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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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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当世英雄者,就应沦自已为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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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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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姜维平:司法腐败只能说最严重不能说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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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習順勢幹壞事易,逆勢做好事難,为什么?
·王军涛等还有个“海外民運撕裂了”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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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首位”,决无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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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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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问共产党:“普世”这个词抽象在哪?又片面了什么?
·“党同伐异”是一切政党得以合法的先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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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非天生,那孕育老虎的乳汁才是罪恶之源
·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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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闻答----
·文革中的左与右
·只要还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休想改革!
·向孙丰请教一个问题。
·回凯源
·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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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讨论中的一些问题:
·“对恐怖纷子不施仁政”是逻辑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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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暴恐对标本兼治的思考:(1)何为标?
·评宋鲁郑
·评《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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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讲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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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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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此议无效
·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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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茅于轼(二)

原题:共产党根本就不是执政党——二致茅于轼

孙丰

   茅老却要去讨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扩大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就是妄谈。上一批判我们定义了政党,还定义了“执政”只是政权命题,它管不了政党的事。本节的任务有二:一是证明“什么是执政党”?二是证明什么是合法性。

一、什么是执政党?

   “执政党”概念里有两个名词词素(党与政),一个谓词词素(执)。是动词“执政”来修饰名词“党”,不是纯动词“执”来修饰,茅老你自己试试:“执党”成立吗?它是什么内涵?它什么意义也没有,这就可以看出:只有执着某种关系(政就是关系)才能做党的定语成分。“政治”与“党”虽都是名词,但不是同类,“党”能还原成最终组织——具有实在性;但“政治”在任何情况下都仅仅是关系,怎么还原都不能将它还成存在(它没有客体性)。“党”是中心语,“党”可以受执政的修饰,却不能受“执”的修饰。可见——“执政”是个有条件概念——成对范畴。只有冲着“不执政”才谈得上执政。因此“执政党”的完整涵义是:

   1,揭露出一个事实——政党;

   2,揭露出这一事实的当下状态——在执政;

   3,揭露出这个事实是“类事实”,它只是这类事实中的特定的某个或某些。其区别性就是——它在执政,而别的党没有执政。

   因此“执政党”是用于在类事实中作区别的。这样,不须任何变动,只讲“执政党”,就已包含了没有执政的政党,包含了反对党的存在,还包含了对自己的不执政的认可:它只是此时(或某时)的执政者,不是永恒的执政者。一说“执政党”就已包含了还有未执政的政党,包含了党的本质就是互相反对。

   一句话:执政党不是个单记概念,它天然地给出了“执政”关系的不确定性及其合法性。

   因而,“执政党”这个概念,所揭示的就是——现代意义的政治——政党政治。

   试问:中国共产党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吗?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是“党类事实”里的事实;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现代意义的政治吗?不是!现代意义的政治是“政党政治”即“反对党政治”。

   可以反问:中国共产党不是正在执政吗?

   不错!中国共产党正在执政这是一个事实;可你茅老的文章不仅仅是说事实——还是在学问的立场上来讨论事实!

   事实可以包含真理,也可以不包含真理;

   学问却必须就是求真理!只有符合真理的事实才是生命之树常绿的事实。你不是因为共产之树不绿才提出你的讨论的吗?

   所以,所谓“政治改革”的涵义就是通过(1)对路线的更新(改);(2)对政治设施的弃除与重构(革),使中国的失了效的实践理性能够重新有效,其实就是符合真理。

   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这个命题成立,可行;它说的是中国的现行政治路线,政治设施没有正效应只有负效应所致的,通过改革来弃除负效换成正效。改革就是以对国家(国家的构成要素是人民、疆土、文化历史)的负责提出的,国家要求什么样的负责呢?国家只要求管理,管理的本质是:认识事物或事物的联系,并根据认识到的来调整事物。所以在对国家的负责里,不计算,也不考虑政党的利害与地位。在对国家的改革里共产党只是个政治派别,不是国家的构成要素,改革既是对国家的负责;那么,只要有价值于人民、土地、文化的,就是:是革、是留、是立的标准;该砍的要砍,该死的一定不能让它活!需要立的就一定得立!改革什么,怎么改法?只从国家与民众的需要与现状出发。为国家谋出路,若需要宰掉共产党,那也不许有一丝一毫犹豫。——这是责任对象(国家)自身的前途所决定的,不是我们的信口雌黄。

   为了国家,民众,就不能顾忌政党。

   茅老既提出了“全民参与政治改革”,就得回答“政治改革”的必须性的条件是什么?它就是中国的政治现状的失效性,那么,哪是这一政治现状的绝对力量?当然是共产党,因此改革就是对着共产党来实施。

   若提出共产党的政治改革,这个命题根本不成立:第一个理由是共产党不是一种可以改革的东西;第二个理田是这个命题的负责对象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说它不是一种可改革的东西呢?因为共产党有两个性质:其一是它的事实性(我们说的这个实际的共产党),其二是它是会说话的人用话建立的,这就有一个“共产党”做为一句话,它成立不成立?

   “共”的意思是全体,但这是一个不问全体内部如何,内部怎样,内部有多少自由度;一经把“共”做了“产”的定语,它就不再有内部的自由性,就成了全体一个样,只有一个自由度。“共”的全体性就丧失,而成为唯一性,只有一个自由度。

   共产的本质就是——一产。

   而“党”又是个类事实,只有在这一类事物里才有这一个事物,因而“党”表达的是反对,是多个自由度。共产党就成了:

   一方面是唯一,一方面又是杂多。

   “共产党”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二力背反!

   就像说:这墨黑墨黑的雪白一样荒唐。只是人类理性的批判是逐步的,阶段的,在还末批判到它时,人就只能使由之,而不能使知之。人类可以改革任何实际事实,但不能改革语言的涵义。像邓小平把社会主义赋予“特色”,可以任着他去私有经济是对公有制的补充………直到全面推向市场,市场经济;像江贼民之“三个代表”那样,能变了事实,却不能变了名称。许多国家可以改革自己的语言,比如越南变汉字为法文字母,却不能改变语义:不论你用汉文,法文,还是英文,只要说的是“共产”它就永远是一产;只要你说的是“党”则它永远就是对立,是杂多。不论什么语,“共产党”的语义所反映的就永远是二力背反。

   政治改革若以对共产党的负责为条件,就得追问共产党所要的负责是什么?又要问政治应负的责又是什么?

   共产党所要的只是对政权的占有,共产党的政治改革,其最终的落实就是:如何能永久地占有政权。那么,对共产党占有政权负责,必以民众和国家的牺牲为代价。中国的政治失效,失在哪里?还不就是失在共产党之永远地占有政权上吗?满足了这个要求,就必须消灭一切其他要求。

   毫无疑问,造成了“必须改革”这个后果的就是共产党,是它的非法性把实践推到了死胡同。那么改革的动力就是政权的非法性。

   试问:这1+1=2,能引起改革吗?当然不能!只有1+1不=2才引起改革。我们把这个简单的算术演变成中国政治,那就是:中国人有骨、有肉、有血,……能滋生出意识机能,这些机能能感知自身与世界,所以它不=“四项基本原则”。人的价值观就是=号后那结论。人类价值观就只=感觉:恣!爽!乐!幸福——善!

   请记住,我们已经证明了:共产党不是一个现代政治意义的政党,它的目的是统治,(茅老说的它只求权威)它求的不是做为一个政党的被维持,而是统治地位的被维持。这就使政党的合法性移到政权上——在西伯利亚行车,却到北京找辙!!我们必须区分:什么是执政党,什么是统治集团?并且阐明:共产党不是个执政党,而是一个统治集团。

   执政是以竞争为底层的,你通过竞争——普选,争取到民意而后执政,它就同时包含了随时随地丢失执政的可能性,执政是现代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通过对民意的争取来发挥作用的政治。因此“执政”表达的是暂时性;“统治”表达的是永远性。“执政”是客观概念,是描述,是区分;而统治是心理概念,是主观要求。

   执政党不表达图谋政权,占有政权,这不是执政的目的,“执政”是通过在“如何执政”上的对峙,竞争来争取执政的成功。能不能执政事实上就是一个政党的人民性、正义性的含量比较。

   我们总得在与政权相关系的方面给共产党一个名称:它不是执政党,那是什么?

   答:共产党是以对政权的占有为目的的集团。因此——若以国家的政治出路为前提,共产党必须恢复到它的类——党际事实里去;

   若以共产党的出路为前提,它就永远不会是一个现代政党。若改变了它的这一性质,它就不叫共产党,而非叫别的名不可。

   结论:共产党根本不是现代政治意义的政党,是个党霸,党阀,它是侵政党,霸政党,不是执政党,它哪来的执政的合法性?!

二、什么是合法性?

   所以有上述逻辑困境,是因茅文没弄清什么是合法性?其实“合法性”就是问对什么负责?由什么东西来负责?就是回答所负的责与当负的责是不是同一个。——政治的合法性就是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国家构成、价值观)是对什么负责的?显然,政治只能对人负责!

   那么我们不考虑以上提出的那些问题,而只考察这共产党在执的中国之政这个事实——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是问:共产党是对什么负责?共产党实际上负的那个责与政治应当负的那个责是问一个吗?显然不是。共产党只对自己能不能统治负责——宪法序言的四原则就是它负责的表达。而人(物质事实)要求的是一种什么责呢?人要求的是:自己是什么就实现什么,自己有骨、有肉、有血,能代谢,要维持,能感觉,能思维……人就充分地实现这些,享受这些。共产党负的责里根本不包括这些,而且还与这些处在不可克服的对抗中,它合的哪门子法?

   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共产党对国家的把持是共产党与人民、与土地、与文化历史的关系。胜败是战争的学问,执政是否合法是政治的学问——打败了国民党就取得了占有政权的合法性,这岂不是说抢劫合法吗?这岂不是说国家政权就是块肥肉吗?谁力大难就抡吗?这是哪壶与哪壶呢?

   “社会主义好”是老王婆子自夸自己长的俊,或者是东施说自己性感,它怎么能是共产党统治合法的证明与选票呢?

   “原来宪法的问题很多,现在已经启动了修改程序……慢慢地可以做到比较理想。”难道“宪政”不是立的?修改宪法能修出宪政精神来?修改是以不触动主杆为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宪法》的根本问题是它的非宪政性,它的反宪政性。你养的就是鸩,你把毛全拔下,再生出的毛就不是有毒的啦?中国危机的本身就是宪法危机,是因宪法不是宪政精神的法,宪法具不具有宪政精神是立法中是否根据了宪政精神。中国的出路就只能是重新确立出有宪政精神的宪法,而非修改现行宪法能有效的。

   茅老说:“共产党执政是不是?哂泻戏ㄐ裕炕卮鹗强隙ǖ模蚓驮诹烁母锟诺某晒Α!闭饣卮鹛涠狭耍凑合法性包含两个思想:其一是对着明天,后天,大后天,是对着未来讲的;其二是在党际联系中,对着竞争者讲的,x党执政优于另一党,连竞争对手都不予承认的前提下哪来的合法性?共产党不是在执行,是强行霸政,吞政,吃政,贪政,哪里谈得上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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