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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的自由

   《1984》的主人公温斯顿在日记里写道,“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2+2=4的自由。”说实话,我不太明白。可以说2+2=4的自由算是什么自由?哪一种制度会禁止人们说2+2=4?对自由有大致理解的人都会同意,“自由就是可以说2+2=5的自由。”——允许说2+2=5的制度,必然允许说2+2=4;允许异端言论的制度,才是真正自由的制度。
   
   不过,细细品味,在乔治∙奥威尔这篇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这个等式并不简单,似有深意。有过在极权体制之下生活体验的人们或许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2+2=4就是一个常识,只要不是疯子傻子都会接受的常识。自由制度的生长固然有一些历史际遇,但和极权制度相对而言,它不过是尊重常识、接受真相的制度。自由不是标新立异;它不是整天呼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调,慷慨激昂地要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它不过是承认了人的基本需求、本能和人性:只要是人,都想要幸福安全地生活,都不愿无缘无故地挨骂、挨打、挨枪子儿。自由不是高深莫测的东西。它允许人们说出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愿望;这些愿望在每个个人那里是极其自然的、理应如此的,就像2+2=4那样。当无辜的公民聂树斌、滕兴善被绑到刑场上要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心中的世界,就是一个黑白颠倒、连2+2=4也不许说的世界。

   
   而极权制度必然是一个强制人们说2+2=5的制度。极权主义就像一个野蛮的妓女,她用枪杆子来逼迫人们歌颂她的贞洁;这还不够,她还逼迫人们真的认为她纯洁。只要统治需要,极权制度就会剥夺人们说2+2=4的自由。在《1984》里,2+2=4的自由在残忍的刑讯中被剥夺了:特务头子奥勃良对温斯顿的审问是从他日记里的这句话开始的。他伸出四个手指,问:
   
   “我举的是几个手指?”
   “四个。”
   “如果党说不是四个而是五个——那么你说是多少?”
   “四个。”
   电击。疼痛。
   “几个手指?” 
   “四个。”
   更强的电击。更剧烈的疼痛。——奥威尔对刑讯的想象力比中国警察差远了,连101号房间也是从中华帝国借来的。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四个!我还能说什么,四个!”
   更强的电击。更剧烈的疼痛。
   “多少手指?” 
   “四个!快停下来!快停下来!四个!”
    “多少手指?”
   “五个!五个!五个!”
   “不,温斯顿,这没有用。你在说谎。你仍认为是四个,到底多少?”
   “四个!五个!四个!你爱说几个就是几个。只求你马上停下来,别再教我疼了!”
   
   按照思想总管奥勃良的说法,改造思想(其实任何对思想的改造其实都是最恐怖的刑讯逼供!)分为学习、理解、接受三个阶段。到了最后,温斯顿完完全全接受了“自由即奴役”的说法,他不由自主地在本子上写下“二加二等于五”,他发自内心地热爱老大哥、热爱党。
   
   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让他说出并相信2+2=5?为什么花这么多银两去控制言论思想和信仰?难倒2+2=5能够给党(“英社”)带来巨大的好处?
   
   也许就是如此。“如果党说不是四个而是五个——那么你说是多少?”党的说法和温斯顿的说法——2+2=4应该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看法——产生了矛盾,这是毫不奇怪的,甚至是必然的:2+2=4不会给党带来额外的好处。党伪造了生产数字、伪造了战争和叛徒、伪造了历史和现实(负责篡改一切、消灭真理的正是温斯顿所服务的“真理部”),因为它区别于历史上的一切统治形式:谎言乃是老大哥、核心党员进行统治、获取好处的基础。2+2=5同时是一个区分技术:指鹿为马意味着绝对的服从和绝对的忠诚。于是谎言披着真理的外衣在我们的生活中肆无忌惮地重复千遍万遍: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没有一个人因为网络言论被捕;中国是世界上人权最好的国家;等等。谁需要这类谎言?一个男人只有欺骗老婆或者勾引别的女人时才喜欢编造“她是我小学同学”的谎言;一个罪犯才需要毁灭证据和虚构身份。
   
   这个时候,再说2+2=4就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些因为思想、言论而入狱者无非就是不识时务、仍然坚持说2+2=4的人们。也许不是因为他们的数学太好,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双重思想”的逻辑。与其说“双重思想”是极权主义的共同特点,不如说它是不幸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的人们必备的生存技巧。双重思想要求人们同时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而两种说法都一样自然、一样真实。双重思想是党的“核心思想”:“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忘掉可以拆穿这种谎言的事实,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又从忘怀的深渊中把事实拉了出来,需要多久就维持多久;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于此同时又一直把所否认的现实估计在内。”在真诚地接受2+2=5的同时要知道2+2=4才是真实的;而一切关于2+2=5是谎言的信息都必须忘掉,就像它们从来没有过一样。党的三句口号也只有通过双重思想才能理解: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对有些人来说,“双重思想”的技巧实在太难掌握,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了:一、坚持说2+2=5。这在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和个人能力大致相符合的、一个人想要的一切。唯一不幸的是,党也有2+2=4的时候。二、坚持说2+2=4。这在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前一种人不想要的一切。失去住房、失去工作、失去名誉、无法出国、进监狱,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在人人必须表态的地方(比如大洋国),沉默、装傻,既不说2+2=5,也不说2+2=4,是不行的。
    
   在一个允许人们说2+2=4的制度下,一定允许人们说2+2=5。理由在于,允许人们说出常识,等于允许人们相互交流、彼此尊重,等于赞同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原则;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所认定的真理,等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口径,不存在真理的审查机关;这必然导致一个利益多元、思想多元的社会体制。在一个绝大多数人认同2+2=4的社会里,说2+2=5不会给人们带来什么伤害;而一个强迫人们说2+2=5的社会里,2+2=4的认同者就是敌人。
   
   在一个允许人们说2+2=5的社会里,几乎没有人会说2+2=5。美国曾经有个著名的焚烧国旗案;焚烧国旗的行为被惩罚的时候,州通过立法禁止焚烧国旗的时候,不少人故意焚烧国旗表示抗议;而当最高法院最后认定焚烧国旗案属于宪法所保护的表达自由的时候,焚烧国旗的行为却极少发生了:在一个连烧国旗都被允许的国度,那还烧它干什么呢?如果言论自由的边界是“即刻而现实的危险”,还有多少人会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思想?
   
   如果2+2=4是一个隐喻的话,它不是指政治意义上的绝对理性和唯一真理;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公认的标准,超越民族、阶级、文化的正义标准。虽然历史地看,“正义”或“自然法”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变脸,但是承认还是不承认最基本的正义原则、遵守不遵守伦理底线,仍然有着明显的区分。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要么把种族的纯洁性当作最高的标准(纳粹的“种族正义”);要么把领袖的语录作为最高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要么把一切自由民主的观点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么或明或暗地支持“强权即公理”(“落后就要挨打”)。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普遍的正义准则。它被人们普遍接受,就像2+2=4一样。在我看来,这些普遍的准则不是一个完美社会的标尺,而是共同的正义底线;不是积极的激进的主张,而是消极的合情合理的禁令。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善的状态,人类的智慧也不足以设想和描述这种完善状态;但人类的智慧已经发展到了可以为所有的政治共同体设定一个及格线。不得灭绝种族,不得剥夺生命,不得施加酷刑,不得干涉司法独立,不得剥夺言论自由,不能垄断新闻,不能强制信仰,不能侵犯私产等等,达不到这些要求就是不及格。
   
   但极权主义玩弄语言技巧和庸俗的辩证法,把一切人权标准、自由准则说成是相对的,把“国情”或“传统”作为拒绝文明的挡箭牌,把各种批评说成是别有用心的污蔑。在不允许说2+2=4的地方,奴役也不允许说成是奴役;“奴役就是自由。”警匪一家就是依法治国,冲突四起就是和谐社会,操纵选举就是人民民主,煽动仇恨就是爱国主义,愚民教育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维持特权就是保持党员先进性。
   奥威尔借主人公温斯顿之口说道:
   
   “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的的确确,在我们的社会里,“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到了必须说出来、必须捍卫的时候!那个在街上得意忘形的皇帝真的什么也没穿!为了开“两会”就把上访者赶走或抓起来是不人道的;把持有不同的思想观点人投入监狱是反文明的;法官不依法审判而屈从政法委的命令是不公正的;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是违法;开着坦克上天安门碾压学生是犯罪;户籍制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身份歧视;农民土地是不能随便征收的,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是不能随便拆的;加入练气功的团体不能受到惩罚;人们选择和更换政府的机会不能被剥夺。——虽然有时候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简单的论断需要复杂的知识或复杂的说法,但我们更多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这些简单的判断!正常的理性总是可以让我们说,手被刀砍断是很疼的,除非是在麻醉状态。——即使我们的嘴一直被堵住,即使我们一直被注射麻药,可那手还是被砍断了啊!
   
   
   
   2006-3-8首发《大风》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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