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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邓玉娇弃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下)
·二、邓玉娇案证明:在人与共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性;因而说----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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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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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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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只是个承认关系,共产党把它当成选择来批了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道德建立在普遍上,但“党、社会主义、革命……”却都是些特殊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就是清党“遍地开花” 也解决不了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
·共党为什么要说“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及晶化’”?
·“优化、升华”论的第二个原因:共产主义是一个侵略性理念
·应巩固并确能被巩固的只有人民性,
·党本就“尚黑”,岂是任何人所能抹黑?
·只有道德,哪有社会主义道德?
·共产党怕攻击你别叫党呀!
·“党”、“共产”都是知识,都构成对人的规定
·何为中国模式?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我问习半昏:“政治思想”是“教”所能“育”的吗?
·靠指责人家“虚伪”来撇清自身者,必残忍!
·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向共产党亮剑!
·是党先哺育了薄熙来,而后才是薄的腐败----
·何为社会主义?何为中国特色?
·习近平的中国梦要了申勇的命!
·记者不需“马克思主义报导观”的再教育,
·“攻击共产党领导层”是政党的当有之义
·习说“政权瓦解从思想领域开始”证明它就该瓦解!
·“马克思主义报道观”所针对的就是“真相”
·对共产意识形态亮剑!就是要打倒共产党!
·邓小平放的也是臭屁!也应受审判!
·习近平等需要人文主义启蒙补课!
·用“虚伪” 来指责别的制度的制度,必定残忍!
·国人的性觉醒是习近平等的墓穴!
·只有弄清共产党是什么,才能判其能否改革
·只有“无为而治”才能走出困境!
·为什么要政改,从哪里往哪里改?
·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党的存亡只受自身性质规定,与网何干?
·“多党执政照样腐败”是共产党向人民的公然挑战!
·习近平8.19讲话中的自相矛盾
·伦理所据依的根是什么呢?
·是敌对势力还是共产党背离历史进程?
·“亮剑”就是用拿枪的兵来对付讲理的秀才!
·能「妖魔化」共产党的还末出生,且永不能出生!
·这人心还怕争夺?没听说过!
·对“争夺人心”的遣责是因自认“人心尽失”!
·“也有意识形态底线”是流氓、恶棍们的不打自招!
·凡“自信”都有感于“流水落花春去也”!
·管他什么势力只要他宣扬普世价值就是“好猫”!
·苏联解体是历史的自组织进程!
·判断能不能改革须先弄请共产党是什么
·凡构成独立理念的政党都必是异教邪说!
·从来就没有“党的领导”这回事!
·“两个不能否定”所针对的是“水能覆舟,舟之将覆”
·达不到摧毁现有政治制度的境界,发动不了改革
·鸡生蛋还是蛋变鸡?知识管人还是人管知识?
·为什么说共产党绝不能发生改革?
·挂羊头卖狗肉至少以羊肉为价值,
·内政也必须服从人政,因为只有人才有政!
·苏共解体“教训说所证明的不过就是“心已死”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见共必铲!
·“人权”就是冲着阶级才成为必须
·三权分立必造成“灾难”,但只限于狼们。
·在赵简子把狼砍死前,狼总是理由满满!
·俞正声:社会主义就好在“黄敬自杀,强声外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就“好在……”
·对习近平的“五大优势”的批判(一)
·理论优势“优”在哪里?就优在只恃“力”而决不讲“理”上!
·“政治优势”就是用暴力对付理性的供认不讳!
·感谢党和政府把我们炸死、烧死!这李群真牛啊!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以攻击为观念的文化
·科学发展观证明胡锦涛整个一个二百五!
·三个代表的要害是:只有被代表才有做人的资格
·先进文化即侵略文化!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个政权不法问题
·从客观上看,人是先成为人,而后做人
·“共产主义”之做为主张,是对着什么的?
·先进文化就是侵略文化或驾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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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2)

孙丰

一、“执”和“为”是同一个词,都是意志

   这政用什么来“执”?当然用意志啦!又用什么来为民?当然还是用意志。你的意志已用在了政上,你怎么再用到民上?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就是顺着相当然耳往下开河,究竟贯通不贯通言者是未曾想过,也看不出他要去想的迹象。

   为什么说只要执政就不能为民呢?因为“执政”和“民为”是两个行为。执政服从政治规律,政权的运行规律;而为民服从道德规律。政治规律,政权运行规律是个机制关系,是必然性表现;而道德是心灵的要求,是主观的自由选择。

   箭瞄的是雁,你怎么指望射中兔呢?

   “执政”的这个“执”与“为民”的这个“为”,是同一谓词——意志,只因对象不同才有了描述的不同。

   “政”和“民”都是名词,政是关系名词,民是物质(人)名词又综合上关系(众)。它们各服从各的规律:

   只要执政其意志就为政治所占,就已经在服从政治规律,这是必然的,这里的意志,已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机会,活动在政治里的意志只受机制规定,它自身没有自由度。

   从上世纪最后一二年以来,呼喊政权危机的频律在江泽民嘴里从偶尔上升到普遍,上升到不能间断。即便是在口头上,也至少是表达“要为民”吧?既然江三代在主观选择上也说“为民”,为什么事实却向着坑民害民祸民的方向不可抑止地发展?江三代在反腐败问题上用的唾液比谁都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官级越来越高,贪脏额越来越大,行为越来越机关化,全体化,赤裸裸化,处罚越来越重,但是腐败却以比反腐败强大得多的气势举国蔓延,口口声声一心为民的共产党却把中国的国库掏空了,把地球上的这块土地糟塌得不堪入目,连我们承传了五千年的文化也难以幸免。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猛醒——主观意志是扭不过机制这条大腿的!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悟到:执政与为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吗?前者服从必然世界,后者是自由选择世界的,各服从各的规律。胡锦涛还未对它们做出真值性认识,就把它们归到了一起。这与把钢沙掺杂到大米里煮粥是一个戏法。只要执了政,那政就不管你心上要为什么,它只准你按照机制的路径运行,你就不能选择了。

   江三代在那里责备别人是“形而上学”看问题,其实江三代的这些娇揉造做恰恰是最武断的形而上学。胡锦涛的“七一”讲话也大量地含有武断形而上学的痕迹,他不知道执政的“执”和为民的“为”是同一个词,生造出“执政为民”这种逻辑混淆,属拖泥带水式形而上学类别。

   其实并不是为了为民才产生出政治与社会,相反,是人(民)的存在必然地导致出政治与社会。“民”不但指出了某类自然物质(人),还揭示出这类物质的特有性质——理性。只有从理性出发,才有宇宙,有世界,才有关系;若不形成意识,人就只是动物,不是“民”。只要说到民,就意味着已经有了意识,脱离开动物界,就是说:无论在自然的造就上还是主观能力的拥有上,“民”的所有分子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为”谁的关系,每一个员的生命内部都有能动能力,这个能动能力都是体验生命实现生命的,干什么还要别人来“为”?自己的能动能力扔哪去?人人都有实现本已生命的能力,“执政为民”就是不让人家用自己的力量服务自已的生命,而由执了政的人来代替,这不是对人家本已力量的剥夺吗?这不是对个人主权的侵犯吗?因而“为民”是对人类平等性的否定——我们为什么让你们来为?为什么不由自己来为?——自主!

二、宪政不是执政为民,而是主权在民

   执政的这个“执”就是“拿”,执政就是把政权拿去了。共产党已把政权拿去了还为的什么民?

   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公共关系,政治就是从关系上争取普遍有效,政治就是《大学》所说的“亲(新)民,止于至善。”——即对普遍之善的争取。政权就是通过对关系的调整而促使每一成员都达完满,善,幸福。

   可见,政权是公器。它本来就是大家的,人人有份。

   既是公器,我们为什么让你们来执?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来执?

   因此说“执政为民”是强奸民意。

   “执政为民”是对——政权在民的反动。

   什么是现代政治?什么是宪政?主权在民的政治就是现代政治,主权在民就是宪政。

   怎么才能保证现代政治?保证宪政?只有通过政党党际的政治,政党间的竞争、比较,来达到社会制衡的政治。

   政党与政党的比较、竞争,是主权在民的保证——政党与政党的竞争、比较,只发生在党与党之间,党并不能直接地对人,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来自党的威胁。相反,在这种竞争、比较中,个人对政党始终具有强大的威慑,政党能不能取得执政机会,取决于自己能争取到的民意量,而民意的多寡,取决于该党的路线、政策的民众接受度。实际上权力并不在政党手里,始终在人民手里。没有一个政党能占有权力,执政仅仅是一个机会。任何政党的执政,都是临时的,阶段的——

   ——实际上执政就是在打工!

   始终处在丢失这一机会的威胁中。且不说主观上要拿权力来肥己,就是不能与时俱进,或者某种不慎,忽略,都引起民意的丢失,引起被抛弃。任何一个处在竞争、比较中的政党,其所争取的只是一个临时的机会,在这个机会里才有权力活动,才使人的才能得到施展,贡献于民众。就因为执政是一个机会,获得这个机会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又随时可能丧失,所以“机会”本身就是宪政的机制,它用强大的必然能量,迫使机会的争取者和暂时取得者,都必须保持旺盛的状态以追随民意。这一机制就有效地保证了执政政党不能滥用权力,不能拿权力来肥己——因为执政政党与争取执政而没取得机会的政党是同处一架天平上,执政机会造成的是——天平上的执政!在野党处在天平的另一端,无论是自己一端的轻微丢失,还是天平另端的轻微加重,都立刻引起平衡的破坏。所以执政机会使执政始终如履薄冰,不敢稍有懈怠。国家的权力始终不属于任何政党,不属于任何人,始终是公器。民意是决定一切的,民意就是权力。

   行施权力的人不仅处在民意的监督中,也还处在随时的被清算中。它只能依照协议来履行义务,通过杰出的履行来证明自己的贡献,造福公众,推动文明。稍有不慎就陷于民意的讨伐,更不用谈什么谋私。“执政机会”确保了没有什么人,什么党,什么力量可以使政权私有。

   “机会”使执政成为成对概念,就因它仅仅是一个机会,所以它对于一切政党,一切人都是平等,任何人一旦满足了机会所必须的条件——才能与诚信,他便取得了施展才华,贡献民众,贡献社会的机会。机会本身就包含着在拥有与丧上都是公平,机会以不能执政,失去执政为其条件,机会时时提醒正在执政者,做为机会它随时随地有被人民收回的可能,机会以其机制功能避免了政权成为一党私器。

   执政仅仅是一个机会——这就是它必定是公器的保证条件。

   至此,我们通过逻辑的证明,揭露出“执政为民”是一个骗局。那么,我们是不是主张执政害民呢?不!

   我们的结论是:现代政治的完备表达是——政权在民!

   政权在民,使执政者的执政=施展才华的机会。你有才能,又有可以信任的道德,就有可能取得这个机会,你在才能上,道德上稍嫌不足立刻丢失这一机会。这一机制(在功能上)迫使所有有志于此道者在对才与德的争取上始终处于旺盛,符合人性。要争取执政的政党,它所着力的不是去占有地位,而是占有才与德,它所争取的充其量只是一个机会,它必须在才能与道德方面做最大的拓展以满足民意——

   ——也就是始终向人民投降,而不是人民向权力投降。

   因为执政虽然权力在握,却只能在这个机会内的在握,机会失去呢?面对着的就是清算。

   胡锦涛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庸才还是远见灼识的政治家,并不看他想不想,要不要“为民”,而是看他能不能还政于民!

   因此说,胡锦涛“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的胡版解释,仅能看出他有某些摆脱江阴影的的要求,他尽力要使“三个代表”与江泽民个人有所分离,尽可能地将“三个代表”变为共党高层的公产,多多少少有点以江泽民的道来制江泽民余威的游戏。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谋略与才能的区别:谋略用于机变,用于处世,用于错踪复杂背景下的安身,进取;而才能是对着整体的存在与发展,才能是用来达道的,才能不是用于对付,而是用于开拓和推动,才能追逐的不是成功,而是气象!

   “七一”讲话的用意是企图通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三个代表胡版重释,完成他自己和他的新政与江氏政权的区别,划开界限。江泽民之臭,江泽民政权的贪婪腐败是人类史的空前,对于这一点,胡锦涛那心与“敌对势力的我等”不会有丝毫区别,胡锦涛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过是向公众,向舆论,向国际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不要腐败,我不是与江三代一样的糜烂之辈,请不要给予等同的看待,我要图治”,这是共产党的老传统:表决心。“七一”讲话是胡哥用以与江三代划线的宣言书。又是他向弱势群体的苍白无力的表白。也是向国际社会的乞讨。

   胡哥没弄明白的是:决心书只是主观意志,属于自由问题;政权的运行规律是机制。这个机制告诉我们:它是政权与其背景各机体间的如何相制相约,怎样从机体的互动互制中建立起有效的运行链条。因此这就不是意志的自由律所可能奏效的,是各机体间引力与斥力的最佳搭配。你“要如何”是没用的,江三代没有少“要”了,这是一个弄通各机体如何相动相克的问题:不是一个“为”的关系,而是一个“是”的问题——即:主权在民!

   你想为民不想为民我们不听不闻,我们只关心主权是否在民。你不想为民还不好办?下台!滚蛋!法办!

   我们的批判要阐明的是——拿胡哥的言来看胡哥的理,他是否完成了主观与客观间的批判。只要还一味地在那里把主观要求老调儿弹,我们就判断他决不能有推动民主的盘算。

   结论:执政决不能为民!

   我们要的是“还政于民”!政权在民!

   下一讨论:人有人性,党有党性,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新世纪(7/14/2003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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