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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并不是意志的要求,而是生命的法则

孙丰

   所谓正,必得对着一定的对象才能提出,那就是问:什么东西的“正”?

   回答简单而肯定:人的正!

   这个命题是要说:民主、自由并不是因人有欲望而生的强求,它是生命存在所原有的联系。

   任何事物与自身的关系都是“是其本身”(山是叫,水是水;我是我,你是你,这关系不能改变)——自身与自身的同一,水能不是水,鸟能不是鸟吗?自身与自身只有“是”的关系,不存在正或不正。“正或不正”是就一事物与评判它的标准相符程疫而说的。所以“正义”里既有标准,又有对象,用这个标准去检验评价对象。这是唯独人类才有的一种联系——因为只有人类才是既能自律又是绝对他律的二元联系。

   自律是意志的自由选择,他律是不能抗拒的客观必然。

   被检验被评价的是自律——人的用心,心发动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客观必然。因为它能自由选择,才应该照自身的“所是”(不能抗拒的必然性)去选择,这就是“正”或“正义”。因此正义就是要人根据自己的所是来发动行为,因为只有客观性(所是)才是人类原有的,因而也是人人平等拥有的。人虽有理性,能自律,能自由行动;但人仍旧还是客观世界中的,其性质是被自然律不由分说的所赋予,因而就不可抗拒地服从自然。归根结蒂,人还是完全的他律之物。

   人的自律只是它做为自然事实服从自然力一种方式,所以只能说成“人的自律”。“人的”二字就揭示出“自律”只有在自身说自身的条件下才有效,这是指人类自已觉着自己是自律,在不用“自己觉着”这个前件下还是他律。因精神能够经验自身,经验才觉着自己是能动的,其实把能动性还原回客观世界,能动能力只是自然律的结果。所以说自由,自律,选择都仅仅是感觉概念。

   正义一词就既使精神的自觉得到承认又被还原回客观,二者统于一。行为的选择不得超越自然的赋予——感觉虽是各个人的,但生命做为事实却是人人如是,所以“正义”转换成实践也就是要保证自己的行为不成为对别人的妨害。

   人在自然那里有些什么,关联什么,在自由行为上就应严格的遵从什么,不得越出——这就是正,正义。

   人类正义就是要求能自由的意志必须依照不是自由获得的天然本性来行为。

   社会公正就是用社会联系所具有的功能促成人类公正。

   违反上述原则的就是邪是恶——反正义。

   人民同专制主义的斗争,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不公转换为人的实际痛苦,生活质量对人的剌激引起了的抗争,因而斗争就表现为对痛苦的摆脱,摆脱当然是意志的要求,就很容易把社会必须服从正义这个机制关系理解成人的奢侈要求,歪曲了生命的本质。

   在共产党,就说人对民主的诉求是好高务远的欲望,是对共产党的敌对,就说求民主是对政权的反叛或颠复。不错,人民是向政权要民主,要自由,但这个民主自由是生命联系里所原有的,后来才被主宰社会的力量剥夺去,人民同共产党的斗争是把被剥夺的自由重新收回来——所以才叫还政于民。

   “还政”一词就揭露政治或社会本来就是事关人人的,其根据是——人人都是生命,都得往下活。“政治或社会”就是所有而不是一部分成员的存在所联结成的机制功能,它本来就是全体嘛。人民起来斗争就是把原来属于全体人的公器归还给人民。使“在生那里就平等的生命”不因社会联系而丧失平等。只要有理性的生命存在,社会或政治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人的主观创造,在生那里平等的生命要在意识的联系里继续保持平等,就得通过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制衡——

   只有通过“制”才有平衡,只有通过力量的相对使用才能去“制”。

   社会和政治是因为具有制衡功能才必然地形成的,社会和政治不是应着去“为”(为人民服务,为民所用)才形成的,所以我们的祖先说政治即正;西方人的祖先说政治就是普遍有效性,其意思是一个——

   只有通过制才能获得衡,只有衡才有正。

   政治的本身就是普遍有效,这种普遍有效只有从平衡里获得,所以这样一种能量的本身并不是自己的根据,能量的源泉是它的机体各部分相配置而成的机制,有什么样的机就有什么样的能——机是如何地相“制”,就产生什么性质的功能。

   机能表示能量是由许多不相同的部位的相互钳制造成的,这些部位互相咬噬着、既吸引又排斥,互为作用,一处的变化必引起相钳制、相联系的所有部位的变化。

   所引发出的变化就是它的能量。

   能量依附在机和机的相制里,因此各能量的性质和强弱不能从自身而应从机制联系上被考察,不应直观地去强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社会秩序的失控为例,为什么失控?这只应到社会力量的配置上去找答案——去考究配置是否符合制衡原理?配置不当就引起失衡,失衡就失正,一个丧失正义的制度怎么能不造成秩序的失控呢?这共产党却并不问它的政权机制配置是否合理,它自己之做为机制力是否合理,而是一味地增加控制力——不间断地发动严打。严打做为秩序的控制能量被偏面强化,就引起了相应机制——民众从正义出发的行为移转到从利害上出发,只求自我满足,不管对他人是否妨害,结果又引起了伦理(机制上的异变)崩渍,伦理崩溃的直接后果使政权蜕变成霸占之权,处在中国政权中的人除了霸占他们还干过什么?霸占的后果就使整个社会陷入腐烂,不再围绕正义来行为,秩序就不能不最终坠于瓦解。

   我们借此阐明政治是受社会的制衡原理形成的,只有制衡才有正面能量。

   从而我们就洞察到“执政能力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都是刻舟求剑。其实社会能量的规模与强弱是不变的,因为社会就是人际联系机制——制衡,这个性质到什么时侯也不改变,那么它的总能量也不变,那在变的只是领域和方面,胡锦涛所看到的不是社会能力的弱化,而是促进正义的能力在弱化——社会出现的邪恶事实也是能量的后果,只能说社会能量从促进正义向促进邪恶方面移转,并不是能量的弱化。

   胡温对汉源暴动的处置不是我们能接受的,但总比汪洋接手处理前的处理具有明显有效性,胡温定性与其前定性是个能力强弱问题吗?不是。而是一个制衡问题,胡温定性比其前定性的在失衡量业就减弱许多,他们这里所努力的并不是时能力的提高,而是对机制配置的调整——让步,步让的虽很有限,但却是让步。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社会进化就是机制配制的更加合理这个认织,由机制的合理才能供社会功能得到完善。

   而社会机制是由全体社会成员的联系造成的;

   所以社会机制的配制合理性是由各社会力量的自由参与来保证的。

   把这个“自由”还原回自然却是生命原有的法则——生命在存在上就各是各的,转换到联系上呢?当然就是自主。

   只有通过自主的结合和不受干予的舆论才能造成社会的制衡,因此政党就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自由才能立成党,自由地立出来的党就不是立党为公或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参入制衡。制衡包含所有社会力量,是全体国民的事,因而也对所有社会力量有约束效力,谁也不敢随意给自已增加或减弱一点力量,增或减都立刻引发失衡,失衡也就是失去正义。

   共产党的“立党为公”要害是毁掉“社会是制衡机能”这个原则,使政治失去了客观性——即不再服从制衡原理,政治一不服从制衡原理就陷于得势者的主观把持——你能用政权去为人民服务,你的权是为民所用了,所暗含的就是早已霸占在手,既霸占在手就绝对不可能去服务国民。只有当政权处在制衡联系里,它不是任何特别力量的,它才派生正的能量,正的能量的本性就是服务组成它的成员。

   把社会理解成制衡机能,则服务国民的是它的机能,机能不归为任何力量和个人,“服务国民”就是机制能量的必然。而只要有理性的生命存在了就是互相联系的,只要联系的就是机制的,只要机制的就是伴有能量的,国民接受机制能量的服务是对淮都不欠情分和恩泽,社会不去服务国民,那些能量往哪里消耗?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政治解释成主观性的东西,如:胡锦涛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掩盖了政治来源于人人,从而完成了对人人自由参与的剥夺,它成了党的私有财产,又哪来的自由参与制衡呢?哪去找平衡?没有制衡又哪来的正义?。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为人民服务”和“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首先完成的都是党对政权的占有,占有就是失去制衡。由于这些话的字面意义并不直接含有攻击性,就蒙蔽了我们的视野,较难直透它对人性的分裂与异化。

   上述对制衡的研究揭示:社会和政治都不是人故意创建的,而是由理性的存在自然而然形成的,是一种功能,不是恩泽。功能就不是意志叫它有能量它则有,不叫它有它则没有;但共产党的那些理念全是意志,只有意志才能“要”为民如何知何,只要随便可以“要”如何的,肯定就首先是自我满足的——腐败。只有处在制衡中,意志的任意性才能受到有效限制,不是它想如何便能如何,而是必须如何。归根结蒂社会是个制衡功能,只有做为制衡功能它才能服务民众,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服务里多一个“为”字,就使客观功能变成了主观意志,只要意志就必陷于任意运用。共产党那些遗老遗少正天说“中国的发展水平还很落后,还达不到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条件”,“中国人的教育水平还很低,无法实现普选”,联合声明中承诺了的香港07/08普选,也用“还不成熟”来赖账。

   这些理由全是因为政权不被看成制衡功能而建立的,国为它已被少数人占为己有,所以才方便于随意举出理由以支持自己的霸占。

   人的物质本性不是因理性了才有的。人天然就是平等的。

   人的平等性既不是来于社会,社会凭什么霸去不还给我们呢?

新世纪 (11/25/2004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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