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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彼/此
本书共十二余万字,分为三个部分:
彼(过去时)——人性中极端的状态,沌净与邪恶。相当于是一部成年人的童话。偏向于优美、梦幻的描述。是超验的存在。
/(彼与此之间)——相对应的是文化、历史以及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叉点:什么样的历史必定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化。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以记叙为主。是串连起历史与现实的一条可靠线索。是经验的存在。
此(现在时)——生存中的具体问题。责任、义务、承担、追求、理想、成功、权力、欲望、贪婪,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变异、异化、混合、交媾,而产生出的现实之怪胎。文体多为经验性叙述、阐释及议论。是经验的此在。
本书对人性及人生,产生出深深的绝望,如果你仍对生活抱有美好的幻想,慎入。
·彼/此
·彼——一篇找不到历史对称的文本
·/——一场现实中的人与事
·此——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交叉点
·历史与文学创作—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等待另一只鞋子·一直向北走(舞台文学剧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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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念文章《十四年》――那些我认识的人:第三卷

第三卷
   [袁娅来地下找我]
   还是在地下。
   (这是一个防空的掩体地道,据说是当年为了防止美帝国主义的空袭而挖的,很厚实,后来和平时期,它的防空功能好像不存在了,于是主管单位便把它承包出来,打算用它来赢利。一开始这下面有一个舞厅,人称‘洞洞舞厅’,后来,说是有卖淫活动,就被取缔了。再后来,有人开了一个录像厅,专门放一些不入流的小电影,好像生意还挺不错,附近的民工时常光顾这里,有头脑精明的人又天录像厅的边上开了一家小洒巴,有一些女人经常站在洒巴的门口,热辣辣的看着过往的他们,目光像钩子似的,想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地面上的东西好像被移植到了地下,看来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过来自地面上的那一种风气的侵蚀。
   我住进地下半年后,那种干净的纯净已经不见了。)
   1993年,我主动告别了阳光,住进了地下室。其一是觉得阳光对我毫无意义。其二是阳光下一切都看得太清楚,而对于那些我又不想看清。其三是地下室是我一个朋友承包的,我可以不花钱就住在里面。
   其四……还有其四吗?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是什么呢?
   还没有答案。
   是她的出现,我才明白,第四是冥冥中我在等着一个人。那天她穿着一件毛衣,背着一个大挎包来了,她问:你是老汪吧?我说:我是。就这样,她简单地来了,简单地进入了人的生活。
   我们交谈。没有主题。随意。就像一匹敞缰的马和一只放养的鸡(我属马,她属鸡)。
   她走时,我说:我送你出去。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间从嘴巴里蹦出这一句,因为我从来还没有想过要出去,因为我不想再看见什么了。
   圣经上说:阳光下无新鲜事。
   袁亚说:阳光下一切都是新的。
   我说:阳光下到处飘浮着被罪恶谋杀的灵魂。
   歌中唱到: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我就这样简单地,顺理成章的走出了地下。因为地下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地下。
   第一束阳光从天上飘下来,进入我的眼睛时,我感觉到了热情。后来想起来,那一天太阳白得耀目,我不得不将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是从一个百叶窗的一条缝隙中去看一个世界。
   经过一个小小的但看上去还算干净的面食馆,我说:我请你吃饭吧。她没有反对,直接就进了小店。那时,我的口袋里还有五元钱。每人吃二两抄手还是够的,七角钱一两,四两,二块八。还可余下两块两毛钱。
   吃完抄手,我说,再陪你走几步吧。才几步,就到了那家小小的电影院,宣传牌上写着:明晚放映,《红菱艳》。我说:这部电影好看,我看过。她说:我没看。我说:可惜了。她说:要不,明晚我请你看电影?你今天请了我吃饭。我说:好吧。
   就这样,我们好上了。恋爱。
   太阳在这时已经走到了西边。在并不干净的空气里像是一件从地下挖出来的古铜器。
   久远。破旧。回忆。时间在天空的深处,一点一点的陷落。
   所有,过去的,都已不再……
   一块小小的薄薄的灰暗的云,只那么轻轻地一抹就将太阳藏起了。天就那么黑了下来。太阳像一个古旧的铁环滚下了天边――越去越远、越远越黑,就像久远的历史,铁环渐渐地蒙上了铁锈……太阳滑入了历史的隧道之中……
   ……就这样,天黑下来了……
   [文斌在那一个晚上的看见]
   还是在一个黑夜。在黑暗中,文斌在与我讲那一个晚上的经历。
   1989年,6月4日,由于长期的绝食我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走路都有点吃力。中午,有人劝我离开广场。他说:他们一定会开枪的。我回答:我走不动了。他说:我们抬你走吧。我说:让我再休息一会儿吧,也许等会儿就会好的。
   ‘就这样我一直在广场中没有离开。天慢慢地黑了,广场中的气氛相当紧张,空气中就像是充满了炸药,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文斌看了看我接着说:
    ‘……天黑了之后,戒严部队更加的张狂起来,学生遭到戒严部队小分队的扫荡。广场四周再也见不到学生和市民,纪念碑已成为狂风巨浪的孤岛,失去了所有的屏障。广场学生指挥部放弃了原先的所在地——位于纪念碑底座下东北侧的绝食团广播站,撤至位于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东南角的学运广播站。
    学生领袖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通过学运之声广播站不断地向四周的军人发出呼吁:“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广场上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和平请愿……”。
    学生们在做和平抗争到底的准备,有学生送来一桶桶水,让大家将手中的口罩、毛巾放进水桶中浸透,以防护催泪瓦斯。另有一些人在搜集棉被、棉大衣,用来铺在纪念碑外围的地上,以阻止装甲车和坦克前进。据说,装甲车和坦克的履带遇上软绵绵的棉被和棉大衣会无法前进。这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
   凌晨二时三十分,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发表广播讲话:“同学们,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必须以我们的勇气和策略坚持到最后!此时,如果我们搞一些武力抵抗,势必被法西斯政府找到镇压的口实,那么,他们就可以欺骗世界,而我们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坚持和平请愿,也许牺牲一部分人,但是,全世界都会彻底看穿这个政府的真实面目!”
    紧接着,刘晓波等四名绝食知识分子也先后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学生在最后一刻一定要坚持采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块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
    突然间,一名纠察队员匆匆跑来告诉我,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南侧出现了枪支,是几位工人弟兄架设的。我闻讯急忙带着几名纠察队员赶过去。侯德健、刘晓波也已闻讯赶至。只见一挺机枪架设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南角,枪上覆盖着棉被,枪口朝西。几位工人弟兄在旁严密监视着,不时用钢管敲打枪身,警告谁都不许靠近,否则他们将以钢管自卫。在我们犹豫之时,侯德健已上前抱住一位年约二十岁的青年,自我介绍说:“我是侯德健。”也许是由于侯德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帮工人弟兄并未动武。那位被抱住的小青年喊了一声“侯哥”,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哭着说,他们是一群最早也最坚决支持学生的人,为了阻挡军车,保护学生,他们的许多伙伴都牺牲了,他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大家闻言都忍不住落泪。侯德健边安慰边把那位小青年拉走了。我和刘晓波等人留在原地继续说服他的工人弟兄。
    经过再三劝说,我们终于得到了工人弟兄的谅解,拿到了这挺从装甲车上卸下来的机枪。另一位工人弟兄又主动交来了一支原先藏在附近帐篷里的步枪,这支步枪没有子弹。
    我们回到纪念碑底座北侧,当着中外记者的面,由刘晓波将枪支在纪念碑的护栏上砸毁了。一位外国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毁枪的整个过程。
    毁枪行动,再次重申了我们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即使面对残酷的血腥镇压,我们仍然坚持和平请愿的宗旨,我们愿意以流血为代价,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坚持到底。
    凌晨三时许,在绝食棚内,四名绝食知识分子就当前的局势继续着紧张的讨论。在座的有几位高校青年教师。大家逐渐达成一个共识,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屠杀行动,不能再对结局抱美好的幻想了。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应当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更多的流血,争取和平撤离广场。但是,他们一时还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撤退方案。这时候,北京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由侯德健等人出面在他们的陪同下乘救护车出广场与戒严部队谈判,以争取学生和平撤离广场的许诺与时间。
    随后,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匆匆走进学生指挥部,准备与学生领袖们商议撤离广场事宜。因为请愿静坐的主体是学生,广场的控制权在学生手里,没有学生领袖的参与,谈判就没有代表性。然而,学生领袖并不采纳和平撤离广场的建议,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轻易主动撤离广场有违初衷,等于将先前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的呐喊以及三千名学生绝食的成果付诸流水,这样做,对不起已经流血牺牲的市民和学生;二是即使主动撤离广场,还有秋后算帐的问题,历史已多次证明中共并不是宽容大量之辈,与其以后束手待毙被清算,倒不如现在放手一搏,坚持到底。
    时间已是凌晨三时许,再也没有什么商议回旋的余地。四周的军队蠢蠢欲动,武力攻占广场的行动随时会发生。刘晓波等人只好放弃争取学生领袖共同参与谈判撤离广场的努力,决定先由他们自己出面去与戒严部队接触谈判,在取得一定的承诺后,再回头继续争取学生领袖的认可,带领学生主动撤离广场。
    凌晨三时三十分许,侯德健和周舵作为绝食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两位红十字会医生的陪同下,从纪念碑底座西侧出口下去,寻找戒严部队谈判和平撤离事宜。
    选择侯德健当代表,主要是借重他的知名度,他那张脸在大陆就是最有效的通行证,也许可以在军人面前增加安全系数。选择周舵当代表,则是因为他那副文质彬彬的书生相,加上他说话慢条斯理有逻辑性,不象刘晓波容易情绪冲动,说话又结巴。
    侯德健一行与戒严部队接触的经过不是我的耳力和目力所能及的,只好借助侯德健本人事后的一段自述:“才到广场的东北角,我们就看见了,整条长安街都已摆好了冲锋阵形的数以万计的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时我们停车的周围已无人影,不知道部队已在这儿待了多久了,一见我们跑来,立刻引起了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中间夹着叫骂喊住的声音,我们立即停住了脚步,医生急忙表明身分,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的名字的声音,听不清楚,但感觉并无恶意。
    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我们的来意后,与四五个军人一齐走上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见的那种四十多岁,曾经很结实而今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他的手很厚、很软、也很热,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时他有点严肃(不能称凶)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他我们已然停止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他表示需要请求总部,就在他走回部队中没五分钟,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我没看表,不知是部队清场的信号,抑或是日常惯例的清晨五点熄灯,因为当时我们惊恐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来,扳动枪械,又开始叫吼,还有些迫不及待的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拣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无人的广场边缘,我们四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上,极为突出,前后左右都不敢动,还是医生比较镇定,劝大家站着别动,一方面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三分钟不到,指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口,在我们的询问下,他告诉我们是部队的政委,姓纪,番号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谈判中我记得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我们将立下一个大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它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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