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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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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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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化正名——兼论自由与反自由之争


   没有自由不可能有民主,争取自由是获得民主的前提,极权主义的重要标志就是全面剥夺公民自由权利,包括公民的表达、信仰、新闻、结社等自由权利,一旦公民的这些权利被剥夺,群体只能由少数人实行专政、为所欲为。
   1)争取自由权利是实现民主的必经之路。
   极权统治必然造成广大民众怨愤、不满,统治者为了求得稳定,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必定会压制封锁不同的声音,剥夺民众的自由表达权利。
   民众如果不能争取到自由权利,即使进行形式上的选举,那也只统治者是欺骗民众的花招。
   他们的所谓选举,都是在严密操控下进行的;选举的提名权牢牢的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异见人士休想进入候选人的名单。你要独立参选吗?你没有表达的自由,(包括出版、言论、集会、新闻自由),你如何让选民知道你的事迹和观点?在极权时代,如果一人一票选国家元首,在毛泽东时代,必然毛泽东当选,在朝鲜,是金日成,在罗马尼亚则是齐奥塞斯库当选。在伊拉克萨达姆可以得到100%的选票。这说明了自由是民主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自由谈不上民主化。统治者完全掌控了媒体,民众成了政治上的聋哑人,他们只能知道毛泽东、金日成、齐奥塞斯库的伟大、正确的 。
   2)何谓自由化
   公民本应享有自由权利,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即使按照中国的现行宪法,公民也应有言论、出版、新闻、结社、游行、示威、信仰、人身、选举等自由权利。争取自由权利的过程就是自由化的过程。自由化的过程是公民自由权利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自由化就是实现自由权利。初步实现自由化的标志应该是,开放报禁(新闻自由)和开放党禁(结社自由)。只有开放了报禁和党禁,才能逐步启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
   今年大陆选拔“超级女声”,不采取过去的专家评审的办法,由观众直接自由投票,结果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了投票。盛况空前,好评如潮。参选者也各显其能,有很多创新。但就是对这样的自由选举歌星的活动,有人也要反对“自由化”,看来争取自由化的过程来日方长,我们应该有耐心有韧劲。
   3)邓小平镇压自由化
   中国反对自由化的始作俑者当然是毛泽东。毛死后,大家利用否定“文革”、 “大跃进”,平反冤案的机会,使用大字报、出版刊物、发表演讲等方式,表达政见,这些活动遭到了邓小平的强力镇压。
   1979年中国出现西单“民主墙”运动,邓小平在1980年1月说: “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
   他还说:“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没有共产党员?支持这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注1)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邓小平镇压自由化的两个手法。一是给争取自由化的人,加上“反革命”帽子,论罪判刑;再一个是对自由化的出版物,要追查印刷厂,每个工厂都有党委或党支部,要查那里的党员干部,要进行党纪处分,谁都知道,印刷厂里必定有个党委,厂长也是党员,党票就是官票,有了党票才能当官,升官,撤了党票就是断了官路,那对那些当官的人党票是天大的事,谁不害怕?用这种办法封杀出版自由,是一个绝活,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特色,出版社都是国营的,在那里都有党委,抓住基层党委,就能封杀一切有不同声音的出版物。
   4)邓小平支持批《苦恋》
   1979年左派批判白桦的文学作品《苦恋》,得到了邓小平的有力支持。这次批判实际上是镇压了当时的大文艺自由化。邓小平在一次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 “总政提出了批判《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番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
   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突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他说: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 (注2)
   为了反对自由化,邓小平不遗余力,1980年讲话中,他为自由化加上反革命帽子,1981年他给自由化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他反对的都是自由化。
   5)邓小平扼杀大字报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提倡过大字报,当时是为了发动群众打右派,打倒刘少奇,打击走资派,批判刘邓路线。 “文革”中修改宪法,加进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内容,邓小平复出之后,下决心修改宪法。他说:
   “‘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 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注3)不久在中国的宪法中取消了大字报的内容。
   其实大字报是一种简单的、大众化的表达形式,可以被民众使用,当做一种民意的表达形式。宪法中值得修改和删去的内容比比皆是,为什么邓小平偏要修改宪法,取消大字报的内容呢?其实这也是为了限制民众的自由权利。自此以后基层大字报很少了,有人贴了大字报就要撕掉。现在全国腐败现象极其普遍,基层民众议论,如果允许自由张贴大字报,腐败现象不会如此猖獗,说明民意缺少表达形式和渠道,腐败就会蔓延。
   6)邓小平反自由化迫使胡耀邦下台
   1985年9月18日北大学生对社会现实不满,上街游行。当时党内彭真、王震、邓力群要求反对自由化,并要写入党的文件,而陆定一、万里则持反对意见,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的主张反对自由化。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 (注4)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在中共高层反对自由化最坚决、最持久的是邓小平。文革中说邓小平是走资派,实际上邓小平在政治上是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道路的。说他是“走资派”至少在政治上是莫大的冤枉。八十年代中期在胡耀邦任总书记之后,知识分子中思想比较活跃,要求政治改革,实现自由民主,这时邓小平发表讲话,反对自由化。他说: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 (注5)
   由于胡耀邦在政治改革上的开放态度,再加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知识分子的鼓动,1986 年底
   和87 年初,大学生的示威游行不断,遍及十几个城市,引起保守派的反弹,最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以反对自由化不利为由,撤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从而开始了新一轮反对自由化的宣传运动。
   7)反自由化 镇压六四 软禁赵紫阳
   1989 年4月胡耀邦去世,很多大学生纪念他,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这些活动被当局认为是自由化。于是发表社论压制,说学生这些活动是动乱,由此带来更大的示威抗议活动,矛盾激化,保守派调军队,开枪镇压学生,赵紫阳反对开枪镇压,被罢免总书记,软禁16年。很多主张自由化,一大批支持或参与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大学生,被抓捕,判刑,有些逃亡国外。
   一场自由化和反对自由化的激烈斗争最后以保守派获得胜利,革新派受到沉重打击而结束。
   89年春的学生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争取自由化的运动,如果说把自由化和民主化,看做是实现民主化社会的二个阶段,自由化是为民主化做准备,那么六四运动可以说是一场争取自由化的运动。
   8)江泽民反自由化有功,升为元首
   1986 年安徽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要求民选人大代表,得到副校长方励之的支持,学生游行,高呼“要求自由选举”“不自由毋宁死”,不久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也要求游行,拟出的口号是“争取民主,争取新闻自由”。交大的学潮报告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指示:要疏导对话解决问题。交大出身的上海市长江泽民,去交大处理学潮,他软硬兼施,又用英文背诵林肯葛底堡的演说,又是强调上海不能动乱,说如果上街阻断交通结果非同小可,上海电视台广播了公安局的通知,游行示威一律要提前登记,负责人签字,否则就算违法,警察可以抓人。江泽民还召开八千人干部大会。明令工人不准上街游行,违者扣发奖金。江泽民平息了学潮之后,立刻秋后算账,开除了交通大学一百多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头头,其开除数列全国之首。不久上海市委下令“社会报”停刊,因为他们刊登了自由化的学者郭罗基的采访,还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宣布改组上海出版的,宣扬自由化的《世界经济导报》。
   因为江泽民反对自由化有功,在1989年六四之后,在邓小平的主导下接任了总书记的职务,登上了全国最高领导人的宝座。这也说明邓小平提拔干部多么看重在反对自由化中的表现。
   9)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之争
   1976 年9月毛泽东死去,10月抓捕四人帮,人们开始对过去极左的东西进行批判,重新审视历史,很多人有了说话的机会。当时中国的政治出现了逐步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可能性。社会上有一种要求实现自由化的力量。出现了一些有自由化倾向的评论、文艺作品,和能够表达民意的报刊,这都是自由化的苗头。在党内也出现一批同情支持自由化的干部,他们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党内也有一批极力反对自由化的人物,他们给自由化加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以使得反自由化,更符合老祖宗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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