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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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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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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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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胡锦涛言论批判】(3)

原题: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胡锦涛言论批判(3)

孙丰

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胡锦涛应清楚:总书记也是常人,国家元首的的屁也是臭的,所以胡锦涛的话与江泽民的话一样都可能是歪的邪的,虚的假的,空的。

   上一节我们已根据“人是人”这个不移事实,无可辩驳地求证出:人只对人才负有责任!这个结论是不许讨论的铁律!可胡锦涛却叫人牺牲自身去成全政权,这是十分荒谬的,但现实中各个国家都有对政权负责的法律,不分清这一关系就易混淆日常理性的判断。这一节我们就来缕清人与政权的关系,只有澄清了人与政权孰个先孰个后,才能判明孰个派生孰个,才能肯逢究竟是孰个立负责孰个。

   对此共产党一向用命令来解决,胡锦涛也没能例外,这是因为他们的主义——那个叫马克思的人从一开始就犯了方法论的错误:把政权解释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一解释就像割韭菜的镰刀把所有道理不论正道理歪道理都割了,只剩下一个“割”字。

   共产主义泛滥的遗害就是取消了理性存在物所仰仗的理!

   而我们坚持用证明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人类能别于他物的就是理性,既然人类有理性,人类就是用理性来实现存在的,当然一切问题也都应用理性来解决,人间一切矛盾、危急都是理性所可以阐明,能够有效的。大自然特别恩赐给人类的也就是理性,不用它来理解、交流,你要它干什么?人类的冲突不就是利益与道理的不清所致吗?人有理性,不就是为了理解,通过理解求出真相,化解纠纷,找出共识,达成妥协的吗?我们坚持理性批判救国,其根据就是社会矛盾、危机都是理性的误用,当然是理性所可澄清,所以应坚持的就是证明。

   要澄清人对政权还是政权对人负有责任,第一个问题就是回答——

   世界上是先有人还是先有政权?因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道了先后,也就得出了真理:

   这个提问几乎不需要论证,没有人会把它搞错,没有人不承认世界是先有人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之所以重要,其意义在于:

   它就是事物的本——

   社会能做为事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既然找到了它的本,也就是追出了始点,也就理清了孰个派生孰个,孰个应为孰个服务。

二、人不是有目的的来到世界的

   跟下来我们必须探讨:人来到世界上是有目的的吗?如果有,那是什么?如果不是有目的的,那人来世界又是干什么来的?

   因为胡锦叫人民牺牲自身去对国家领导人,政治制度、四条棍子、国体和政权负起责任,也就是强制为人规定行为目的。如果胡锦涛的话能站住脚,那人不是白活了吗?

   人的“自我”在生命上,人的生命被它的“自我”所经验,人舍弃了生命去负责政权,那它活着还有舍意义?要证明胡锦涛的荒谬,就首先要对目的做出还原——目的是由人的哪一能力建立的?人照着目的才能去行为,这种联系是天然的吗?不是。人只有用了理性才能确立一个目的——那些傻瓜、婴儿、植物人、落到动物群里的人,都不能给自己构建出目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么没有形成,要么形成后由外因又丧失了理性,不管是没形成还是丧失反正都符合:“只有理性能力才能构建出目的”这条真理。因此,我们就澄清了——

   人之来到世界上不是有目的的。

   再说,人也不是应了自己的要求,而是由造物主不由分说地的创造来世的,大自然是盲目的力量,并没有意志,只要条件具备后果就必然,所以它也不是有目的的造人的。因此,人之做为世界中的事实是没有目的的。

   那么,人到世界上是干什么的?

   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也完全没有意义,可实践的共产主义就从这里开始了它对人的愚弄,开始了它的罪恶:它胡说人到世界上来是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为把全世界的黑暗势力一扫光;为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翻身得解放……因为在开始时谁也碰不到思考这些胡说八道是真是假的必须性,可到要思考时它已霸去了政权,人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上了它的当——心灵从这里开始异化:“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反人性的教义就冠冕堂煌地占领了人的意识,还来不及辨别它的真伪,或还未成熟出辨别真伪的能力,就被它俘虏了。

   邪灵附体就是这回事,邪灵其实就是背离了人类性质的教导,邪灵就从这里附上了人们的肉体,附在人的心灵里。

   我们理直气壮地告诉共产党,并且每个人也都应明白:

   人之来到世界没有任何目的!

   只有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清除附在我们身上的邪灵。

   人虽不是有目的的事实,但是,人既是客观世界中的,就证明人有不移的性质,这些性质既是不移的就必定是有表现的:首先的表现就是肉身是在环境中的存在,它就避免不了与环境物象的互作用,这种互作用的结果就使理性形成。理性一经形成,就使人从本能存在上升为实现性存在,从他律变为自律性存在——即人的行为只有通过目的才能发生。

   人类常识就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其实有目的的只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人生,行为是具体的,随生随灭的,人生可只有一回。由于行为是由意识所发动,就汤水不漏的被意识经所验,可是没有人能经验出生,结果常识就在这里易花接木了:把行为是有目的的错当成人生是有目的的,马克思在这里躜了孔子,滑入邪路,臆造出共产邪灵。

   可见,要澄清政权与人的关系的关键就是弄清:

   把“人生该有什么样的目的”这个伪命题校正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人的一生是千千万万的目的,只要不死,就总是一个接一个,不过这数不清的目的的总和也就是完成生命——对生命的实现。每个目的都是生命一定性质的表现,完成生命的某一片段,人是用不间断的行为来实现生命的。所以,只能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分析“人生的意义”这个概念,是生命在先意义在后,生命是意义的条件和原因,意义是生命性质的表现和结果。因而生命是意义的所在;义意在生命之上,只有有了生命才可能有其意义,所以意义只能在生命内。

三、生命的意义就是滋生出理性,由理性占有生命,实现生命,享受生命

   这就不容商量地解决了:生命的意义就是因生命具有性质,性质的表现就是意义。从性质里派生出理性,理性经验生命并占有生命,这个意义就是通过理性对生命的实现来把握的,享受生命,使生命具有价值。

   至此,我们的论证证明了——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

   人是自己的本质这判断蕴含着:人不是为人以外的他物才来世界的!

   人应该对什么负责,也就清清楚楚了。

   正是因为生命是不能抗拒的,它既在了就只有在下去!所以:对自己负起责任,这也不是可以抗拒的,人只应对人负责这就不是个自由意志的选择。

   生命既在了,有不在下去的可能吗?

   正因后天的自由意志所借助的是处在世界、处在时间的生命,才需要确定它的位置。位置就是联系。一方面人是一个物种,在其类以内有数不清的并列成员,它们本性的一致性构成了,各自实现本性可能在联系上发生冲突;还有人的存在需要外部条件,这又构成了人与环境条件的联系……联系就是秩序。个人的存在是环境中的存在,个体既需要满足,又需要安全。这就要求秩序——为所有的成员提供安全,具有这种能量的就是社会。因此社会的出现是理性动物的存在所不能避免的。社会就是人与人、人与环境间的联系。

   社会是联系,因而它又同时是一种机能,通过对关系的调整,促成联系的合理,造就有效于所有成员的秩序。因而说——

   社会是人对人负责的一种形式,管道;

   社会是人的存在发展的必然之果;

   社会又是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人类公正的力量,它是人的存在的结果,又反转来成为促进人的存在更加合理的原因。

   可见社会就是由人的本质所必然的派生,又是在人群间建立秩序所不可或缺的设施。因而社会除非不形成,一经形成就具有能量,社会是机能。

   这种功能是对人服务,负责,否则它没有存在的必要。

   人是客观自然界里的,社会却是人心里的。

   只有客观世界中的存在物才有实际的需要,才需要对之负责;而人心理里的东西,并没有需要,就不需对之负责。

   社会不是自然事实,没有客体性,它既不吃饭,也不喝水,没有痛也没有痒,没有感知,它没有痛苦也没有欢乐,它不销费,也不需要利益,它永远以对人的满足为责任,它从来没要求人的牺牲来成全它。

   从人类有史到今天,政权一次又一次的更变,取代,原理是什么?不就是当一个社会的联系原则不能负起对所有人的责任时,就自然地有新的联系原则要取代它吗?所以,人类的进化史永远都是对社会原则的不断完善,完善也就是改造,就是弃旧的建新的,决不是对人提出苛求以稳固社会。

   既然社会是用功能来对人负责的,所谓国本,所为制度,无非就是它怎么样来具有功能,怎样来发挥作用,功能又有什么不可以攻击的?无论这攻击是小规模的还是大肆的,都是情理中事,只要它对人的负责有不如意处,人就应攻击它,人是为自己又不是为政权来活的,生命里的意义在生命里又不在政权里,人当然不应该攻击自身而应攻击政权啦!且,政权、国体、制度受了攻击也不损失,不痛苦,即使被推倒再换一个它仍然没受损失,不感痛苦,对它的攻击当然是天理应允的。

   胡锦涛你听好:社会是鞋,是衣服;而人呢,相当于脚,身体;当鞋与脚,衣服与身体不相符合时理所当然的是做新鞋,换新衣,决不是削足,不是修理身体。

   人怎么可能不对自已负责而去对国家领导人,对政治制度负责呢?政权,政治制度无非就是社会联系的某种样态,整个社会都是用来对人负责的,除了对人负责它根本就不再有意义,它的某种样态又算上什么呢?

   当社会形成之后,人际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之本身也就具有了客观性,成为一专门的领域,具有自已的规律,从而成为学问。国家领导人就应具有这门学问,掌握这个规律,它是为对国民负责才成为领导人的,领导人是所系公众,所系公众当然要取得公众的信任,他理所当然地是在众目睽暌之中,经受公众的鉴别,他理所当然的应任劳任怨,当然既有受到理解拥戴的可能也有受到谴责讨伐的可能,怕攻击你们就回家找老婆孩子热炕头,让不怕攻击的人来做领导人嘛!领导人是为对国民负责,不是为被国民所负责任所拥戴才成为领导人的。所以它有德,就有望,就有众归,就被箪食壶浆相迎相拥;当它失道时就众叛离亲,被民众所讨伐所撇弃,被责被骂被西红柿臭鸡蛋所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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