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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我去了天安门广场

   
   
   
   赵紫阳逝世后的一段时间,期待天安门广场出现大规模的抗议事件,一度成为某些自由民主派人士的强烈情绪,或者潜意识中的某种幻想。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四五运动和八九民运,都和清明节、和天安门紧密相关,人们希望再次以悼念领袖为契机推进民主诉求;因为对于极权统治的终结,人们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不过我认为,这个想法既不现实,也不高明。目前最需要的是切实的公民行动,民间社会的培育,公民精神的培养,社区民主的建设等等,而不是广场政治。在2月底在网络流传一封署名为北大15名研究生的公开信,呼吁全国大学生在清明节去天安门广场公祭赵紫阳。我也觉得不可能成功。一方面,当局一定会不惜血本加强防卫;而另一方面,民众或大学生也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绝大多数大学生无法知道这个消息,而绝大多数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也不能或不愿采取任何行动。由于不断地要和极权政治进行艰难的博弈,公民社会的形成也许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不过,今天是清明节,我还是要到广场去看看。

   八点多,我走出前门地铁,看到四个警察,手持对讲机,紧张地注视着每一个人:在他们眼里,每一个人都是反动分子。也的确如此,党和政府苦心孤诣地利用愚民政策和高压政策来制造每一个人的忠诚,可到头来,它又几乎无法信任每一个人。
   广场依旧是人来人往,导游们举着白的、粉的、黄的小旗帜,领着一队一队的游客匆忙地行走。三三两两的游人在纪念碑前、在暴君像前,咔嚓咔嚓地照相。纪念堂前人们排起长龙,等着朝拜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直到现在人们仍然把专制恶魔的尸体摆在广场中央来膜拜,想起来我既恶心又寒心。每走几步就碰到警车、警察,以及认得出的便衣。他们或站着不动,或四处游走,或在车里监视,对讲机里传来不间断的急促声音。但他们的眼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他们内心的恐慌。这些优秀的看守随时注意着周围的人群,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各种信息,并且最准确地提供给上级主子。警察和盖世太保系统也是这个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
   八点三十一分,一个穿蓝衣服的工人骑自行车在广场穿行,被保安叫住。我听到的两句对话是:
   “你在耽误我的时间,你知道不?”
   “你让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出去,我就出去。”
   后来来了一个警察,询问了几句之后,放他走了。
   八点三十四分,在纪念碑与历史博物馆之间,一个警察叫住三个正在行走的人:“站住!”
   三个人不知道是在叫他们,继续往前走。
   警察凶狠地说:“让你站住,你听见没有?”
   三个人这才站住。我也在离警察不到一米的地方停下来,看。三个人有两个是农民模样,一个是学生模样。他们眼中也充满了恐惧。
   这个戴墨镜的警察像审问犯人一样恶狠狠地问:“你们和他们是不是一块儿的?”他指着刚刚走过去的一拨人。这个问题展示了这个忠实走狗的全部智慧,当然也展示了这个政权的极度心虚。这也是我今天听到的最经典的一句话。这句话,连同这个特定的场景,几乎浓缩了后极权体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态势的核心内涵。
   被问到的那个农民怯生生地回答:“不是。”
   “你们是来旅游的吗?”
   “是啊。”几个人同时说。
   “走吧。”
   警察已经注意到了我在观察他,马上用挑衅性的口吻问我:“怎么着,你,有事吗?”
   我心里说:“你管得着吗?还有,那三个人和前面的人是不是一起的,你管得着吗?”但我要赶回去上课,就冷冷地跟他说:“没事。”
   八点四十二分,前门地铁站的A号入口,一个警察命令一个拎着黑包的人停下,那人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愣了一下;警察狠狠地揪着他的上衣,让他马上把包打开。这些细节实际上是这个制度对待个体的一个缩影:那就是与人的尊严为敌,与人的自由为敌。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人们看不出任何问题,甚至处处透露着欢乐、繁荣与和谐。但是只要稍微深入生活的内部,只要稍微突破信息封锁知道某些真相,只要稍微反思一个这个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就可以发现它在处处与生活为敌。一个人民不能投票也不能反对的政权,一个执行了全世界90%以上死刑的政权,一个把朝鲜难民交给流氓政府的政权,一个监禁了记者、作家和信教者的政权,一个用机枪坦克来对付大学生的政权,现在声称要建立“和谐社会”了,倒是有趣。
   在回去的路上,我总是回想着那些对讲机里的急促声音,那些千百倍于警察的来往人群:回想着那句经典的问话,以及农民眼中的麻木与恐惧。——我醒悟到,正是在这里,隐藏着极权制度的运作秘密:警察可以高效地互通信息,而民众被剥夺了了解真相、彼此交流、相互聚集的机会,因此这种制度不需要太多的血腥就可以维持表面的稳定。但是在稳定与浮华的背后,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倒下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清明节,我去了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继续存在,也看到了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持续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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