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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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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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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没有阴阳两面人的资源环境境,怎么会有阴阳两面人?
·人之"是人"属于天,这里没有选择没有自由,
·习近平不知应纯洁的是人文环境,不知救党是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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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纯知性讨论
·人感觉自己支配自己不是真相。真相是:人受知识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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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党爱国的主旋律〞才是祸国殃民的根源、
·《腐败不是因理念,信仰的缺失,相反理念与信仰倒是腐败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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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执政党〞自居前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党〞
·为人民服务只能服出人民价值,哪来的党价值?
·凡标榜自身意识形态的力量都是非法的
·共产主义是一种先天腐败型政治
·价值观是形成,〝党有权提出核心价值〞却是外造加工
·国民党腐败是后天,共产党腐败却是先天
·“党中央”也不能想正确就能正确!
·评《“党中央权威”要靠自己的正确来赢得”“维护”》此题目
· 海外民运没有毁,也毁不了!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2〕
·国是财产,也推不出私盟集团占有的合法性
·国不是党的私产,何来〝治国必先治党〞〔2〕
·回答赵森林网友的发问。他的问题是--
·如果习近平真读过萨特、菜布尼茨、康德、黑格尔
·广西爆案所诉求的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一命题包含着两个问题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纯粹的合法性
·对〝对党忠诚〞的纯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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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英时《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孙丰

   1、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士”的知识与现代知识之别;

   2、什么来做“边缘”的标准?

   3、功利;

   4、政党出于见,共产党出于功利;

   5、“知识分子”这个提法究竟还有无意义?

   6、呼唤蔡元培;

   有人偏重于从学的方面来议论,有人侧重于识,当然也有学识并茂的。学对于笔者,可以说是无,而识也是积累型,并非因治而获,所以在下的议论可能全不对题。

   余英时这题目够大够宏了,讨论知识分子,得先判定什么是知识。究竟是从智愚的立场,还是类型的立场来定义知识,这对于余老先生看到的边缘化是很不一样的。在设题里没有此议。

   知识定义宽窄两义,宽者很常识:明白道理即有知识,就是以智愚为知识分子的分界线。

   而狭者是分类立场,指出一种特定知识类型:必须是关于认识立场的,这使知识仅成为认识行为的成果;不包括其他类型如:历史的、阅历积累的、人生境界问题的……等等。

   以认识行为建立起来的知识,必须是关于被认识对象的,有认识主体,反映对象的理性形式。这样的条件下,知识即反映体系,它与被反映体系的符合为真知。人的智愚不是仅由此一类知识能决定。但这类“知识”在关系上最具有知识的形态。它是对对象的反映,是相对关系的,所以多是唯物主义的色彩。——牛顿是代表。

   以毛泽东为例,有好几本洋人写他的书都不认他是知识分子,至多承认他为半知识分子。毛泽东不是读书的人吗?不明事理吗?连个知识分子也算不上,是不是不公平?这说法也不是绝无道理,他的确不是认识形态的知识----不是科学家,工程家,他所明的理不是相对之物的,不是有形态的,不是唯物的。他读的是史,他的知慧运用是心理世界内的,是从“心”出发,又在心内完成的思维活动,不是经验科学。他自己说是唯物主义立场,其实主要是唯心主义的。因“唯物”与“唯心”对于他,他的党,都是先验概念,他是从表白、站队的立场来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的。照类型来定义知识,毛泽东拥有的不是认识类型的知识,所以有人不把他算成知识分子。也合乎情理,有根有据。

   照类型说的标准,胡跃邦、赵紫阳二公都得靠边;相反,上海帮里的:江、吴、曾、黄、陈……都是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的赵紫阳瞧不起知识分子的江泽民,说他附庸风雅,干不了实事,真是恰当极了。人以群分,来看看上海帮,差不多都只会装腔作势,不知何为正业。前阵子胡教长议取消岳飞、文天祥案引起各界嘲讽,它雄辩地告诉人们:陈舞娘和江三代常常很庄严又很神圣地玩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谎诞戏。和那些把马克思说成姓马的人差不了许多。而三代那张嘴却是悬河,一开闸就不可收,他是数、理、化、文、唱、吹、拉……无所不通的全通型知识分子。

   照他们的例,知识分子不仅设边缘化,还核心化了。

   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儒家,或士能不能入了知识分子的流还是个问题。

   因儒学是人生境界的学问,一种修养,是从心出发的,又是关于心的,是如何处世的学问,不是对物的知识。

   因此这样的学问天然用于价值理念,关怀环境,调整环境,是用来至善,用来承担责任的学问。“士”多般是这样的学问——一个以承担责任为最高理念的阶层。有这样学问的人倾向于以天下为己任,关怀、同情、怜悯、负责、议论……出仕、清议都是极正常极必然的事。

   士的学问有一个极重要的特征,它的范围只是关于——“我”的,《大学》,《中庸》都只涉及“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怎样成为这样的人?说来说去只是境界追求,谁也不能代了别人去追求,你怎么学怎么修都仅仅是对着自己,是自我内的:自己给自己定目标,由自己努力,自己监督,自己调整,自己达及。现代心理学(无论科学心理学还是哲学心理学)都研究“自我意识”的形成,而儒学或“士”不过就是“我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自我意识”。

   儒学价值的积极方面:没有破坏性:自己活动在自己内部,破坏什么去?;总是从全局出发,照及整体:它是一种由自己来回答自己所以应该如此的根据的学问——伦理的,伦理所寻的就是——总根,它怎么会不从整体出发呢?决不会因当下需要而使建设具有破坏性……;它的消极方面是:在打倒孔家店时所体验到的:保守、封闭的一面。它仅仅是关于自我境界的学问,怎么能不含些封闭呢性,怎么能不把认识之学拒斥其外呢?

   儒学是学问,但它只是生命境界的学向——造就好人的学问——培养圣人为目标的学问。

   儒学不是认识对象的学问:它不研究天体关系,也不研究物质构成。

   它不是物的理,不能用于功利。能用于守,用于治。不能用于取与夺。

   它在以往对它国家民族具有价值:只要有一些“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方面的杰出分子(士),其发生的影响就足以凝聚社会,稳定大局。那个时候的视野有局限,经济生活单调纯粹。所以士大夫处在中国价值的中心是理所当然。

   这并不是说功利在以往社会不起作用,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特征,使功利立场成不了价值趋向的主要观念。有了士——知愚型,伦理型,责任型的知识分子,就足以满足这种社会的价值需求。

   所以,士在传统社会里的主导地位,就不只是知识分子在主导,而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知识分子在主导。——是知愚型的,伦理型的,责任型的,追求至善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

   士与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等价名词。它们相同内涵只是明理,连所明之理也不一样。做为知识分子的士,所明之理一是善——向善;二是责任,他们不去为社会承担义务,尽其职分,又能干什么呢?余老先生指出的知识分子边缘化这一事实,与“知识分子”概念内涵的扩展有很大关系:知识不再只是向善负责的教导,还包含了造就能人,理之能,术之能,技之能,术、技之能本来也不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而是用来满足需要的,工程家们是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原本就应在边缘上。所以“边缘”知识的职分不同。

二、关于功利

   在中国,近代价值的标志是不是就是功利?虽不敢肯定,但作用非常清楚。近代是一部国家贫、弱,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可这都是经验评价,它揭示的不就是以认识为特征的专业学问太薄弱太苍白吗?要强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要求里暗含的潜台词是什么?是物!是术,是技——坚船利炮纺织机,这是具体的、直接的、有限性的学问,却又是有用的学问,正是这些有限性学问在方便人类需要,满足人类生存的舒适方面让人目瞪口呆。国强民富的愿望不自觉地就变成求功近利的观念,功利观就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价值趋向的主导地位。它造就了上海的繁荣。无论如何也得承认:机械、技术都是知识,不是用于调节人际,提高生命觉悟,却是丰富方便生存的,满足需要的知识,是人所不能不依赖的。这种知识本来就是用于财富的创造,不是责任的承担。近代发生了功利观对至善观、责任观的摧枯拉朽性革命:使传统的以造就好人为目标的教育向着认识世界创造财富方面急转,造官教育成为造就能人的教育。创造财富成为观念的主流。“五四”是否可以标志了这种转换的完成?——同时也揭露出这种转型的盲目:功利观念是必不可缺少的,但它一叶障目,不顾长远,不负责于环境,把要求之功孤立在整体之外,之上,为价值为造福而实施的建设在初始上就包藏着破坏。功利只对眼下负责,不可能对根源负责!它不是通过伦而建的理,是以眼下之利为出发点和终极点的。知识的功能就从“造就好人以忧天下”急剧地地转换成“造就能人以便利需要”。这样一种转变的大势来得太猛烈,以至来不及比较,筛选,反思。

   在常识以内,我们能看到共产主义做为一种特定文化的输入,却看不到它是在洋枪洋炮对义和拳的功用对比中输入的。织布机之对于手摇纺车在刺激感官上,是太有力、太生动,无从抗拒。共产主义是被包裹在对现代技术的期望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的引入的。最初它不是做为一种统治文化,而是做为功利观念里的一个成份引进的。而且最先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历了实践的挫折正处于反省阶段的,修正类型的----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比共产党早了十年,1911年创于上海。这个党的纲领并不含暴力,是共和学说。只有分析我们民族从传统向近代迈进时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才能探究出正悄悄形成的,急剧汇集的是个什么观念。戊戌变法生动地表明的是——要强国!要复兴!强国指望什么?——器,有形的器——利器。能带来利器的是术,是技——功利。

   在全民族的不可扼止的投进功利观的大背景下,“共产主义”这个功利文化体系被裹挟在其内输入进来……只求“造就好人”的传统文化无力满足强国之需要,它只能用之于人——心,不能用之于物;来不及辩别它对心的建设是否还有必须性。文化的潮流就和它拜拜了。可以说“五四”运动之蔽之弊就是功利观掩映了伦理观,陈独秀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的同时也裹挟着破坏性。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其实是潜伏在一个更基础的观念的胜利,是功利的,以造就能人为主流的文化观对造就好人,责任人的文化观的胜利。正是这一功利观的节节胜利中,为共产主义这个功利文化的胜利扫清了障碍的。共产主义是被包裹在刚刚兴起的正逢勃着的“自强——功利”观念里暗自成长起来的。借助了概念对理性的先验,在理性尚来不及辩别它的背景下风行起来。

三、政党出于见,而共产党却出于功利

   如果有冯友兰那种纵观全史的能力,除掉所有现象的蔽障,不考察汉以后儒学各派系自身的侧重,只看辩论的大势,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想刨一个正宗根据,至于正宗了没有,咱不去管,但从正宗的愿望出发却是明明白白,“正宗”其实就是最早的原因,第一根据,追求第一因的要求所决定的方法论,证明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是伦理,行为的出发点是目的,意志,但必须经过伦,目的被证实为就是一个理,且是真的,行为才得以发动。伦理就是寻出第一因来支持目的之合法。以这样一种方法论发动的行为即便不一定都善,但它至少不是直观的,近利的,只服从当下有效性。

   汉文化又深又厚,就因它是一种伦理文化,几经外族入侵、统治,也不能对其有所动摇,反而同化了异族。为什么?——就因它是从根出发的。而入侵异族不是从根上,只是从力量对比上,异族自身又没有伦理——没有根,它的统治其实就是它的文化(根)的建立,建来建去,它也就自己嫁接到中华文化这棵树上——被同化。伦理就是对正宗的追寻和负责,伦来伦去(追来追去)最后剩下的就是——“‘是’那一事物”。仁、义、礼、智、信所表达的就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的“所是”。通过伦理,确保其行就是“其是”——行为是本质的实现环节。从理出发就是从自己的“是”(本质)出发,而不是从功和利出发,它不一定能从直接层面看到积极价值,它却在总体上,从长远的方面保持了积极价值。汉文化往往拙于应付眼前事态,临界危机,这也是文明民族反败给野蛮民族的一个未被揭示的机理。文明就是按照因文而致之明的规则来活动,野就是不照规则。共产主义的入侵能在中国奏效,所基于的仍是这一点。从国共斗争史上你见共党讲过什么规则?从它五十四年的统治里你能举出它讲规则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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