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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的归司法,舆论的归舆论?—从张金柱案到黄静案

   
   
   几年前,河南郑州公安干警张金柱因交通肇事逃逸一案被判死刑,他说自己死于记者之手。此话不假,按照刑法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是不可能被判死刑的。就在此案不久之前,河南另一地区发生一起情节大致相同的案件,犯罪人最终被判刑两年半。张金柱案引起了法学界对于媒体和司法公正之间关系的反思。有些案件,还没到法院,媒体就给定了性,并极力渲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人惊呼“媒体审判”。2003年的一些案件经过互联网和传统纸质媒体的参与,成为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其中刘涌案、宝马撞人案引起了民众巨大的讨论热情,而这两个案件的司法运作过程同样引起了学界不小的争议。——到底媒体有没有干涉司法独立?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限度?主流民意和法学家谁说得更有道理?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如何看待舆论的压力?
   在上面这几个案件中,以及2001年的张学英诉蒋伦芳案(“二奶继承案”),媒体对司法都施加了不太恰当的影响。相当多的民众不懂得法律的专业概念和司法的推理逻辑,简单的“杀人偿命”观念占据上风(如张金柱案);强烈的道德义愤压过了司法本来应该具有的理性(如二奶继承案);无法接受“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无效”这种理论(如刘涌案;更准确地说并不是不能接受这种理论,而是不能接受这种理论首先用在一个黑社会头子身上)。在群体心理学的作用下,对正义的关注导致了非正义的结果。在一个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由于缺少沟通渠道和理性的交流实践,民意的表达变成了集体的非理性。——狂热的道德激情、简单的是非判断和强烈的愤怒情绪,往往淹没了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对规则的尊重。
   但是我仍然认为,责任主要不在舆论,而在司法。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公众关注的焦点案件,比如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辛普森是无罪的,但是他们愿意接受法院的判决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法官也没有受到媒体或主流民意的影响。另外一个著名的案件是“焚烧国旗案”,美国4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曾有关于国旗保护的地方法律,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989年和1990年两次以5:4作出判决,认为焚烧国旗属于宪法所保护的表达自由,有关国旗保护的立法因违宪而失效。民意调查表明,四分之三的美国民众认为焚烧国旗的行为不能接受,但法院依然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尊重。为什么呢?
   司法即裁判,裁判要公正首先就得中立,保持不偏不倚就需要超然的、独立的地位。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的基本法律准则,也是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法律制度。根据《世界司法独立宣言》和《国际律师协会关于司法独立最低限度标准的规则》,司法独立应当包括四个方面,即实质独立、身份独立、集体独立和内部独立。司法不但要独立于政党团体、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也要独立于新闻媒体和民意。由于美国政党竞争、三权分立、法官终身制等制度安排确保了司法独立,而独立的、高素质的法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维持了司法的公正形象,从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不过“公正”似乎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东西。犯罪分子逃脱法外、无辜者深陷牢狱,这是不公正的。这在任何一个司法制度下都是不能绝对避免的:因为法官不是神仙,人类认识能力和技术手段是有局限的、案件的审理是有期限的、根据“证据”重塑过去的 “事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发生偏差。秘密审判、法官受贿、该回避的不回避、不让当事人申辩、上级给法院递条子,这也是不公正的。但是这和前一种不一样。前一种违背的是“实质正义”,后一种违背的是“程序正义”。美国和其他法治国家的司法体制保障了基本的程序正义。这至少有两个效果:一个是,程序正义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另一个是,程序正义能够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尊严和主体性,从而使司法获得权威,即使在具体的判决结果不让人满意的时候,也仍然可以得到民众的认同。民众对司法的信任来自于司法公正的现实,司法公正首先来自于司法独立。对司法独立一个最常见的质疑是:现在司法就这么腐败,独立了岂不是更腐败了?当然有道理。 但是司法独立不是孤零零的一个制度,而是在一整套制度网络中才能起作用。法官的严格的选任资格、终身制、高薪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荣誉,使得法官无需腐败;分权制衡、职业规范使得法官不敢腐败。保障公正的另一套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新闻自由。握有公权力的人一举一动都在记者的监督之下,人们可以借助自由的媒体来批评政府的政策、表达自己的见解、发泄心中的不满。
   中国目前并没有达到司法独立的最低要求。法院受制于地方的人大、政府、党委、官僚,人、财、物都在别人手里,焉能不受制于人?政法委和法院之间、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法院上下级之间、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和法官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理顺,法官没有独立。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新闻监督,司法腐败成为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些制度安排的缺陷使得司法既不公正又无效率,造成对法院的普遍而深刻的不信任。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只能从司法公正的长期和普遍实践中产生;对法院的不信任也同样来自于司法不公的长期积累。在张金柱案、刘涌案中,之所以出现舆论杀人、媒体审判、监督过头的情况,不能不说是司法制度不健全的一个证明。中国目前也没有达到新闻自由的最低要求。电台党化、报刊垄断、网络管制、事先审查、因言获罪,中国成为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民众意愿之所以没有理性健康地对司法施加影响,也是长期言论禁锢的结果:理性的交流只有在长期的言论自由实践中才能得到培养。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更加方便了。互联网培育了越来越多的有责任感的公民,而长期的言论实践使得网络讨论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在黄静案、孙大午案、南方都市报案中,网络媒体的关注和民间的维权斗争,起到了一步一步引导司法公正的作用。没有网络民意的监督和不断地争取,这些案件将完全被司法构陷、司法黑幕和司法猫腻所取代。以黄静案为例:2003年2月24日,黄静惨死于临丰小学宿舍,某些官办媒体做出了歪曲的报道,在网络上引起反响。4月9日,黄静的网上墓园——“天堂花园”成立,很快成为人气最强的纪念馆之一。5月28日,江西教师徐建新邀请《现代教育报》记者朱寅年,发出《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呼吁书》并发起签名活动,有数百人在呼吁书上签名。网络的声音引起了公安部的重视,多名领导作出批示,湖南省公安厅和湘潭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重新调查。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在网络上发表《约会强奸与黄静之死》,对调查结果提出了尖锐的批驳,轰动一时。9月15日,大连人李健与徐建新再次发起《致全国人大、高法、高检、公安部及社会各界的呼吁书》,有超过6000人签名。他们以公民的身份,要求公安部派出专案组独立办理此案;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呼吁以此为契机改革法医鉴定制度;同时呼吁社会各界推动“黄静案”的公正解决,维护公民权利。还有募捐、请律师、联络学者记者,都是通过网络。……在网络媒体和维权公民的努力下,对黄静的死亡原因已经做过结果不尽相同的五次尸检,六次死亡鉴定。就像黄静的父母黄国华和黄淑华所感叹的那样:“如果没有网络,黄静的案子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尽管至今尚未得到公正解决,但此案已被称为“网络第一大案”,意义非同凡响。积极参与此案的艾晓明教授说:“这个案子办得公正,就有结案的一天。如果不公正,这个案子就结不了。”在黄静案的长期维权过程中,公民意识的养成和传播、争取自由的经验、民间交流的技术、网络公民社会的成长,都是影响深远的意外收获。
   在黄静案、孙大午案、南方都市报案中,我们可以说,干涉司法独立的,不是媒体和公众,而是官员对司法的不当影响。如果没有民众的监督,司法舞弊将更加猖獗,以司法独立的名义排除媒体的监督,实际上是为了官员自己更方便地进行黑箱操作、滥用权力、掩盖真相、宰割弱者。
   近年的公民维权是围绕一系列事件展开的,如SARS、刘涌案、孙志刚事件、孙大午案件、郑恩宠案、刘荻案、杜导斌案等等,它首先关注的是切身的利益、具体的权利,在对个案地关注中自然渗透了某些审慎的制度诉求(比如孙志刚事件对收容遣送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孙大午案件中的民间金融制度、杜导斌案件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重新解释、黄静案中的司法鉴定制度等)。我们可以看到,借助网络媒体的维权行动正在彰显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社会的诞生。对公共事件的参与,对个人权利以及公共利益的关注,形成了具有自我意识、社会问题意识和价值意识的公众。在对具体个案的关注中,在一次次的公开信与签名中,在一篇篇的网络文章中,在维权律师、记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公民社会在渐渐地成长发育。唯有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司法才可能从不独立走向独立,言论才可能从不自由走向自由。司法独立,审判才能公正;言论自由,舆论才能理性。可是在实现了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之前,我们不能说:司法的归司法,舆论的归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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