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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班—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六

   
   

以恐怖为手段的计生工作,异化成了以恐怖为目的的计生工作。


——题记

   

   临沂市三区九县在这次运动式的计划生育大行动中,有一个号称“学习班”的东西。今天50岁以上的人对“学习班”这个词应该并不陌生。文革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简称“学习班”;它一开始是通过反复学习“老五篇”、毛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让干部和各派群众自我批评、消除派性,达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但后来演变成了比监狱还恐怖的东西,无数人在里面受到肉体折磨、洗脑和精神摧残,被打死的和自杀的也不胜枚举。它是奥威尔101号房间的中国式克隆,是中国的集中营。
   “学习班”这个文革的幽灵在2005年的山东临沂死灰复燃;不过准确地说,这个幽灵一直游荡在全国的计划生育运动中和打击法-轮=功-团体的运动中,从未消散。但临沂的“学习班”却如此切近、如此惨烈,我亲眼看到它给人们留下的肉体伤痕、亲耳听到它的种种恐怖,并从受害人的哭诉中感受到它所带来的精神摧残。这一切让我深感震惊。
   
   抓人是学习班的第一步,在抓人之前,学习班还只是乡镇政府的几个办公室或空房子。通常是四五个计生人员(本文所称计生人员,绝不仅限于计生办、计生委、计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员,而是包括了负责分片儿的所有干部,以及被雇参与打砸抢的打手),多的时候是30多个,坐着一两辆或三四辆车,在深更半夜、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黎明之前,叫门、别锁、砸门、翻墙、砸玻璃,一拥而入。
   沂南县双堠镇的陈庚江讲,“2005年4月19日11点左右,天下着雨,我在家看孩子,听见门哐啷一响,三个人猛地闯了进来,厉声说到:走,镇长有请。……紧接着又进来二三人(其中有韩玉林、徐圣厚),当时慌乱没看清楚,他们一齐包抄过来,猛扑上来,其中一人说,你老实点!把我拉出门外,强行绑架……有拧胳膊的,有按我脖子的,往外死拉。”
   沂南县界湖镇东明生村张德路讲:“早晨五点在烙煎饼,妇女主任带着七八个人叫开门,让我女儿(张成爱)上车:他们说:你不上车,抬着也要抬上车!(我女儿)就被抬上车,抓到镇计生办的小屋里。”
   费县梁邱镇西后柱子村56岁的门守花在控告信上写到:“(因受二小姑牵连,)今年农历三月初四早晨六点半左右,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计生委一行人手持警棍木棍,突然闯入房间内拳打脚踢,强行押上车,逮到计生委大院的几间闲屋内关押起来。”
   梁邱镇西后柱子村的杨培荣写到:“我因女儿的三大伯哥超生而被抓,抓我的时候是夜里,梁邱镇计生委一伙人就闯进了我的家中把我从床上拉下来,连当家人也不叫给说,就把我拉出了门外拳打脚踢,打完了扔到车里,送到梁邱,一天打两回。”
   老辈人说,这样的景象,只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出现过。“他们比鬼子还厉害。”(《临沂市“扎”连十族》)
   被抓的人有时候被告知是“去学习”,但他们被押进的这个“计生学习班”却极其独特:没有桌子,没有教材,没有老师,教具是警棍、木棍、橡皮棍,负责用刑的则是受过“保先”教育的“计生人员”和雇来的外地打手。而学费是每人每天100元;有时还得托关系、请喝酒才能放人。
   梁邱镇桃花顶村的张建富:“他们把我带到一件黑屋里,用木板、橡皮棍靠打我,把我打昏后再用凉水泼醒,我浑身打颤。他们又问:‘到底说不说,你侄子到底在哪里?’我说真的不知道。他们又把我打昏,用凉水泼醒我后把我押到一件屋里,一共扣押我半个月。”
   梁邱镇61岁的张宗华老人:“抓到计生办,进去就被踹倒了,七八个人穿着皮鞋踩我、踢我。眼眶被打淌血了,胳膊也被打破了。我被打得昏过去了。”
   梁邱镇44岁的徐长军讲的这种刑讯方法,几乎费县的每个被调查者都遭遇过。“张庆华、范守会、李良儒、刘文富、裴京栋、李天宝6人让我协助找我叔伯兄弟徐长庆,我说行,但不知道在哪儿。于是两个人就把摩托车头盔倒扣在我头上,两个人拧我胳膊,有人从后面用脚踢在我腿弯儿处,有人按我,使我跪在椅子桯上。张庆华说,‘每人打50橡皮棍!’六个人都打了,有的超过了,有的不够50下。张庆华问,打够了吗?他们说够了。张庆华说:‘再让上点儿!’又打。” 徐长军被打得眼圈发黑、晕头转向,第二天被两个人从车库里架出来的时候,已经没了人形,手一松,就摊在地上了。
   梁邱镇上阳庄的肖瑞兵(44岁,独身)回忆那时的情况:
   “晚上镇计生委的人酒足饭饱醉醺醺地来审讯我,首先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把椅子翻过来,四脚朝天,把我按在椅子腿中间,一人按住头,用橡皮棍就打,我与他们辩理,他们就打得更凶狠。并说,打死顶多赔偿埋葬费两万元。他们六七个人一拥而上用橡皮棍往我身上乱打,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昏死过去之后,三个多小时还没有醒来,他们就用一同凉水把我泼醒;泼醒后他们说我装死,又有两个戴头盔的蒙面人用橡皮棍狠狠地毒打,直到再次昏死。”
   施暴者用摩托车头盔蒙住受刑人的眼睛,或用强光照着受刑人的眼睛,或蒙住自己的脸,反映了他们犯罪时的心虚:也预示了他们将放纵自己的兽行,因为被打者看不见他们狰狞的面孔。
   被费县新庄镇计生办抓去的刘西东说,“关在屋里,打灭灯后,又是这种打法;我不趴,三个人把我按上去打我,椅子歪了,我趴到了地面上,他们就把椅子放在我腰上,两个人踩着椅子,一个人踩着我的脖子,另两个人用橡皮棍抽我,还有一个拿手电筒的。”
   学习班的酷刑花样繁多,有让受刑者脱下衣服拿警棍抽的,有抠软肋的,有抽耳光的,有拔头发的,有踩脑袋的,有拿皮鞋打脚面的,有用口袋把人套起来打的,有卷起报纸抽嘴巴的,有拿木棍敲脑袋的,有强迫蹲马步的,有连番审讯不让睡觉的,有不给吃、不给喝的,还有专门的“水牢”——暴力已经日常化了,暴力语言也日常化了;伴随着酷刑的是无时不在的精神威胁和人格侮辱。
   张宗华老人说:“他们天天指着鼻子骂你。我们天天哭,加上被打伤了,根本吃不下去饭。”另一个老人讲,“他们不打我们的时候就骂我们,祖宗三代的骂。”而一边打一边说“打死你也就一万元埋葬费(有的说两万)!”也是多数施暴者惯用的一句话。不幸的是,打死人的时候真就按这句话说得办,甚至也一万元也拿不到。计生口号同样充满了赤裸裸的、血淋淋的暴力:费县新桥镇胡家庄村张贴的计生标语是:一孩放、二孩扎、不扎就动法。费县探沂镇石行村张贴的是:对非法生育者坚决从严惩处。其他地方还有“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山东民间流传的计生口号则是:“喝药不抢瓶、上吊就给绳”、“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学习班的生存环境本身就构成对人格的极大侮辱: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下坡村58岁的陈百高讲:
   “就在哪儿(学习班)押着不让出来,这边(东边)一个大尿罐。这边(西边)一个大尿罐,东边里男的,西边是女的,一个屋里男女60-70口人。唉!女的那边尿都淌到这里,晚上都没法睡觉。简直是……不是人住的地方,拿着人不当人。一个屋子男的女的都关在一起,有时候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有时候60-70人、有时候40-50人。”
   兰山区义堂镇的孟凡芝说:
   “关的那天晚上有10-20多人。休息就坐着,白天晚上都在那儿坐着。不能躺也没有地方躺,妇女和劳力(男人)、老的少的都在一个屋里,大便小便都在一个屋里。上厕所也不叫出去。上厕所就在屋里挡了一个小刨花板,就这么高低(大约1米左右)。人在这地方吃饭,那儿就是拉屎茅(距离大约2米)。”
   夏家沟村的夏兴荣说:
   “四十多口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混合关在一起。到了晚上8点他们就锁门,第二天早上六点开门,这期间不管有什么事一概不管。在这段时间吃饭不敢多吃、喝水也不敢多喝,(因为)一但要解手就麻烦了。人瘦干了,光这一样别说挨打了,光受控制就把人困死。”
   梁邱镇的门守花说:“名义上是办的学习班,实际上是打人骂人的‘劳教所’。”村民张宗喜(残疾、单身)也被弄去学习,他在控告信上说:“那里好像是人间地狱。”
   文革中的一些学习班实行“三不准”:“不准离开营房、不准与外界联络、不准会客”,而临沂计生学习班比文革更残忍:不准顶嘴(顶嘴打得更狠)、不许出屋门、晚上不许上厕所、不准送饭(谁送谁也被纠进学习班)。
   制造恐怖一开始是为了迫使受刑人找到自己的亲属或邻居,但后来制造恐怖自身成了目的。梁邱镇桃花顶村村民张宗学被打昏、冷水泼醒后,一个领导走过来说:“这叫杀鸡给猴看,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厉害。”有人向我们说:“说实话也打、不说实话也打。”答应找人也打、找到了人也打;清醒时也打、喝醉了也打;交钱也打、不交钱也打;想告状的打,不想告状的也打;反抗的打、不反抗的也打;本乡镇的打、外乡镇的也打;壮小伙子打、老弱病残也打。计生干部成了以施虐为乐的虐待狂,成了打人打红了眼的职业打手。我们的制度一度是左倾竞赛、鼓励残忍,临沂的计生学习班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制度其实远远没有和我们告别。以恐怖为手段的计生工作,如何异化成了以恐怖为目的的计生工作,还有待研究。
   到底有多少人被非法拘禁在学习班里?据陈光诚粗略统计,临沂共有1080万人,约有占人口12‰的人被强制结扎,即13万人;被牵连的亲属和邻居每人有3-30人,以4人计则为52万;被拘押的时间一天到三四十天不等,以三日计则为156万天(约合4300年),每人每天收学习费100元(有的地方在这次运动中没收,有的则多收数倍,但多数为每天100元),按60元计,则为9300多万元。这还是保守的估计。而农民的血汗钱买来的是暴行、屈辱和恐怖。
   计生学习班制造的恐怖一直到现在还统治着很多村民。不敢接受我们调查的、不敢去报案的、不敢去法院起诉的、不敢让我们录音和拍照片的,不计其数。恐怖,弥散在山东临沂的各个村子,深入到亲历酷刑折磨和听说学习班故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200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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