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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讨立法需要多少个理由?


   近一段时间,限制乞讨行为、设立“禁讨区”的法规条例在很多城市一窝蜂地涌现出来,并成为民众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报刊上出现了为禁讨立法辩护的种种理由,——它们真的能成立吗?
   ——乞丐影响了城市形象

   各地都在搞形象工程,说白了就是政绩过程、面子工程,一个领导为了在自己的任期内造成造福一方的假象,为了给自己升迁制造一些看得见的“成就”,为了向上级汇报时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数据”,大肆拓宽马路、兴建机场、竖立高楼——往好里说,就是拿纳税人的钱垫高自己的宝座;往坏里说,就像王怀忠建阜阳机场一样,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打水漂。
   在形象工程的幌子之下,上演着圈地运动的丑剧、野蛮拆迁的惨剧和毁坏民居、修建大厦的闹剧。他们对城市形象的憧憬和几十年前某领袖希望北京是一片工厂和烟囱处在一个认识水平上。现在终于把“禁讨区”的设立也作为形象工程的一部分了:因为乞丐有碍市容,让市民没面子。我倒是觉得,形象工程和乞丐如果有关系的话,那就是,太多的形象工程使一部分穷人负担过重而不得不沦为乞丐。虚报产量越高的地方饿死人越多,那段历史离我们也许并不远。
   有的人摆出经济学道理:乞丐太多,可能会吓走一些旅游者和投资者;我没见过几个旅游者和投资者这么胆小,我也没听说过哪个游者云集的世界大都市里没有乞丐和流浪人。我所知道的经济学道理是,真正吸引投资的因素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开放的经济体系和劳动力等要素的相对优势,而绝不是乞丐的多少。
   而我所理解真正的城市形象,除了城市建筑景观、自然风光等外在形象以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历史底蕴、人文气息和自由精神,不是把乞丐赶走或藏起来那种虚伪和小家子气。给一个城市抹黑的不是肮脏的乞丐,而是一部分市民的狭隘、歧视和冷漠,是一部分公仆的腐败、傲慢和愚蠢。
   ——乞丐影响了城市治安
   有的说,有人以行乞为名从事盗窃、诈骗、抢夺、抢劫等犯罪活动,甚至形成黑社会团伙,影响了社会秩序。姑且不论犯罪背后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也不论有人为了制造某种论证效果而夸大了这一部分人在乞丐中的比重,仅因为某一人群可能有犯罪行为就加以限制,显然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原则。“事后”追究犯罪是政府的责任,而对“可能犯罪的人群”不加区分地进行限制、驱赶或剥夺,从而企图达到“事前”减少犯罪的效果,则是政府在转嫁责任。这是公权力的滥用,并且侵犯了私权利。好比是劳改释放的人员犯罪率很高,就把所有正在服刑的犯人都实行终身监禁一样。
    某地禁讨令规定,“对强讨恶要、寻衅滋事,组织、教唆、胁迫未成年人乞讨营利或者以乞讨为掩护实施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话是没错,但纯属多余:既然已有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规定,何必再说一遍?何况对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何机关都无权设定。
   ——限制乞讨行为仅仅是在一些重要地点
   有的地方规定地铁、车站、使馆区、军事设施附近不许乞讨,有的把几条街道作为“禁讨区”,某城市干脆规定二环以内禁止乞讨。人流多的地方禁止乞讨,难道让他们去人烟稀少的地方去讨饭?公共场所要限制乞丐,难道让乞丐去私人场所?有人说这些地方很重要,涉及到城市形象和公共安全。城市形象前面说了,至于公共安全,我可以举出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比如消防队。问题是,乞丐蹲在消防队门口会影响消防安全,在消防队门口卖菜、摆桌子普法就不影响消防工作了吗?为什么不专门立法来禁止政法机关在某些重要地点搞普法宣传呢?
   ——“外部性”
   前面说的乞丐影响市容、安全隐患也属于“外部性”问题,这里指的是乞丐对个人造成的不良感受,经济学上叫“负的外部性”。有人煞有介事地写道:“当你一家子兴致勃勃逛天河城,于出口处碰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让你感觉刚才的消费快感立即大打折扣时;当你带着牙牙学语的孩子去动物园玩耍,路遇肢体残缺或严重畸形的乞讨者让孩子受到惊吓时;当一对恋人情意绵绵游北京路,冷不丁冒出一个鼻涕邋遢的小孩抱住其中一人的大腿时……犹如享受美食时突然咬到一只苍蝇,所有的好心情都在那一刻烟消云散。”(梁剑芳:《“禁讨区”侵犯乞丐权?》,《羊城晚报》2003-10-20)
   为什么你在享受“消费快感”的时候,别人连消除“饥饿感”的权利也要被剥夺呢?讲个笑话,富人和乞丐在早晨走路时相遇,乞丐问,你干什么去?富人说,“我在为我的早餐找点食欲。”富人问同样的问题,乞丐说:“我在为我的食欲找点早餐!”人们面临的是不同的问题,推己及人地想一想别人的生存处境,也许会多些宽容。你见到蓬头垢面的乞丐就恶心、你的孩子见到肢体残缺者就受到惊吓,只是缺乏恻隐之心的“生存状态优越感”而已。一张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皮包骨的非洲女孩的照片,让我的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为之流泪:对同类命运的悲悯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对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同一个城市的同胞的憎恶,只能说明一些人的心理是多么阴暗。
   当然这说服不了某些更看重“消费快感”和“好心情”的人,可是按他们的思路,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她可能是你我的姐妹或女儿),一个有狐臭的男人(他可能是你我的兄弟或儿子),为了消除他们的“外部性”,必须由法律禁止他们迈出家门!不是所有的负的外部性都能够用法律来消除,不是所有的“品味”都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不是所有的“好心情”被破坏都可以得到法律的救济。你的一个熟人不邀而至,缠你一天还喝醉了吐在酒桌上;公共汽车的售票员让你站起来给一个孕妇让座而你不肯、并和他/她生气;你见到把头发染成黄黄绿绿的人就烦得要命;你听到某些歌星的歌曲就痛苦不堪;——在这些例子中,一般地说,那个酒鬼的行为是不道德的(immoral),那个售票员是道德的(moral),而染发者、歌星的行为是和道德无关的(non-moral)。所有这些,都是和法律无关的。——能用立法禁止染发和播放某人的歌曲来消除这种外部性吗?看到乞丐、奇装异服就降低了自己的福利,只能怪自己太脆弱、狭隘、缺少宽容。
   当然有需要法律解决的外部性,但未必是立法。假如半夜熟睡之时,你的邻居做饭弄得叮当乱响,“法律”的做法是要求他做饭的声音不能打扰四邻的休息,但不是禁止他做饭或者强迫他搬家!乞丐如果缠着你不放,可以要求他放开或找警察制止,但不是划一些地盘禁止他们进入。总之,现代的多元社会需要人们更多的宽容,对乞丐的歧视性态度违背了人道主义和现代文明的要求;对乞讨的“外部性”进行立法属多余之举。
   ——法律没有行乞权的规定
   法无禁止即自由,法律也没有禁止行乞的规定。即使出台了这样的法律,也要受到合宪性的审查以及“高级法”的约束。
   ——国外有相关立法
   一说到“国外”,我们脑子里就是欧美国家,久而久之,好象“国外”仅仅指欧美一样。哪个国家强迫乞丐去接受救助?退一步讲,言论自由、三权分立的立法怎么不接轨,禁止乞讨倒想起了国外立法?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怎么比得了?说一句也许不算跑题的话,一个国家能够持续繁荣,靠的是自由开放的制度所激发的每个个体的创造力。要想减少流浪乞讨现象,惟有民主宪政、自由市场制度所带来的经济繁荣。
   ——权威学者也支持
    “呼吁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积极呼吁广大市民不要施舍”也是学者说的, 援引被废止的意大利法西斯条款来为打击行乞者辩护也是知名法学家干的,某权威科学家在几十年前还论证过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呢!
   ——禁讨立法反映了主流民意
   这真的是主流民意吗?立法程序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听证吗?目前的言论体制能测出真正的民意吗?目前的选举体制和官僚体制能准确地反映民意吗?退一万步,就算这是主流民意,能以多数人的名义剥夺和侵犯少数人的权利吗?民主原则要受到人权和自由原则的限制,绝大多数人决定杀死一个亿万富翁并平分他的财产,就应该尊重多数人的意志吗?
   ——有救助站乞丐为什么不去?
   在一些政府官员暗示了设立“禁讨区”的真正目的是让他们都到救助站去。(比如,“‘禁讨区’外是否可以行乞?南京市市容局副局长王鹏善给出了否定的答复:不可以。”见《南京禁讨令正式实施 范围涉8个区及长江大桥等》,《现代快报》2004-3-1)问题是,救助如果是强制的,和原来的收容遣送有什么区别?乞丐再穷,也有行动的自由。如果一个乞丐靠乞讨所得买来的食物比救助站的伙食好,有什么理由强迫或“希望”他们去救助站?
   更重要的是,救助站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为所有的乞讨者提供真正的救济,在贫困地区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救助站拿什么来救济?对于流浪乞讨人员,政府抛弃了大警察局(收容遣送)的思路之后,又来了个大慈善家的思路,但是想做大警察局和想做大慈善家的思维后面是一样的,都是对百姓进行“治理”,民之父母,大包大揽,是计划经济治理模式的遗留。政府有责任为社会最底层提供生活保障,不等于慈善事业就不能放开。但由于体制的原因,超大政府对民间团体、第三部门总是抱着警惕和压制的态度,使得本来可以对政府的救助机构起到很大辅助作用的社会慈善机构、民间志愿者、宗教团体等各类非政府组织很不发达。自己包不下来又害怕别人去管,就制造一些救助站没人去的假象、弄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禁讨区”来。
   ——有些人以乞丐为职业
   某些记者热衷于跟踪某些“职业乞丐”,发现他们可以“打的”去乞讨地点,还发现有人用乞讨来的钱给儿子买了一辆轿车!不少人反对把乞讨当成职业,所以“禁讨区”的设立,有部分原因是想让这些有钱的职业乞丐收入更少吧?
   人们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他不偷不抢,为什么不能以乞讨为业呢?骗子装成乞丐样是欺骗善良,我们没有看出一个乞丐是骗子而给予施舍,应该算是缺乏经验。你给不给钱是自愿,人家愿意不愿意按照你的方式去生活,也是人家的事。政府有权力、且有职责去惩罚违法犯罪行为,但无权安排或决定人们选择某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一个到处流浪、以拉二胡为生的乞讨者的生活,要比整日喝茶聊天、满脑肥肠的公务员的生活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少数人以乞丐为职业就限制或禁止乞讨行为,因为一种职业不能理解就限制或禁止一种生活方式,背后仍然是全能国家的思维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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