论如何,这一章我都给你留着。只要找到了,就补充进来。否则,这篇文章就不完整……
   (先空着。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它的。记得我对廖亦武说过一句话“我们的每一份文字都不会丢失,在安全局里,它们在最安全的地方,等待着光明日子的到来”。)
   这一天,刚吃完晚饭,天正要黑了,我的手机突然间响了,是阿邢打来的。
   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袁娅的那篇文章找到了。你过来拿吧。
   我说:好,我马上打车过来。
   下面就是袁娅的那篇文章,与她的那次见证中国民运的经历――
   [追踪中国民运二十天]
   序
   中国,可以说是民主根基最为薄弱的国家之一。对于早已经习惯了民主宪政制度的诸多西方人而言,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甚至连政治制度改革都那样举步维艰,几千年来的“儒国”专制的成果,到今天酿造成一个空前发达的威权政府,而其威权政治的感官和嗅觉又是如此地发达、以至于让中国国内现有的民运人士和其他的一些思想者常常“望洋兴叹”,因为,在一切以“生存权”为借口的极权政治稳定局面下,在世纪末中国人因信仰破灭而致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尚下、在全社会范围的腐败面前,中国以实现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民主运动是十分脆弱的、而且可以说是孤立无援的。至今很多人都认为民运前景渺茫,至少近期内是这样的。
   基于镇压体系的完美以及镇压手法的巧妙,中国民运屡遭破坏,从1979-1989到1999,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从希望到失望。人民沉默了吗?没有。知识份子始终站在民运的最边缘、以鲁迅的风骨在摇旗呐喊,新崛起的中产阶级都在寻思着产业救国,一群看似幼稚的精英人士以无畏的姿态直接走到了民运第一线,以自己的勇气在保护着中国民运的一点火苗。
   有人说:中国现在这批搞民运的人素质一般、甚至较差,不少人是社会竞争的失意者。然而他们是天生的失意者吗?如果他们不是长期受到畸视和不公正的对待?那些怀有聪明才智者,如果凭一己之私利而任凭历史的车轮倒转、任凭全社会范围的道德伦丧和腐败导致最终的崩溃和暴乱,他也能够心安理得的笑到最后?
   中国现有的政体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和人民的创造力,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人们被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麻醉着、被外强中干的“太平盛世”的宣传轰炸着、被残酷的生存权危机恐吓着,纷纷陷入得过且过的消极生存之中。正是由于中国政体改革成为一种历史必需,才有越来越多的理想主义者奋不顾身地投身到身到中国的民运中来,尽管他们本身可能很平庸很幼稚、甚至不懂政治和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阴谋术,但是,他们的存在和作为至少有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那就是:民主宪政既然是人类的理想,如果谁还承认中国是属于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就决不容许私利集团以任何名目凌架于人民的头上、阻挡历史车轮的顺利前进。
   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中国自由新闻人士,我不得不将近二十天来对中国民运的追踪采访公诸于世,儿为一段历史,忠实地记录中国二十世纪末的民运现状及历程,记录中国民运人士的执着与艰辛,并借此唤起全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权及民运的关注和全力支持。
   我相信,一切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应该了解中国民运的真像,就像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曾经发生过什么……
   1999年1月18日,第一天
   同我交往几年的文斌来成都找我,因为他听说我最近要外出旅行,而他也打算外出走走。因为中国民运最近遭到打压――中国政府趁美国忙于对伊拉克,击克林顿又被弹劾案调查弄得焦头烂额之机、以反常的快速判处民运人士――中国民主党主要成员――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有期徒刑十四年、十三年、十二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民主运动又一次进入到了低潮。情况是不是这样?中国各地的民运现状到低如何?从事民运的人都是怎样在生活?这一切都是我所好奇的――无论是从职业的敏感、还是从社会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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