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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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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三次土地大掠夺——三论私有化 13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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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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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黑监狱”亲临记1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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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不如满清督抚--声援港人反对假普选之十二1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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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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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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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忆六四


   在软禁中,谈到六四时,赵紫阳说:“《许家屯回忆录》写的‘六四’ 那一段是符合事实的,大体是那么回事。”(见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杨继绳2004年 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改革 年代的政治斗争》)
   赵紫阳在软禁中,有人通过特殊方式,可以看到他,杨继绳是其中之一;通过亲友的传递,赵也能够看到一些海外出版物,对其中某些不实之处,赵提出过批评,但对许家屯回忆录写 ‘六四’ 那一段,却给予特别肯定,我想其原因之一是:许家屯在六四之前,身为中共中央委员,香港工委书记,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并且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因为他是中共高官,对中共上层内幕了解比较多。
   原因之二:许家屯是1949年后,成功出走海外级别最高的官员。他的回忆录写于海外,他有条件秉笔直书。原因之三:许家屯对六四事件自始至终都是同情学生,与赵紫阳观点一致,许与赵平日交往甚密,经常电话联系,89年5月3日,赵将许从香港招回北京,一次交谈两个小时(见《回忆录》p370)。
   由于以上原因,许家屯能够写出 “六四”的一些真像,他的回忆能够表达赵紫阳的心声,所以赵对其给予肯定。
   现将《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中有关“六四”部分的内容摘出,供大家阅读、研究、参考。
   2004年6月3日于山东大学
   附许家屯简历:
   1916年出生
   1938年入党
   1945年前曾任县委书记
   1945年后曾任地委书记,师政委
   1949 年起先后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
   1975 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977,1982年两次被选为中央委员
   1983年后任香港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985年被增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
   1991年撤销人大常委职务
   1991年被开除出党
   许家屯回忆 “六四”风云
   (摘自《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第十四章“六四”风云)
   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中国的政治气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在香港也强烈地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我要新华社的宣传部门收集,并整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采取每天通过新华社(小分社)的传真,向中央提供外部的信息,供他们参考,以期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能注意外面的反应。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到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数万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可是中央没有一个去见他们。我和新华分社几个副社长在香港电视上看到这一情况,大家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当,赵紫阳和李鹏为什么不可以出面见见学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长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实在无法理解。学生是出自爱国,出自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有什么可怕,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怕见群众,怕见学生呢?对于中央负责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我们很不以为然。
   北京学生从游行请愿,发展到天安门静坐,从要求中央领导人接见,到要求和中央领导人谈话,都没有得到北京领导人及时适当的处理,形势发展日趋严重,外界反应强烈不满。我忧心如焚,专门将香港记者在北京录摄,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学运情况的录像,以及香港传媒界的反应,专人送给赵紫阳及中央办公厅,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早日妥善处理。赵紫阳看了之后,对去人表示,比他在北京当地了解的情况要多,要求陆续给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的情况,他们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四月廿五日,邓小平会见了杨尚昆、李鹏等人,邓听取汇报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后,连夜就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达邓小平的讲话,政治局的决定, 并发电报给各省市党委。他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不对头。当时分析,确实有少数外国势力、反共势力介入学运,甚至有的在后面对学运起了一定的操纵作用,但是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把整个运动定性为“动乱”,是把问题看严重了,对广大学生和市民来讲,是打击了一大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极不策略的。
   社论发表后,激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反弹。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近十万人上街游行,虽然北京市委已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调离工作,重则逮捕法办,但学生游行时,仍然受到北京市广大市民、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学生运动主要对著李鹏的,社论发表后,情况就变了,开始把矛头直接对著邓小平。一些接近邓家的高干子弟中传出,“邓小平被李鹏出卖了”。学生运动的“升级”,迫使袁木、陈希同等不得不出面与学生代表 “对话”,他们坚持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僵硬态度,不仅未能使学运丝毫去向缓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数百名学生开始绝食请愿,第二天,绝食学生就数以千计,天安门、北京市、全国都沸腾了,哗然了,不时传出有学生不支晕倒送医院的消息,绝食的学生还在增加,甚至有的开始绝水,这种严峻的形势,才逼使李鹏出面,与学生代表对话。在电视实况转播中,李鹏摆出大首长的架势,居上凌下,看不到一点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鹏一方面对学生代表讲:“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同学是在搞动乱。”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不愿意与学生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不肯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李鹏还表示,他会在适当时候说自己看法,实际是宣布不会改变《人民日报》社论对运动的“定性”。对绝食学生代表继续进行威胁,态度恶劣。令人实难忍受。我与新华分社内一些同仁看后,反感异常,认为共产党相信依靠群众的传统,给李鹏全部丢光了。
   他不出来对还罢,出来对话后形势肯定将进一步恶化。
   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鹏声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宣布:学运是“动乱”,要反击动乱,杨尚昆宣称已调动军队进京。赵紫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感到赵紫阳可能给撵下台了,局势将会急转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激发了北京、香港声势更大的反抗活动,形势更加严重。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撤销戒严令,“李鹏下台”的口号响彻北京,连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都有人打著横幅参加了游行,声势空前。
   香港市民这一时期一改过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积习,发起爱国运动,绝大多数从爱国、爱港、支持改革、要求国家进步出发,参加面之广,左、中、右各方都卷入,从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机、小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资本家亲口告诉我,他们参加了百万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诚在记者访问时,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有些大商场举行了“义卖”,将收入或利润捐出,支持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满街的小商小贩,也纷纷自动举行同样的“义卖”活动。那一段时候,香港的爱国洪流,席卷绝大多数香港人及香港每一个角落,史所空前。
   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绝大多数工作员工,也无例外地,自动卷进这一洪流,成为运动中异常突出的一部分,在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门学运开始不久,香港新华分社内、中资机构内,即开始有人参加了社会上支持北京爱国学运的活动;在新华分社内,还出现签名支持爱国学运的活动。
   郑华是负责常务和组织工作的,他提议应予制止。工委讨论时,我讲:“不叫制止叫劝阻,假如劝阻不成,那就随他去,不要强迫!”“部长、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无论如何要说服他们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去签名。”
   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部长、副部长都已签了名,听到工委的决定后,大部分退出了签名,还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退,郑华问我怎么办?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强迫。
   这时新华分社一些干部,不仅去参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华分社的旗帜打出去了,徐海宁还在跑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对这些,我也嘱咐,不要责备他们。我们还决定,左派群众团体、左派工会可以去参加游行,可以打出旗号,领导人也可以公开出面参加游行或其他活动,我认为,在香港当前这样规模的群众爱国热潮中,如果群众团体领导人不参加反会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团体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会大大削弱力量。主动参与,方能保持和群众的联系。后来,发展到游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邓、李、杨的口号,我们决定左派群众团体不要喊这种口号,我们指出,这是过激行动。
   对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等,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对他们的报道,没有加以限制,让他们客观地报道北京学运的情况,以及香港支持学运的消息。对报纸本身的言论,也没有进行限制,只要求他们少发一些。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后,五月二十日,副社长张竣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正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复何言”。报社同仁讨论后,多数人主张用“夫复何言”,张竣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很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其赞成他的意见。第二天,“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在《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很恼火,李鹏要港澳办追查这件事,我要他们答复北京: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会妥善处理的。顶了回去。后来这件事发展成一次不小的风波,我将在后文再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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