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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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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办公室上课去!—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四
·不扎也得扎!—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五
·学习班—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六
·向人性宣战—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七
·“盯关跟主义”—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八
·人性不曾屈服—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九
·野蛮是如何炼成的?—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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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关于游行示威权利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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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关于游行示威权利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滕彪 许志永 吕宝祥
   地址: ***

   电话: ***
   被申请人:北京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马振川 职务:局长
   申请事项:请求撤销北京市公安局(京)公治字(2005)第56号《集会游行示威不许可决定书》。
   申请人滕彪、许志永、吕宝祥不服北京市公安局对我们7月27日递交的游行申请所作的不许可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现申请复议。
   我们认为,承德陈国清等四公民五次被判死刑案,是一起典型的假案、巨大的冤案。通过详细阅卷和多次调查,我们相信,陈国清等四公民是完全无辜的,是刑讯逼供的受害人。但是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四人至今已经蒙冤入狱十一年,他们的亲人流尽了泪水;他们的家属和代理人十多年来穷尽了各种救济途径,耗尽了心血。2005年3月20,我们将刘成金的举报本案真正凶手的材料发给最高法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希望最高法院提审此案,公安部侦查此案真相,司法部保护狱中举报人的安全。并且当天就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但半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除了游行示威,我们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们认为,北京市公安局以“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为由对我们的游行申请作出不许可的决定,是站不住脚的。这样一个人数不多、诉求合法、时间不长、路线并不敏感的游行示威,绝不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定在事实上剥夺了、至少是极大地限制了我们集会游行示威的宪法权利。
   复议理由:
   一、承德四公民五次被判死刑案,已经穷尽了各种救济途径;除了申请游行,别无他法。
   1994年7月30日和8月16日,承德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抢劫杀害案。10月30日,城郊村民陈国清因一起民事纠纷被带到派出所,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下,他供述了自己抢劫杀害了出租车司机同时还陆续供述了二十多个村民是同案犯,警方通过逼供逐步从中圈定了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四人,宣布破获了此案,专案组成员为此立功受奖。
   1996年8月,陈国清等四人被承德市中级法院以抢劫罪一审判处死刑。1996年10月,河北省高级法院裁定认为原判事实不清,将此案发回承德中院重审。并附上一个“发还提纲”,对陈国清供述的20多个人其他人的下落、被告人作案时间、被告人遭受刑讯逼供等问题提出质疑。1997年8月,承德中院由同一个法官王晓法担任审判长再次把四被告人判处死刑。1998年2月,河北省高院再次发回重审。1998年10月,王晓法第三次担任本案审判长再次判处四被告人死刑。1998年12月,河北高级法院再次发回重审,2000年10月8日,承德中院判处陈国清、杨士亮死刑、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
   2001年3月4日,田文昌律师主持召开了专家论证会,陈兴良教授、陈瑞华教授、李宝岳教授等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四被告人应无罪释放。2003年两会期间,吕宝祥律师找到全国人大信访局负责人陈述冤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法院循环审理未定罪,犯罪嫌疑人已被关押近十年”为标题,就陈国清案专门出了一份信访简报。2004年3月26日,河北省高院宣判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对于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展示给法官的刑讯逼供留下的诸多伤痕,判决书中只字未提。
   从2004年4月到2005年8月,四被告人家属多次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高院申诉,但都没有任何结果。他们的呼吁换来的只是2004年12月27日承德市双桥区政法委副书记等一行四人找到四被告人家属,威胁他们如果再上访就可能被抓。
   2004年12月30日,辩护人吕宝祥律师、许志永博士、陈岳琴律师、夏霖律师将承德市有关部门恐吓被告人家属不准再申诉、在河北高院已经无力启动再审程序的情况反映给了最高法院,同时在一系列新证据的基础上向最高人民法院再次申诉。
   2005年3月,辩护人找到了在沧州监狱服刑的八年来坚持不懈的举报人刘成金,详细了解了刘成金举报的本案真正凶手的作案情况并拿到了刘成金的书面详细举报材料。2005年8月,我们查到了关于1994年两起凶杀案作案工具和赃物的线索,这些证人证言和刘成金对真凶的举报相印证。我们已经把这些重要信息报送最高法院和公安部。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为辩护人,该做的都做了——尽力搜集了所有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反驳指控;不该做的也做了——像侦探一样调查本案真相并向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线索,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无辜者被判死刑蒙冤入狱的现实。我们不得不通过申请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对官僚主义的抗议,希望借此引起人们对此冤案的关注。三次游行申请之后,8月下旬,我们得到消息,河北高院审监庭已经开始复查此案。但是,我们仍然担心,官僚主义会打着复查的旗号拖延时间,再次错过纠正错案的机会,我们不得不通过申请游行的方式继续为无辜的公民呐喊。
   二、北京市公安局以“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为由对我们的游行申请作出不许可的决定,是站不住脚的。
   1、人数不多、诉求合法、时间、路线并不敏感,这样的游行示威绝不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
   我们申请游行的人数仅为4人,并不会阻碍交通,也不会妨碍正常的工作秩序,甚至不需要警察来负责维持游行秩序;我们的诉求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不能无视四个普通公民的生命和尊严;我们的诉求是合法的,因为我们的游行权利受到宪法的保障,我们的游行申请完全符合程序,我们也有权利要求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去作它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的诉求也是理性的、有限的、个案的,并没有提出更高、更抽象的政治要求;我们的标语是理性的,没有上纲上线,而是就事论事;我们还选择了不敏感的时间和不敏感的路线(8月9日下午14:00-16:00,光明中学-新街口大街-二炮总医院),避免引发民众不必要的联想;我们的游行示威时间仅为2个小时、距离仅为500米左右,喊一喊口号、举一举标语,到时间就停止,绝不会引发暴力和无序。——“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从何谈起?作为维持秩序的公安机关,怎么会认为他们所维持的秩序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四个人的游行队伍就会使之受到严重破坏?如果社会秩序脆弱至此,怎么能够建设和谐社会?
   北京市公安局以“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为由作出不许可决定,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2、即使人数众多、诉求更高、时间更敏感、路线更长,依法行使游行示威权利也不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
   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里,公民在享有种种权利的同时,也能够独立地承担责任。游行的组织者已经考虑了其法律责任,如果游行超出了规定的时间、路线,如果参加者没有遵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则,那么他们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人数众多,也许是因为众多的人缺少表达的渠道,也许是因为某些政策没有通过正常的代议制渠道反映出来;诉求更高,也许是因为人们对政治或社会问题有更高的期望,也许是因为人们的政治信仰远远超出了官僚机构的政治理念。对于私有财产、公共财产、对于其他人的生命自由权利,已经有民法、刑法等加以保护,政府有职责去追究违法者的责任。而对于宪法所明确赋予的游行集会示威的自由,人们选择时间、地点和路线的时候,不应该受到不必要的限制。
   游行示威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和情绪的表达而已,它属于“表达的行为”;就像戴袖标、焚烧旗帜、穿着写有口号的衣服上街一样,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表达思想的行为。这种表达就像写作、画画和演剧一样,是表达自由的应有之意。它是非暴力的,它只是提出看法、表达要求,并不要求采取立即的政治行动。它甚至只是宣泄一下感情,不在意任何人理睬、也不要求任何实际的社会行动。因此,即使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也仅仅是作为表达自由的游行示威而已;它不是起义、不是暴动、不是军事政变、不是暴力犯罪,并不会威胁社会秩序。
   游行示威是激烈的表达意愿的方式,它本身不构成对秩序的威胁。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间接的后果。因此为保证游行权利的顺利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写入了一些关于维持秩序的条款。比如,“对于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主管机关应当派出人民警察维持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保障集会、游行、示威的顺利进行。”(第十八条) “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任何人不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进行扰乱、冲击和破坏。”(第十九条)“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必须负责维持集会、游行、示威的秩序,并严格防止其他人加入。”(第二十条)“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在必要时,应当指定专人协助人民警察维持秩序。”(第二十五条)“在集会、游行、示威进行中出现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人民警察应当予以制止。不听制止的,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命令解散;拒不解散的,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强行驱散,并对拒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第二十七条)既然规定了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人民警察的维持秩序的责任,就意味着不能以威胁社会秩序为借口剥夺游行示威的权利。
   3、威胁社会秩序的不是游行示威,而是阻塞言路、扼杀自由、掩盖问题、压制冲突的行为。
   由不完美的人组成的人类社会必然是不完美的,任何一种体制、任何一种文化,都必然存在着冲突。历史上有各种解决冲突的办法,但今天人类文明已经取得共识并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即用法律规则来界分利益、用权力分立来限制立法者、用超越党派的独立司法体系来调节冲突、解决纠纷。另外通过代议民主、新闻自由来反映日常的民意;而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用来表达兴奋、悲伤、抗议等强烈的情绪。这种宣泄渠道是一个社会的紧急出口;因为没有人会预料生活中会发生的突发事件、没有一个社会可以预知新鲜的未来的事物;未来因为其不可预知,才值得向往。唯有开放社会才是鲜活的、互动的、在交流中吸纳了各种智慧的,才是人的主体性得到尊重的。也只有开放社会才是真正稳定的,因为它的秩序获得了自由的品格。而一个封闭社会则不能及时地和生活进行对话、不能反映社会新的需求,它遏制自由、阻碍创造力;它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遮蔽问题、掩耳盗铃,它对待冲突的态度是压制冲突、假装和谐。这样一个没有出口的社会是危险的社会,因为问题越积越多,怨气越积越深,矛盾越演越烈。一致绝不是和谐,沉默绝不是服从,死气沉沉也绝不是秩序。在缺少司法独立也缺少新闻自由的社会里,在每个角落都酝酿着不安。积压的冲突、被遏制的仇恨会演变成暴力;而非理性的暴力将摧毁秩序也摧毁改革积累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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