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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阻止一个人心底的眼泪—日记16则,纪念父亲


   2005年4月29日
   上午,在家看连战北大演讲的现场直播。连战讲到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讲到国民党开放党禁报禁,以及台湾“政党互动模式”的实行。不过随后学生的提问都很幼稚,极有可能是被安排好的。下午与gary、sunny讨论问题,主要是关于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晚上sunny又要去上访村“蹲点儿”调查:那里的苦难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还要深重,那里每天都流着中国的血,中国的眼泪。我要乘火车回老家,那里,我的父亲正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4月30日
   黄昏之前,雨下起来了。回小城子的最后一趟车已经没了。给爸爸打电话,他说晚上先住在姐姐那吧,明早再回来。可我心里知道他多么想他的儿子。打车要花30元,本来这个距离只需要10元;但是有个可恶的收费站,每过一次要收10元的过路费。这个收费站按照文件应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这样往返附近的乡镇都无需交费。司机们曾集体抗议,表哥也找过我帮忙,而我能做的也就是帮他们写写材料。都说收费站是某省长的儿子开的,人们拿它无可奈何。乡亲们每次提到这个收费站、司机们每次经过这个收费站,都长吁短叹、强压着心头的怒火。
   打车回到家。爸爸病得比一个月前更重了。我进了屋,轻轻地叫声“爸爸”;他看看我,点点头,没有说话。他的嗓子一年前就坏了,说话非常吃力。他正在打吊瓶,由于咳嗽胸闷,长时间无法入睡,他显得有些憔悴,可是他的眼睛还那么有神。
   晚上我和爸爸睡在一个屋,给他热奶、喂药、揉腰、捶背。哥哥姐姐他们一段时间来也累坏了,我得替替他们。
   5月1日
   上午,弟弟也从苏州回来了,爸爸心里自然高兴。下午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孩子小好儿也都来了。小好儿18个月了,爸爸见到他总能眉开眼笑,拿着手机或糖果逗他。爸爸现在还能拄着拐杖出来晒晒太阳,这个拐杖是三月底他自己做的。他每次路过贝贝(养在院子里的大黑狗)时都要和它玩儿一阵,用萝卜、香蕉皮什么的让它练习两脚站立。
   爸爸给我和弟弟看他最近的日记,每天只有一两行字,写着“咳血”、“一天感觉很好”、“住院,花760元”、“最痛苦的一天”,“体重83斤”,还有“春回来”、“鹏回苏州”,等等。爸爸忍受了巨大的疼痛,却顽强地记下了与病魔的艰苦斗争!
   爸爸现在每顿只能喝一点粥,吃一点青菜。有痰咳嗽不上来,憋得他痛苦不堪。
   弟弟带了笔记本电脑回来。我几天没上网了,赶紧用电话线联网看看。一上网就看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师涛一审被判十年!他的母亲当场晕倒过去,而我也久久沉浸在愤怒和悲伤之中,内心无法平静。这分明是对人类良知的最野蛮的挑衅,对个体尊严的最肆意的侮辱!我感到应该写文章来声援师涛,抗议这种流氓司法。
   带回一个U盘,里面有最新版的无界浏览软件,装上,运行,果然好用。在这么一个偏远的乡村,一部电话,一台电脑,一个小软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锁,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哥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文章和新闻,怕得不得了。又听我说师涛被判了十年,更是为我担心起来。可是我一两句又解释不清楚。
   晚上弟弟要睡在爸爸这屋,我和哥哥说,你没买到卧铺,坐40个小时的车太辛苦,明天晚上再说吧。我习惯晚睡,在床上看台湾朋友送给我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5月2日
   我总是想着师涛的案子,经常在心里叨念着这么几句:“被囚禁的诗人/请相信/审判审判者的时刻就要到来。”给王怡、余杰打电话询问抗议声明的事情。耀杰兄说要去看看师涛的母亲高老师,我发邮件给他,让他帮我给高老师捎几百块钱。(后来未能成行,我把钱直接汇了过去。——补记)
   王姨是村里的大夫,每天来给爸爸打针。记得妈妈病重的时候,欠了她231块钱的医药费,妈妈在临终前交待,这个钱一定要由我来还。过了一年我拿着硕士期间讲课赚来的钱,亲自送到她家去。每打完一瓶,爸爸就把药瓶上的铝盖启下来,说是可以废品回收;我也帮他启瓶盖。有时候爸爸看我们累了,就催我们去睡一觉。
   哥哥和弟弟给兰剑(哥哥的儿子)在墙上钉了一个篮球框,兰剑放学回来玩儿。哥哥嫂子的大棚里种了很多菜秧,地里有很多活,加上喂鸡喂狗、洗衣做饭,还要照顾病中的爸爸和上小学的孩子,很累。小宝(大嫂的弟弟)去年被机器轧断了胳膊,现在又到了农忙季节,几十亩地种不上,直着急。我和弟弟让大嫂回家去帮帮忙,大嫂又放心不下爸爸。但我们还是坚持让她回去。
   5月3日
   和爸爸、兰剑看火箭队与小牛队的比赛。爸爸是个运动迷,短跑在县里好像还拿过名次,乒乓球也玩得很好;他患肺癌之后,我和爸爸在法大的体育馆还较量过一次。也是在查出肺癌之后,他还在北京植物园的草坪上作“三角倒立”(用胳膊和头支撑身体倒立),在亢山广场的单杆上作各种翻腾动作。现在,他身体极度虚弱了,但是看篮球赛还是津津有味。爸爸、我和兰剑都喜欢麦迪和纳什。
   晚上给高老师发个短信:“我和朋友们会竭尽全力帮助师涛。他是中国公民的良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对他的审判是野蛮和邪恶的。”我觉得良心犯的母亲也许是流泪最多、也最需要精神和道义支持的人了。
   明天五四,给亚峰打电话,担心他出事。他说楼下有警察对他监视居住,飞雄仍然没有下落。我知道电话被监控了,故意在电话里嘲弄那些敌视生活的体制的走狗。
   5月4日
   爸爸几乎每天都看“桦甸新闻”,关心家乡的大事小情;电视里出现他认识的人,他就给我们讲。现在爸爸嗓子坏了,说话吃力,我就陪他看电视。问一些他只需要点头或摇头的问题。有时候我和哥哥弟弟在爸爸的屋里聊天,让爸爸不用说话也能了解我们在外面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五四这天的新闻联播和往常一样,让人恶心。我受不了领导人和播音员讲话的那种腔调,每次都是边看边在心里诅咒他们。我现在既没有办法让爸爸了解我的全部思想,也不忍心让他知道我的思想后为我担心。爸爸一直为我感到骄傲,因为2003年十大法治人物的颁奖晚会上,是他亲手把奖杯递给我们;这是他退休之后最高兴的事情了。
   爸爸的体质每天都在下降,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爸爸的屋里离不开人了。我和哥哥弟弟必须保证有一个人在爸爸身边,给他拍背,给他喂药,给他摆放枕头和被子,让他靠着舒服一些。爸爸现在恐怕连80斤都没有了,腿上、胳膊上几乎一点儿肉都没有,真正的皮包骨。我见过一些非洲难民的照片:骨瘦如柴,干瘪的乳房,房间里亲人的尸体,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时绝望的眼神。我每次看了都在心里流泪:他们是我的同类,谁来为他们承担苦难?现在,这个骨瘦如柴的人、饱受折磨的人就躺在我的怀里,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最爱,他是一个如此热爱生活、如此热爱艺术的人。现在,我的心在流泪:谁来为父亲承担苦难?
   晚上,我们兄弟三人守在爸爸身边。凌晨,爸爸突然病痛加剧,要我们扶着他站起来。我们三个扶他站在地板上,他用恐惧的眼神久久盯住我们,看了一个看另一个。他疼得不能自已,每喘一口气都显得极为艰难。我们看了,揪心地难受。我甚至期待爸爸早日解脱,少受点儿折磨。这是一次被延长了的死亡。从今年春节后我告别爸爸的那一天,我心里就感觉到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面,爸爸随时都可能离我们而去。那一次我强忍住眼泪,故作轻松地说,爸爸,你好好养病,等天暖和了,我接你去北京。
   现在我们眼看着爸爸遭受痛苦,却又无能为力。天亮了,爸爸的疼痛有所减缓,他稍稍睡了一小会儿。
   5月5日
   爸爸要回县城的楼上要取些签名册、画册、书籍等东西,我和弟弟打车跟他一起。弟弟背着他上下楼。爸爸让我从工资存折上取出100元,存到另一个600元的存折里。他又去姐姐的照相馆,想看看姐姐和小好儿;不巧他们不在家。返回小城子后,爸爸把一个1700元的存折给大嫂,说,“你给我保存着吧。我要是还能活到明年,这钱就还是我的。”爸爸实际上在安排后事了。“这支钢笔,我签名用的,谁拿着做个纪念吧?”弟弟说,“给我吧”。一个大笔记本给了哥哥。而签名册,爸爸以前说过,留给我。
   爸爸患肺癌之后,临时学习了艺术签名设计,经常在桦甸的街头给人设计签名;同时还给人画头像、剪头影。我和弟弟带爸爸游了北京、镇江、南京、苏州、上海,他走一路画一路,用钢笔描绘了长城的烽火台、植物园的花儿、北大的华表、法大的校门、周庄的水乡、苏州的园林、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乘坐的飞机,以及他遇到的陌生的人们。这几本速写册记录了他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
   我坐在他的身边,突然从相册里看到那张我喜欢的照片:那是2003年夏天在南京照的:爸爸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前方的景物,手里的笔和画册正掩藏在绿叶之中。想想那时候他充满活力和憧憬,看看现在爸爸预感到身体不能支撑太久,他内心的渴望和绝望一样巨大无比!我跑出去,在院子的一角,默默地哭。
   我原来让嫂子在娘家多住几天,8号再回来(因为我计划8号回京),可她今天就回来了。她放心不下。
   晚上与姐姐、哥哥、弟弟讨论问题。他们读了我的文章,很为我担心。我们谈论的题目涉及到信息控制、教育、思想、人权、自由、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安全等等。后来我说,我写作不是因为名和利,甚至也不是为了社会与国家,而是因为我不写作就会痛苦。他们能理解;可我看得出来,他们宁愿我平安地生活而什么都不写。
   5月6日
   汪姨回来。煤窑的大哥(爸爸的外甥)大嫂来看爸爸。二舅、舅妈也来了。爸爸说想雅芹(爸爸的外甥女,从小送给了别人家),哥哥去把她给接来了。今天下雨,农民没法下地,所以一找准在家。哥哥说她家很穷,出门前找了半天没找到一件像样的衣服。爸爸见到她就激动地哭了,说想了她两年。雅芹也攥着他的手哭。
   煤窑大哥用笔跟爸爸对话:“老舅,我没有别的亲人,如果您不在,我找谁作靠山?”爸爸拿起笔来写:“会有知己的亲人和朋友的,但应有高山青松独立精神。”(这两行字写于5月6日中午,我把它保存起来,而这竟是爸爸最后的笔迹。字体苍劲有力,而文字反映出的自主独立精神尤其让人钦佩。——补记)
   屋里有不少人。有的问,你瘦了不少吧。爸爸撸起袖子,露出皮包骨的胳膊,自嘲地说,肉都没了。他比划的时候还笑着;而我心里一阵酸楚。
   中午,弟弟和爸爸告别,要回去上班了。他肯定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客车的,这一次告别很可能就是永别。爸爸心里同样清楚;不过他还是平静地挥一挥手,示意弟弟,放心地走吧。弟弟在火车上发来好几个短信,询问爸爸的病情,叮嘱我们晚上要在爸爸屋里留两个人,还说周五(13日)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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