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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彼/此
本书共十二余万字,分为三个部分:
彼(过去时)——人性中极端的状态,沌净与邪恶。相当于是一部成年人的童话。偏向于优美、梦幻的描述。是超验的存在。
/(彼与此之间)——相对应的是文化、历史以及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叉点:什么样的历史必定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化。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以记叙为主。是串连起历史与现实的一条可靠线索。是经验的存在。
此(现在时)——生存中的具体问题。责任、义务、承担、追求、理想、成功、权力、欲望、贪婪,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变异、异化、混合、交媾,而产生出的现实之怪胎。文体多为经验性叙述、阐释及议论。是经验的此在。
本书对人性及人生,产生出深深的绝望,如果你仍对生活抱有美好的幻想,慎入。
·彼/此
·彼——一篇找不到历史对称的文本
·/——一场现实中的人与事
·此——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交叉点
·历史与文学创作—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等待另一只鞋子·一直向北走(舞台文学剧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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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念文章《十四年》――那些我认识的人:第七卷

第七卷
   [为了一个约定]
   九十年代最后的一年,我想起了“那一年”与宁道静的一个约定。我们当年在北京分手时约定,在1999年6月4日再在北京天安门见面,当时还以为我们会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重新回到那个令我们失望并希望的地方――我们会欣喜若狂地拥抱。
   但是我们却仍旧生活在黑暗之中。从内心里我感到有些沮丧。但是为了那个约定,我还是到了天安门,想要看到她。那天,广场上的气氛非常紧张,到处都是鹰犬一样的目光冰冷地在广场上扫来扫去,在那些目光里仿佛每一个人都是捣乱分子。
   我的心在颤抖。说白了就是两个字:害怕。
   那一天,我没有找到她,我只看到有一个拿着伞的略显清瘦的中年男子,在走到人民大会堂前面时,他猛然将手中的雨伞撑开,伞里面像是写着“平反六四”几个字。但我还没有看清楚,他就被几个扑上去的人给丢进一辆面包车里带走了。
   广场上又恢复了平静,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我的心绝望之极。回家之后决定,为了纪念,还是写一点什么吧――
   [寻人启事]
   1
   
   我一直寻找着她――
   我一直呼唤着她――
   ……
   为此,我记下了我呼唤时心灵所阐述的声音。
   为此,我写下了我寻找时眼睛所看见的东西。
   我所思想的与我所看见的便成了以下的这篇东西。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半真半假:看见的是真的,思想的是假的;或者思想的是真的,看见的是假的。
   他们一定会这样认为。这样确认也最合符法则。因为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
   
   我开始写我的这些文字,为了寻找她,或者是为了记念她。我真为我的“或者”而羞涩:难道你的性格中就没有毫不犹豫的坚定与果断吗?然道你就这样来宽容自己吗?你不害怕坠入了自己宽容自己的陷阱吗?
   我说,“或者会坠进去,或者不会坠进去”,总之我是一个从不下结论的人,在做着一种可以模棱两可的事情。走到哪里就算哪里吧?我不能确定自己,包括那些所要作的事。
   世界很大,她很小。我怕我用孤注一掷的办法无法寻到或遇见她,所以我为我的寻找设计了一个方式——老牛耕地——像一架织布机的梭子,来来回回,不厌其烦。那样,只要我有足够的时间,就一定能找到她。于是,我只有不断地在辽阔的大地上——转身。回头。行走。转身。回头。行走。
   一只牛背后拉着犁,耕地一般,翻遍我脚下的每一片土地。
   由此,我的前进很缓慢。但我知道这样找到她的可能性就更大些,只要我有足够长的时间,只要上帝准许,我将始终这样徘徊下去,(就算是徘徊吧,因为很多人会这样认为)直到寻找到她。
   如果,在一个黎明你们看见一个青年人匆匆地徘徊,那就是我;如果,在一个正午你们看见一个中年人站在车站的入口或出口处,睁着寻找的眼睛盯着鱼贯而入或鱼贯而出的人在辨认着什么,那就是我;如果,在一个黄昏你们看见一个老人坐在街头的一个台阶上用老眼昏花的眼睛洗着行人时,请不要拂去他无力而浑浊的目光,请不要感到恶心、厌烦,因为那就是我。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将一个老女人送至我的面前,坚定地对我说:“这就是她。”这样我就会立即死去,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可以安心的死去了,尽管这一切都是假的,尽管你们都知道这是假的。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她是真的。哪怕是与全世界的人为敌。
   我轻轻地对自己说:“我终于找到她了”。然后跌倒死去。
   
   2
   
   在我的寻找开始之前,我必须将我的记忆逆推至十年以前,也就是1988年。
   那天——1988年的一个秋天,她坐在我的面前,秋寒初临。由于她怕冷,很早便穿起了薄棉衣,这样便让人觉得她很单薄、瘦弱。我记得当时屋里还坐了许多的人,可现在我却想不起来他们中有些谁。畅谈的气氛极为热烈友好,于是时间来到这间小屋时便被这浓郁欢快的气氛压的很小,像一条河流过一个小狭谷一样,时间在我们这里迅速流走。转眼半天就过去了。
   我们起身去附近的京棉二厂食堂吃饭,她夹在我们的中间由于穿得多而格外引人注目:她是南方人?所以怕冷?过路人用这样的目光看她。而我此时却在想:她,真正的北方人(黑龙江人),在北方生,在北方长,竟还如此怕冷,真不知她在家中是怎么过冬天的。顺便提一句当时我们在祖国的伟大首都——北京。也就是故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分别是:1988年秋天、北京、我们(这个我们里包含着她)。
   我这里用“我们”是因为我怕读者说我别有用心,当然是对她。所以我便将他们一起拉进来。法不责众嘛,这样大家都没有话可说了。没有话可说那就只有听我说。这样我就会认为我的故事写得好,读者听入迷了。
   食堂里的人很多,这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人中多,况且是在心脏北京。而且是人都要吃饭。我们进入吃饭的人流时很快便发现了个人的无力与渺小。难怪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这正符合了中国的国情。我想发明了这个主义的领导人一定是在吃饭时找到的灵感。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阐述的万事万物之间的必然联系:由吃饭看见了人海,由人海发现了自我的渺小,由自我的渺小产生了对人海的崇拜,由对人海的崇拜发现了集体主义精神。我们立刻被人流挤散,各自游向自己的目标。由于是在集体中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暂时不存在了,“我们”转化成了“我”然后被集体淹没。我在集体中游着,挤到了一个窗口刚将碗伸进去,便听见耳边传来了一阵细细的北方人所独具的标准的普通话口音:“也帮我带一份。”原来她始终跟在我的左右,而我竟没有发现。她是那样孤独而坚定地跟在我后面丝毫不为人群的气势所压倒。这使我有些感动,头一次在集体中发现了“我们”的存在。“我们”竟然能在集体中独自存在,就象在一个细胞中存在的一个分子。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个“分子”又可以单独地从细胞中提取出来。由此我发现了一个独立存在于“集体主义”之外的真理:在“我”的范畴之中有着独立存在于“集体”意志之外的“我们”。
   这就是我一直要寻找她的原因。在某一天“我们”突然失散,于是集体中的“我们”不见了。我又陷入了集体之中。为了将自己从中摆脱出来我必须要寻找到她,寻找到“我们”然后再从“我们”中寻找到“我”,最后再从“我”中寻找到“自我”。这是一条道路就象你从长安街自西单走到东单必定要经过新华门、天安门、南池子、王府井大街一样。
   
   我帮助她打了一份饭之后,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她兴奋地对我说:“别看这里的人多,但我知道只有你能帮助我。”从她的目光里我看见了“我们”的意义。那就是具体的实质性的接触与作用。这种作用是发生在从我内部而向外的具体的接触,是具有实际性内容的(就象你从西单走到东单是靠脚步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样)。而不像集体,只是靠那个发现了“主义”的领导人通过电视、广播讲话与图书文件抽象地将人们汇总到了一起。谁也不知道集体是什么,有两只眼睛还是四只眼睛、还是无数只或者干脆就像天空中闪烁着的星星,那么它的身体就成了一个空间,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谁都可以任意解释集体,只要他拥有“电视、广播、出版”的权力。
   谁都不知道集体是什么,谁都想拥有集体的管理权。这就是“集体主义”产生的意义。她坐 在我身旁对我说:“只有你能帮助我”是因为她无法拥有集体,而集体却可任意拥有她。于是她寻找到了我,于是我们开始共同拥有“我们”。
   她吃着我帮她打的饭,她很愉快,因为她终于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我们”关系与作用。
   我看着她吃饭时的样子,也很愉快,因为我也体会到了“我”在“我们”中的作用。
   
   两天后我们一起去颐和园和圆明园玩。我们一行三人。写到这里我又必须说清楚,我与她的 “我们”并不是狭意的男女之间恋情的“我们”,而是普遍的人与人的交通的行为条件。有人称我们几人为小集体,但我们的“小集体”是具体的,我们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形成的“小集体”的条件是通过“我”的自由加入而形成的,而不象集体主义只是某个领导人站在台上对他的人民说:“我代表……我代表……我代表……”在这个国度里,他什么都代表了。“集体主义”是外界对“我”施加的影响压力,使“我”不知道我要为别人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别人将会给我些什么。另外,这些是否是我本能的愿意?于是“集体主义”的创立者或得益说:“你们应该为别人献出自己的一切”。可是如果我处在集体中,我去帮助别人,而别人又反过来帮助我,这不是一种浪费吗?同时,我就无法使自己生存吗?我对自己都不能发生作用,又怎能对别人发生作用?“我”的意义不是要消失掉了吗?“我”一旦丧失,那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别人?自己都不存在了别人还会存在吗?就像为人照相,拍照的对象的“我”都不存在了,那在快门闪动的一瞬,胶卷的底片上还能留下人的影像吗?我们一行三人在公园中行走,这证明了,我和她并不是在恋爱。我们是从“集体主义”的泥球上摔出的一颗泥丸,就是“我们”。集体的泥球越大,“我们”的离心力就越大、越强。
   颐和园里的人很多,这里面聚积了很多的“我们”。你开始担心“我们”与“我们”会形成一个新形势下的“集体”,这也正是“我们”所担心的,我们决定早一些离开这里,换一个地方。但为了对得起这个公园的存在与园中美丽的景致,我们做出了合理的决定:原计划程序路线不变,但在时间上作了压缩,将原计划的时间缩短一半,就像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原定的政策不变,但在经济上却要求翻几番。
   于是,在颐和园中你们便看见了“我们”像放着的电影上因情境的需要加快了播放的速度而急急行走着的“我们”,与电影不同的是公园中的参照物并未因此受影响,它们仍旧如常,而只有“我们”急急忽忽地行走。这样“我们”又像是一艘顺流行驶在平缓的河面上的一只船,经过一个狭谷,猛地加快了速度。(这时我深为我的智能伤感,我用了两个比喻才能形容一件事情。按照目前普遍流行的经济意识来分析,我这是多投入少产出。)
   走出颐和园时“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分布情况怎样,哪里好看,哪里醉人,哪里最值得坐坐,哪里最适合于照相,我们都不觉生出了一些憾意。但一年后,我离开北京后,我却又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我去过颐和园。我确实去过颐和园,虽然从主观上来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去过,这是事实。我害怕别人深究下去,便赶紧离开,第一千零一次地开始了寻找她的工作。
   如任何工作一样,我又上班了。你们看见的那个在风中徘徊的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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