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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何为普世价值?
·自然怀抱里无敌人,敌不敌是人意的指令!
·“普世”说的是物的先天性质,“价值观”说的是“先天性质”之从后天能力里
·蒋、习不可比。国共可作经验的对比。三民与共产是先经验的差别
·再论“意识的形态性”
·把人清除出党他还是人还在人生中,把党员清除出人籍他还是党员吗?
·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批判
·(1)习近平断言“党蜕化变质”。孙丰斩钉截铁说:大错!
·(2)人类是一有两个个“始原”的物种
·(3)把共产党作为一个纯粹知识来看
·驳习近平"从严治党"论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团团伙伙是政党的共同的、本然的性质!
·凡借了人性外的名义的制度,都必定是反人性的
·冯胜平"革命使人堕落"之悖理
·问冯胜平: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1)
·问冯胜平(4)
·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怪哉!——诘冯胜平
·习近平为什么能说出"共产党已蜕化变质"?
·"蜕化变质"只是指出一个实事,指出实事只是承认
·"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是堕落的菌种
·腐败的果与因
·批《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育出什么样的人?
·孙二郎说打虎
·孙二郎谈腐1
·难道酷刑还有正当的或可合法施行的?
·孙二郎谈"中央统一战线小组"
·天津大爆炸头号警示是:停止9.3阅兵
·赞同革命与革命是否发生是两回事
·习近平恰好陷在扭转乾坤开辟新纪元的历史链条的环节点上
·天津爆案对中共的警示是:
·自然界里本无党,"党的规矩"就是疯子的自欺欺人
·哪是什么"亡党危机"?明明是瓜熟蒂落蒂要换新宇
·天津爆案标志了爆炸已经成中国政治的常态,
·评《退休高层痛斥"党内腐败"和痛哭"亡党危机"》
·医生只给人珍病,不为党珍病
·腐败是社会人格双重化的表现
·物由什么所造,就只能服从什么力量!
·硬件上打虎,软件建设上谜续指鹿为马!
·对《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理性清理
·是共产党有罪于周、薄、徐、令、郭……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没有阴阳两面人的资源环境境,怎么会有阴阳两面人?
·人之"是人"属于天,这里没有选择没有自由,
·习近平不知应纯洁的是人文环境,不知救党是死路!
·国民党有错误是后天的,共产党的错误却是先天的
·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纯知性讨论
·人感觉自己支配自己不是真相。真相是:人受知识的支配
·“中共是抗日中流砥柱论〞乃是继续腐败的宣言书
·若习近平回答了〝你是人还是党?〞国安便长治久安!
·〝爱党爱国的主旋律〞才是祸国殃民的根源、
·《腐败不是因理念,信仰的缺失,相反理念与信仰倒是腐败之母》
·合法性是是公理,王歧山说的是私理
·在以〝执政党〞自居前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党〞
·为人民服务只能服出人民价值,哪来的党价值?
·凡标榜自身意识形态的力量都是非法的
·共产主义是一种先天腐败型政治
·价值观是形成,〝党有权提出核心价值〞却是外造加工
·国民党腐败是后天,共产党腐败却是先天
·“党中央”也不能想正确就能正确!
·评《“党中央权威”要靠自己的正确来赢得”“维护”》此题目
· 海外民运没有毁,也毁不了!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2〕
·国是财产,也推不出私盟集团占有的合法性
·国不是党的私产,何来〝治国必先治党〞〔2〕
·回答赵森林网友的发问。他的问题是--
·如果习近平真读过萨特、菜布尼茨、康德、黑格尔
·广西爆案所诉求的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一命题包含着两个问题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纯粹的合法性
·对〝对党忠诚〞的纯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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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是能改革的吗?

孙丰

   对汉源事件的关怀,直接引发对政治体制的鞭挞,在诸多的讨论中,至少有两部分人诚恳而尖锐地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一是“避免大乱的唯一途径是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公开公正的政治决策程序。”,另一是许多人签署的一份呼吁从政治改革入手。我觉得“政治改革”命题未必成立,因为既叫“体制”就是各有自己性质的,一种性质取代了另一种性质,这是可能的吗?即便是取代了那还叫改革吗,那“取代”这个词扔哪里去?因此事关“体制”就有一个能否改革得了的问题,能被改革的政体必须是开放型的,像美国两党:无论是“共和”还是“民主”,这两个理念都不含排他性,所以它们的立场与初创时恰好翻了一个个,也并不需要专门的呼吁,是很自然的事。当然有人会引“明治维新”来作反诘,我不懂那个问题,只是从自已视野所及来谈这个问题。

   我的观点是只要是体制就改革不动。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实施不适合这里的例子,苏联和东欧事变的正确描述应是《新思维》颠覆(或替代)了共产主义。这不仅是个实践事态,而且前后是两个根本不相隶属的政体——戈氏的《新思维》闪灼着的是人本主义光辉,是共产主义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包含的,因此,从根本上考察是两种不相容的思想,是两种学说——在根上就不是一个包含另一个,不是改革,而是替代。虽说戈氏在主观上没有颠覆社会主义的故意,但这不能成为评价他《新思维》是否是改革的标准,改革的评价标准应是:新的路线是否是旧概念所能够包含其于内的。实践的发展使苏联和东欧诸国共产极权体制崩溃,建立了普世价值的体制,是另一类型的体制。因而这里发生的不是改革而是体制代替体制,可以说成颠覆,其实也可以说成一次革命。

   仔细研究我们国家所陷于的困境,就会看出其实是不能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求得克服的。我的这个论调不适合在“改革还是革命”这对范畴下来说清的。我认为“革命”更多的是一个质量概念,但日常中我们过多地赋予它形式涵义了——只把“使用暴力来夺取”理解为革命,那哥白尼学说引发的观念颠倒又是什么?牛顿力学引发的又是什么?其实革命就是新陈代谢,不管什么形式,是渐变还是巨变,是文变还是武变,只要所完成的是代谢,是新观念之进入社会,扫荡了旧观念就是革命。

   而中国眼下的困境是由共产主义制度的束缚所致成,改革就是革除它的封闭性,可离开了封闭性还有共产主义存身的余地吗?

   要想实现公开与公正,就不可能在共产主义名义下;

   若在共产主义名义之下,则决不可能有公开和公正。

   这是说具有封闭性政治体制不可能被改革的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理由:即政治制度或体制并不是它自身的初始,还有用来创立体制的东西——理念,创立政治制度的理念才是制度、体制形态的来源,它才是体制的初始原因。

   这里的意思是具有封闭性的政治制度,其封闭性不是来原于制度,而只是由制度、体制体现出来,它来源于构造制度的理念。

   我们应理解——政制制度或体制是成品、结果。它对于社会实践是处在主动的,支配的地位,属于原因;可它做为社会功能却首先要仰仗创建,而后才能成为事实,具备功能性,因而对于创建它的那些要素来说,它却是被动的,被规定而后方有可能。因此,它在形态上那些顽固症,就不是对制度、体制的动手动脚便可以完成改革的的,要动摇它的排他性、封闭性非更动理念不可。我们得求证“共产主义”这个总目标做为国家的总理念,能不能通过“公开公正的政治决策”来达到呢?学了西方的议会政治,有了言论自由,共产党还能做为政权的霸有者凌驾社会吗?因而说“共产主义制度”的那些劣根性,是由“共产”理念提供给它的。“共产”还在学说的阶段(根本还没有制度)就是排他的、封闭的。无论有无“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共产”这个词都是绝对封闭的,只要共产,就只有一个样式,排他、反对独立性、封闭、仰仗暴力。至于各国自已强调的那些特色,是由实践家们意志的特别赋予,并且也们没超出封闭性、排他性。因此说是做为理念的“共产”具有封闭性和拒斥性,而不是它成为制度后才具有这些性质的,而封闭性和拒斥性就是-

   ——拒绝公开、公正的决策。

   “共产”之做为制度只能用力量夺而取之,它的实践怎么能允许透明和公开来挑战呢?阶级斗争的精义就是:不须讨论是与非,只考虑如何纳入“阶级”这个大套子,而是与非所求取的就是正义,公正,阶级概念就是对着人们惯常的伦理道德来的,有了阶级说也就不需伦理学了。它就完成了不须通过道理的求证而直接运用武力征伐。试想用西方的议会制度、西方的政治透明、西方的言论自由又怎么能成为共产主义所能容纳的呢?

   所以说只要有了公开、透明、公正的决策,就绝没有共产主义存在的一线机会;只要在共产主义名义下,也绝对没有公开、公正。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不要把西方的共产党与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做等量齐观,西方的共产党是一个党,符合政党以党为背景这个条件,这里的共产党意嘱的不是政权,而是制衡政权;而中国共产党所意嘱的只是政权。它们根本不是一码事。你让中国共产党公开和公正,哪它对政权的霸占还有可能吗?

   共不就是一吗?共产不就是一产吗?

   离开了铁幕又怎么能共呢?所以说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是可能的,因为这个体制的要害就是共产党对政权的占有,如果公开和公正被引入——前苏联不就垮了?东欧的共产制度不就垮了?当然中共也得垮。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公开和公平的共产主义体制。只有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才有公开、公平。

   其实我要说的就是——只有救国这一种可能性,不存在救共产党也救国这种两全其美。

   因此我认为只有批判救国,不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救国。

   灭共产,才能救中国。

   批判无禁区。

新世纪 (11/12/2004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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