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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文集
·为何不出毛泽东全集?30626
·吴敬琏、蒋彦永与“非典”30702
·伟哉 香港人30705
·“23条立法”延期是港人大胜利30707
·香港——大陆的明灯30710
·掩耳盗铃和新闻自由30715
·评大学生必修课《毛概》30725
·官方纪念 四缺一30728
·盼大学生刘荻早日归来30730
·修宪法 国家主席 统三军30818
·刘荻羁押是否超期?30820
·促江泽民辞职书30823
·党不领情"囚犯"坦诚心30909
·三代表入宪和江辞职30911
·江泽民题词与个人崇拜30920
·江泽民论“民主”30928
·不跟毛泽东学慷慨30930
·评江泽民的“民主论”31005
·不忘大学生刘荻31007
·支持石三村村民维权31011
·不跟毛泽东学虚荣31019
·注意杜导斌的羁押期限31101
·吁胡锦涛关注杜导斌31101
·网络英雄杜导斌31103
·杜导斌写了哪些文章?31105
·签名 维权 学香港31109
·“杜导斌一天不放 我就继续写下去”31112
·江泽民不退 难有新政31116
·不跟毛泽东学“好战 ”31201
·胡平:孙文广教授和《狱中上书中共中央》31221
·好斗的毛泽东31222
·消灭私有制是灾难之源31226
·血染土地公有化31227
·毛泽东波尔布特贻害柬埔寨31228
·国共内战溯源31230
·土地公有是官员腐败温床31231
·评大学生必修课《毛概》——评论毛泽东之2 2003/7/25
·官方纪念 四缺一——有感朝鲜停战50周年 2003/7/28
·盼大学生刘荻早日归来——声援刘荻之七2003/7/30
·修宪法 国家主席 统三军——再论修改宪法2003/8/18
·刘荻羁押是否超期?──声援刘荻之八2003/8/20
·促江泽民辞职书2003/8/23
·三代表入宪和江辞职 2003/9/11
·江泽民题词与个人崇拜 2003/9/20
·江泽民论“民主”2003/9/28
·跟毛泽东学慷慨——评百万签名索赔日本 附录:《耿飚回忆录》2003/9/30
·评江泽民的“民主论”2003/10/05
·不忘大学生刘荻——声援刘荻之九2003年10月7日
·支持石三村村民维权2003/10/11
·不跟毛泽东学虚荣――评载人飞船上天2003年10月19日
·吁胡锦涛关注杜导斌2003年11月1日
·注意杜导斌的羁押期限――关注杜导斌之二2003年11月1日
·网络英雄杜导斌——关注杜导斌之三 2003/11/3
·杜导斌写了哪些文章?――关注杜导斌之四2003年11月5日
·签名维权学香港――关注杜导斌之五2003年11月9日
·“杜导斌一天不放 我就继续写下去”2003/12/11
·江泽民不退 难有新政——再评载人飞船上天2003年11月16日
·胡平:孙文广教授和《狱中上书中共中央》2003/12/17
·好斗的毛泽东(上)──写于毛泽东生日110周年前夕 2003/12/22
·消灭私有制是灾难之源 2003/12/26
·血染土地公有化——再评消灭私有制 2003/12/27
·毛泽东波尔布特贻害柬埔寨——三评消灭私有制 2003/12/28
·国共内战溯源——四评消灭私有制2003/12/30
·土地公有是官员腐败温床——五评消灭私有制2003/12/31
·修改宪法应是两会大事——论修改宪法之2 2003年2月26日
·建议国家军委主席实行差额选举——给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的公开信 2003-2-28
·请两会关注狱中大学生刘荻——声援刘荻之六 2003.3.4
·请公布两会选举得票率 2003-3-14
·1948年中国的一次差额竞争选举——兼论2003年全国人大、政协选举2003-3-16
·人大不赞成票 抵制江泽民――再论2003年全国人大、政协选举2003-3-26
·反战者成了萨达姆的希望——有感于伊拉克战争 2003.3.31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和萨达姆政权――有感于伊拉克战争(之2)2003.4.10
·两国归俘两重天——有感于伊拉克战争(之三)2003.4.15
·非典肺炎与新闻自由――有感于非典型肺炎的流行2003.4.21
·“非典”蔓延与江泽民的责任——有感于非典肺炎流行之二2003.4.24
·论反对胜利者的自由──有感伊拉克战争之四 2003.5.2
·江泽民不该忘了身份――有感于海军潜艇出事之后2003.5.6
·再读《风雨苍黄五十年》——悼李慎之先生2003.5.12
·“中山服”设计思想为何遭删——话说“走向共和” 2003.5.21
·一部难得的好戏──话说“走向共和”之二 2003.5.24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2003.5.30
·论示威自由权利2003/6/3
·为何不出毛泽东全集?——评论毛泽东之(1) 2003/6/26
·吴敬琏、蒋彦永与“非典”2003-7-2
·伟哉 香港人——有感香港反23条立法大游行 2003/7/5
·“23条立法”延期是港人大胜利──有感香港反23条立法游行之二2003-7-7
·香港——大陆的明灯——有感于香港反23条游行之三2003/7/10
·掩耳盗铃和新闻自由——有感香港反23条立法游行之四2003/7/15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二十年前狱中吁党内民主2003/01/19
·应该放小“老鼠”回家过年——声援刘荻之四2003/3/28
·理直气壮为狱中大学生鸣冤――声援刘荻之五2003年2月7日
·军队应由国家主席统率2003年2月26
·合肥学生示威合法 有理 有节2003.1.23
·呼唤自由的女大学生——声援刘荻之三2003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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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文章
·致刘荻40112
·是统一还是分裂中国?(二校)40113
·“毛热”声中 有不谐音40203
·红色暴君 帝王路4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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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忆六四


   在软禁中,谈到六四时,赵紫阳说:“《许家屯回忆录》写的‘六四’ 那一段是符合事实的,大体是那么回事。”(见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杨继绳2004年 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改革 年代的政治斗争》)
   赵紫阳在软禁中,有人通过特殊方式,可以看到他,杨继绳是其中之一;通过亲友的传递,赵也能够看到一些海外出版物,对其中某些不实之处,赵提出过批评,但对许家屯回忆录写 ‘六四’ 那一段,却给予特别肯定,我想其原因之一是:许家屯在六四之前,身为中共中央委员,香港工委书记,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并且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因为他是中共高官,对中共上层内幕了解比较多。
   原因之二:许家屯是1949年后,成功出走海外级别最高的官员。他的回忆录写于海外,他有条件秉笔直书。原因之三:许家屯对六四事件自始至终都是同情学生,与赵紫阳观点一致,许与赵平日交往甚密,经常电话联系,89年5月3日,赵将许从香港招回北京,一次交谈两个小时(见《回忆录》p370)。
   由于以上原因,许家屯能够写出 “六四”的一些真像,他的回忆能够表达赵紫阳的心声,所以赵对其给予肯定。
   现将《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中有关“六四”部分的内容摘出,供大家阅读、研究、参考。
   2004年6月3日于山东大学
   附许家屯简历:
   1916年出生
   1938年入党
   1945年前曾任县委书记
   1945年后曾任地委书记,师政委
   1949 年起先后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
   1975 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977,1982年两次被选为中央委员
   1983年后任香港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985年被增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
   1991年撤销人大常委职务
   1991年被开除出党
   许家屯回忆 “六四”风云
   (摘自《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第十四章“六四”风云)
   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中国的政治气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在香港也强烈地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我要新华社的宣传部门收集,并整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采取每天通过新华社(小分社)的传真,向中央提供外部的信息,供他们参考,以期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能注意外面的反应。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到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数万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可是中央没有一个去见他们。我和新华分社几个副社长在香港电视上看到这一情况,大家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当,赵紫阳和李鹏为什么不可以出面见见学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长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实在无法理解。学生是出自爱国,出自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有什么可怕,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怕见群众,怕见学生呢?对于中央负责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我们很不以为然。
   北京学生从游行请愿,发展到天安门静坐,从要求中央领导人接见,到要求和中央领导人谈话,都没有得到北京领导人及时适当的处理,形势发展日趋严重,外界反应强烈不满。我忧心如焚,专门将香港记者在北京录摄,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学运情况的录像,以及香港传媒界的反应,专人送给赵紫阳及中央办公厅,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早日妥善处理。赵紫阳看了之后,对去人表示,比他在北京当地了解的情况要多,要求陆续给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的情况,他们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四月廿五日,邓小平会见了杨尚昆、李鹏等人,邓听取汇报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后,连夜就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达邓小平的讲话,政治局的决定, 并发电报给各省市党委。他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不对头。当时分析,确实有少数外国势力、反共势力介入学运,甚至有的在后面对学运起了一定的操纵作用,但是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把整个运动定性为“动乱”,是把问题看严重了,对广大学生和市民来讲,是打击了一大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极不策略的。
   社论发表后,激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反弹。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近十万人上街游行,虽然北京市委已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调离工作,重则逮捕法办,但学生游行时,仍然受到北京市广大市民、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学生运动主要对著李鹏的,社论发表后,情况就变了,开始把矛头直接对著邓小平。一些接近邓家的高干子弟中传出,“邓小平被李鹏出卖了”。学生运动的“升级”,迫使袁木、陈希同等不得不出面与学生代表 “对话”,他们坚持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僵硬态度,不仅未能使学运丝毫去向缓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数百名学生开始绝食请愿,第二天,绝食学生就数以千计,天安门、北京市、全国都沸腾了,哗然了,不时传出有学生不支晕倒送医院的消息,绝食的学生还在增加,甚至有的开始绝水,这种严峻的形势,才逼使李鹏出面,与学生代表对话。在电视实况转播中,李鹏摆出大首长的架势,居上凌下,看不到一点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鹏一方面对学生代表讲:“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同学是在搞动乱。”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不愿意与学生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不肯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李鹏还表示,他会在适当时候说自己看法,实际是宣布不会改变《人民日报》社论对运动的“定性”。对绝食学生代表继续进行威胁,态度恶劣。令人实难忍受。我与新华分社内一些同仁看后,反感异常,认为共产党相信依靠群众的传统,给李鹏全部丢光了。
   他不出来对还罢,出来对话后形势肯定将进一步恶化。
   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鹏声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宣布:学运是“动乱”,要反击动乱,杨尚昆宣称已调动军队进京。赵紫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感到赵紫阳可能给撵下台了,局势将会急转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激发了北京、香港声势更大的反抗活动,形势更加严重。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撤销戒严令,“李鹏下台”的口号响彻北京,连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都有人打著横幅参加了游行,声势空前。
   香港市民这一时期一改过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积习,发起爱国运动,绝大多数从爱国、爱港、支持改革、要求国家进步出发,参加面之广,左、中、右各方都卷入,从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机、小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资本家亲口告诉我,他们参加了百万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诚在记者访问时,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有些大商场举行了“义卖”,将收入或利润捐出,支持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满街的小商小贩,也纷纷自动举行同样的“义卖”活动。那一段时候,香港的爱国洪流,席卷绝大多数香港人及香港每一个角落,史所空前。
   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绝大多数工作员工,也无例外地,自动卷进这一洪流,成为运动中异常突出的一部分,在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门学运开始不久,香港新华分社内、中资机构内,即开始有人参加了社会上支持北京爱国学运的活动;在新华分社内,还出现签名支持爱国学运的活动。
   郑华是负责常务和组织工作的,他提议应予制止。工委讨论时,我讲:“不叫制止叫劝阻,假如劝阻不成,那就随他去,不要强迫!”“部长、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无论如何要说服他们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去签名。”
   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部长、副部长都已签了名,听到工委的决定后,大部分退出了签名,还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退,郑华问我怎么办?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强迫。
   这时新华分社一些干部,不仅去参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华分社的旗帜打出去了,徐海宁还在跑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对这些,我也嘱咐,不要责备他们。我们还决定,左派群众团体、左派工会可以去参加游行,可以打出旗号,领导人也可以公开出面参加游行或其他活动,我认为,在香港当前这样规模的群众爱国热潮中,如果群众团体领导人不参加反会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团体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会大大削弱力量。主动参与,方能保持和群众的联系。后来,发展到游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邓、李、杨的口号,我们决定左派群众团体不要喊这种口号,我们指出,这是过激行动。
   对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等,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对他们的报道,没有加以限制,让他们客观地报道北京学运的情况,以及香港支持学运的消息。对报纸本身的言论,也没有进行限制,只要求他们少发一些。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后,五月二十日,副社长张竣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正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复何言”。报社同仁讨论后,多数人主张用“夫复何言”,张竣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很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其赞成他的意见。第二天,“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在《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很恼火,李鹏要港澳办追查这件事,我要他们答复北京: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会妥善处理的。顶了回去。后来这件事发展成一次不小的风波,我将在后文再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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