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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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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awyer Says He Was Detained and Warned on A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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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08 Democracy Awards
·获奖感言
·司法与民意——镜城突围
·Rewards and risks of a career in the legal system
·太离谱的现实感
·35个网评员对“这鸡蛋真难吃”的不同回答(转载加编辑加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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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是如何可能的?


   滕 彪
   (一)
   二十世纪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且相互联系的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主义的兴起与衰亡。在纷飞的战火中诞生了右翼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给人类历史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灾难。在某些地区这种灾难仍在持续,在那些已经或将要摆脱极权统治的地方,极权主义的精神文化遗产还要持续更久。
   自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在1925年出现以来,对极权的研究也涌现了相当数量的文献。在中文思想界里,波普尔、哈耶克、阿伦特、魏特夫、萨托利、塔尔蒙、哈维尔、米奇尼克、萨哈罗夫、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也渐渐产生了影响。弗里德里希(C.J.Friedrich)曾把极权主义的特征概括为:(1)有一个全面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2)只有一个信奉这个理念和通常由一人领导的政党;(3)充分发展的秘密警察;以及对三种工具的垄断:(1)大众传播;(2)军队;(3)全部的组织,包括经济组织。而阿伦特(Hannah Arendt)强调了恐怖在极权制度中的作用,她把极权主义界定为“一种政府形态,它的本质是恐怖,它的行动原则是理念思考的逻辑。”这样,意识形态神话和弥散的暴力就成为极权制度的重要基础。林彪讲得更形象些,他在文革之初说过:“枪杆子和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我管这种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之上的共产政权叫做“两杆子政权”。政权(“江山”)乃是暴力所获得的“血酬”(用吴思的说法),为了维持“革命胜利的果实”,必须靠暴力和谎言的两手。
   毛时代运用暴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风、土改、镇压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每次运动中,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杀人指标,极权制度的执法者疯狂地举起了屠刀。暴力、血腥和恐怖弥散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多数有自由思想、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或人头落地、或身陷囹圄。中华民族的优秀成员、那些有可能对人类的思想文化做出贡献的同胞被杀、自杀者不计其数:在这个意义上,毛氏恐怖主义统治极大地阻碍了人类的精神事业,并破坏了人类自身的尊严。
   但恐怖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成为一种目的;或者说从一开始,恐怖就是自身的目的。它要想起作用就必须持久地维持恐怖的气氛、不断地运用暴力来展现自身的存在。希特勒则道出了暴力和意识形态的深刻联系:“暴力假使不是其源自坚实的精神基础,必然摇摆不定而失去确定性与稳定性,稳定性只能依靠对事物盲目的展望。”意识形态狂热激起政治谎言,政治谎言导向暴力的运用并且需要暴力来维持。恐怖和意识形态是摧毁真相的双生子。阿伦特论述到:“正如恐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联系。当人们与同伴们失去接触,也和周围的世界失去接触时,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因为在失去这些接触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不但使人成为恐惧的孤岛,而且使人失去对自我的认识能力。
   因此极权时代必然是一个谎言的时代。笔杆子的力量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造神(即其反面:造妖)与愚民。需要谎言来神化统治集团的历史功绩、宏伟目标和首要分子,需要谎言在制造狂热、仇恨与愚忠。存在一个非私人的、全民动员的政治目标,这是极权体制区别于“苏丹型”专制政权的一个重要特点。共产极权同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为了维持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神话,需要实行愚民教育。消除公民的主体意识、贬低公民的独立人格、阻止公民了解历史真相,这是全部极权教育隐秘的核心目标。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到:“极权政体的弊害之一,是使被统治的人民民智日趋低愚……即使丰衣足食,极权政治下的人民,充其量是一批脑满肠肥的白痴与驯顺听命的木偶而已!”“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是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位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人们失去了区别真理与谬误、虚构与现实的能力。成批的奴才从极权主义生产线上走出来;也只有靠这些缺乏主体性的、被洗脑的“螺丝钉”,极权主义才能够正常运转。
   因为极权制度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目的,所以真相不是在永不停息的生活中有待认识的事物,而是从一开始就被政治目标收入囊中的东西:所有的社会都遵循着马克思指出的发展道路;所有的历史事件只能得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所有的未来发展都符合共产党提前作出的计划或预言;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先锋队和领袖的英明领导;而所有的罪恶和错误都是偏离了党的领导造成的。这种历史规律性、“系统一致性”使个人思考成为多余的东西;也把一切不同意见变成必须加以消灭的异端邪说。在绝对真理的驱动之下,暴力就更加肆无忌惮了:阿隆(Raymond Aron)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写到,“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在绝对规律、人民意志的名义之下,“可能性”被取消了,真相也同时被取消了。
   为了维持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神话,必须实行言论的管制。控制国内的全部舆论机器、封锁与国外的信息联系、通过党组织的毛细血管监视和控制学校和文艺机构、通过思想警察控制私人聚会中的言论与思想动向、严格管制民间结社、大兴文字狱以惩罚那些敢于说出“皇帝光着身子”的孩子。“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阿伦特) 这样,宣传的存在仅仅是因为极权统治者没有能力把全部领土变成集中营。为了统一思想,不惜耗费巨大资源;为了阻止真相,整个社会被动员起来了:从思想改造运动(胡平用“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来比喻之)、学习班、思想汇报、思想政治工作、媒体审查、作协体制、公共政治课程、大量的秘密警察,一直到对付互联网的金盾工程。对说真话者的惩罚也会指向体制内的高级官员。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时,敢提意见的彭德怀遭到毛的整肃,一批说实话的干部被迫害,到大饥荒发生时人人噤若寒蝉,几乎全都为了自保而掩盖大面积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还以“粮食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陕西的主动支援。而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直到现在还成为难以揭示的真相。
   同时,通过体制内的种种好处来奖励那些编造、传播和默许谎言的人。在媒体上发言和露面的机会、体制内的奖励和经费、“歌德派”的大红大紫,常人所需的一切好处——职称、荣誉、稳固的收入、升迁的机会、安定的生活——都和谎言挂起钩来了。你不能忍心让父母孩子跟着受罪吧?那好,容忍那些谎言吧。你想得到更多?那好,传播那些谎言吧。还想得到再多一些?那好,编造一些谎言吧。谎言是衡量忠诚的标尺。正反两方面的残酷现实,使得人们从苛刻的言论审查走向更为苛刻的自我审查。就像福科(Michel Foucault)所分析的“边沁式监狱”:由于监视被认为是无时不在的,被监视者在极为精巧的权力装置之下变成了自我监视者。更进一步,极权主义通过扭曲语言的含义、任意地制造语言,使人无法通过语言来倾听世界、感知事物并通过语言来发现自己。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神话,必须运用一定的技巧,一个重要的方法是人为地强化语言的巫术功能,使语言沦为激发情感、政治宣传、控制思想的工具。这样,极权主义言论体制的效果就是,审查成为习惯、说谎成为无意识、甚至思考成为不可能的东西。在恐惧、从众与自我合理化的心理机制作用之下,谎言被言说者当成了真理。而且由于垄断了信息的来源,没有任何机会听到反对的声音,由于提出异议的代价太大,谎言在听者那里也成了真理。在这种体制之下,真相是如何可能的?(我是最广泛的意义上来使用“真相”一词,社会的真相、历史的真谛、知识上的真理、自我存在的真实。)
   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供职于“真理部”:他的工作就是消除并伪造历史纪录。我们就生活在类似“大洋国”的体制下(那里有“新话”、“双重思想”以及恐怖的“101房间”),我们所接触的历史、我们所接受的哲学、我们所信仰的主义、甚至我们的心智结构和人格结构,都是极权体制一手精心打造出来的。那些自认为没有被洗脑的人也很可能刻下了愚民教育的种种烙印;有的人一脸真诚地说出来的东西、有的人死心塌地地相信的东西,在局外人眼里可能是荒谬可笑的呓语。大科学家从科学上论证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英明领袖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历史权威把一场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够相信的?——这等于说,还有什么是能够相信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相是如何可能的?
   (二)
   一旦卡里斯玛型的领袖变成例行化、制度化的专制统治,原来的极权主义体制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统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称谓,凯索夫(Allen Kassof)称为“行政的社会”、“无恐怖的极权”,布热津斯基(Z.K.Brezinski)称为“员吏政权”,杜克尔(Robert Tucker)和林兹(Juan Linz)等人称为“后极权”,黎比(T.H.Rigby)称为“组织的社会”,柯克斯(Paul Cocks)称为“民粹型的极权社会”。哈维尔(Vaclav Havel)在他最重要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1978年)中写到:“我充分意识到它(‘后极权制度’)不是一个精确的表达,但是我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用前缀词‘后’,并不是说这个制度不再独裁,正相反,是指现在的独裁运用一种与古典专制根本不同的方式,它大大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理解的。”
    我也认为,用“后极权体制”称呼中国当前的体制比较恰当。这种体制不是极权体制结束后的状态,而是变了种的、更精巧也更成熟的极权体制。赤裸裸的暴力、全民动员和狂热的理念,不再是最明显的特征。统治依靠的是专制结构的惯性、驯服的人性、相互间的监视、弥散化的恐惧和麻木不仁。由于它修正了原来的极端意识形态并重新寻找新型话语(“三个代表”、“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来重建政治合法性,由于它在经济政策上出现松动并获得了繁荣的表象,所以具有较大的迷惑性。但在本质上它仍然具有极权体制的核心特点:一党垄断、政治腐败、言论管制、阶层分裂、践踏人权、人性异化;它在本质上仍是以暴力作后盾的谎言政权。哈维尔这样描述后极权制度的虚伪:“官僚统治的政府被称作人民政府;劳动阶级在劳动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假。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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