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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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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连线:中国反酷刑联盟成立,向酷刑说“不”
·Announce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 Anti-Torture Alliance
·Chinese Court Upends 13-Year-Old Rape, Murder, Robbery Conv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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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书到公开信


   滕 彪
   (一)
   在中国的皇权专制时代,“上书”是一件危险的事儿。一代清官海瑞,见到明世宗沉溺于长生不老之术而不理朝政,心中焦虑。他在上书之前,准备好棺材,诀别了妻子。真正是“冒死上书”。不仅如此,不是所有臣民百姓都有直接上书的资格,比如按清代官制,六品以下小官都没有直接上奏之权,有事须由大官代奏。遇到皇帝特别开恩,才准许臣民直接上书言事。甲午海战之后,储秀宫里年仅20岁的小太监寇连材,因忧患国事而上书慈禧太后,就被加上“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斩首。因此上书者即使不备棺材,也莫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看看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的用语:“举人等栋折榱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用敢竭尽其愚,惟皇上采择焉,不胜冒昧陨越之至。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这就是“公车上书”,它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上书了。
   到了极权恐怖主义盛行的毛时代,封锁信息、因言治罪,而且闹革命一直要闹到“灵魂深处”,弄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不过残酷的文字狱仍然不能阻止人们冒死上书独裁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记载了红色恐怖年代的一些“上书”以及上书者遭受到的残酷迫害。这些书信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思想内容上也参差不齐,有的是献国策,有的是谈思想,有的是向党交心,有的流于打小报告。有一封给毛泽东的上书中写到:“毛主席周总理二位老人家的衣食住行要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二位老人家健在一天,我们的事情就要办好一天。我们要时时提防‘无毒不丈夫’,我们要时时注意这‘万一’”。另一封署名“心赤客”的给周恩来的上书中写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敬爱的总理,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民族的昌盛,切勿手软啊!”
   但是也有人指陈弊端,表达抗议,发出了那个时代最勇敢的质问:1966年9月24日,19岁的女大学生王容芬给毛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一个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推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
   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这是我所知的最早的一个退团声明;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出现这种抗议的声音和决绝的态度,显得尤为珍贵。王容芬听了“八一八”接见时林彪的讲话,觉得“和希特勒没什么区别”。她心想“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她写好信,贴好邮票,在棋盘街邮局发出,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一瓶一瓶地喝……接下来的事情是被送进医院,审讯,进监狱,受酷刑,十年之后被判无期徒刑,1979年出狱时,已经33岁。
    毛时代的上书者都遭到了极其残酷的对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上书提出批评意见,被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1962年又写了一封称为“八万言书”的上书,又因此被加上“翻案”的帽子并遭到长期的监禁、批斗和折磨。
   在极端的年代、在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之下,绝大多数的上书并不是表达抗议,而是向皇帝提意见、献计献策。湖南新化一中的学生萧瑞怡在给毛泽东的上书中坦诚地道出了上书的心态与意义:
   我想,一个国家也像一个家庭一样,儿子可以向老子提意见,献主张,以便将家庭搞好;同样,作为个国家的公民,看到国家的弊病,也可以向自己的主席提意见,献主张,以便将国家治好,我的上书就是秉着这一愿望而出发的。
   这里出现了“公民”的概念,但是文字中反映出来的并不是公民意识,而主要是臣民意识。或者说反映了那个政治结构中并不存在民主制下的公务员-公民关系,而只有专制制度下的君-臣关系。
   (二)
   1976年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的诗歌、挽联、文章、标语与文革中的大字报、小字报一样,是在不正常的言论体制下人们表达思想感情和政治意见的形式。于1978年9月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复刊号因触怒了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而被禁止发售,有人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的一排矮墙上,轰动了北京城;人们纷纷在墙上贴出大小字报,这直接引发了西单民主墙的出现。魏京生于1978年12月5日在西单民主墙贴出的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反映了人们要求民主的心声,成为那个时期一个标志性的文本。
   在1970年代末开始的校园民主运动中,伴随罢课游行的仍然主要是大字报、请愿书、传单以及民间刊物。中国人民大学1979年10月的校舍风波在罢课宣言、请愿书中很快变成了公开的抗议行动。《探索》、《四五论坛》、《沃土》、《北京之春》、《这一代》等自发刊物也达到了相当的思想高度。1980年复旦、北大、北师大、清华等高校的校园竞选活动中出现了众多的“竞选宣言”、“竞选纲领”和“竞选声明”。1980年代中期的校园民主运动中出现了更多的公开声明、公开信。比如1986年12月1日中国科技大学出现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号召人们“为真正的民主进行斗争”,开启了新一波高校民主浪潮。1986年12月27日,北大国政系四名研究生贴出《告北大同胞书》,反对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暂行规定。1988年4月6日,北大十名研究生在三角地贴出《致七届人大和七届政协的公开信》,并附有签名榜,很快即被200多人签满。4月8日和9日,北大人大部分教师分别贴出《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和《致七届人大新任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提高教师待遇。
    1989年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中,在天安门出现了令人震颤、也令人痛心地一幕:4月22日中午,三名学生手举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台阶上,要求向李鹏递交请愿书并要求对话。这似乎反映了这次民主运动的思想局限,说明了在当时的政治权力挤压下,公民观念的萎缩与公民社会的衰弱。民众意识和心理结构还没有完全从君臣时代中脱离出来,公民社会还需要较长的培育时期,这也是中国民主事业的艰巨性所在。
    但是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上书”和“大字报”渐渐地过渡到了政治意识更成熟和政治诉求更明确的“公开信”;这在1989年达到了一个高潮。
   按照官方的《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的说法,“在1989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比1986年更为严重地泛滥开来。方励之已不再躲躲闪闪,用隐晦的语言表达他的主张。”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发出《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40周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到来的时候,“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韩文甫在《六四民运》一书中评论说:“方励之的信完全摒弃封建社会下级向上级、平民向帝王‘上书’那一套格式,以公民的身份平等的身份给邓写信,语气不卑不亢。”)2月13日北岛、邵燕祥、吴祖光、冰心、汤一介、萧乾、王若水、苏绍智等33名知名知识分子联合签名发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支持方励之,要求实行大赦,释放政治犯。2月26日,许良英、王淦昌、钱临照等42位知名科学家发表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 2月27日发表了由方励之、杜维明、李欧梵、陈鼓应等63人联署的《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4月25日王若望发出《致邓小平公开信》,信中写道“现在你老是走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功臣乎?暴君乎?望乞三思而行,不可一误再误了。”4月27日戴晴、苏炜、严家其、远志明等43人发出公开信,呼吁大赦。此外还有《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对时局的紧急呼吁》、《5.16声明》、《5.17宣言》、三会一所《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告全国人民书》等声明和公开信。1989年“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公开信运动令人记忆犹新,称之为达到百年以来知识分子群体介入公共领域的最高潮,也不为过。”(王怡:《知识分子的行动抉择——2002年的网络公开信与签名浪潮》)
   从上书到公开信,从臣民到公民,从跪着进谏,到站着呼吁,其间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不少人仍把上书和公开信混为一谈,反映了语言对思维的统治和某种集体无意识。比如在孙志刚事件中人们频频使用“三博士上书”、“五学者上书”,也人用“上书”来表述蒋彦永医生的两次公开信,直到2005年8月7日《法制早报》仍用《五公民上书人大质疑强制婚检制度》来报道有关的违宪审查建议书。用“上书”来指称这些事件不仅仅是用词不当;它反映的制度结构、时代背景和思想立场有着根本差别。
   (三)
   1989屠城之后经历了数年的政治严酷,民间政治进入一个短暂的低谷;神州大地,谎言密布;恐怖之下,万马齐喑。但是经过了全国性民主运动的洗礼,后八九的民间政治通过公开信这个渠道显示了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力量,犹如地下的河流,运行,奔突,终而形成波涛浩淼的大川。而自由民主人士视坐牢如回家,前仆后继,谱写了壮丽的诗篇。
   1994年3月,许良英、王来棣、丁子霖、蒋培坤等人公开呼吁停止迫害人权、释放因言获罪者。3月23日,杨周、鲍戈等54人联名向中共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要求修改宪法、废除“刑法”中的反革命罪条款、取消“劳动教养”、开放党禁、报禁,建议军队国家化、警察中立化,推进经济私有化,废除户籍制等等,完整提出了当前民运的诉求。“十九条政纲”成为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文献。
   1995年为联合国宽容年,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吴祖光、许良英、王富仁、王若水等45人呼吁宽容、结束文字狱、重新评价六四;但参加签名活动的王丹等二十余人先后遭到拘禁,林牧、张鉴康、王有才、郑旭光、马少华等又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宽容与和解;而参加签名者又有部分人被逮捕、判刑。同年,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刘晓波、陈小平等12人致书八届人大三次全会,要求遏制腐败,并要求废除收容审查制度,刘念春、黄翔、王丹、王东海等22人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这一年的公开信还有,王丹、林牧、江棋生等26人《关于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的建议》,刘晓波、陈小平等14人发起、共56人联署“六四”六周年呼吁书《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周国强、秦永敏、宋书元、李海等24人的《和平宪章》,陈子明的《绝食宣言》,陈仕强等21人的《呼吁立即释放陈子明的公开信》、王之虹《致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刘刚的父亲刘贵春的退党声明;王东海、傅国涌等12人呼吁立即释放魏京生、王丹、刘念春及一切政治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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