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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引文
·什么是“合法性”?
·“合法性”在哪里?
·人的客观性与人的能动性
·一般意义的“政党”的合法性
·从以上批判里得出的几个重要结论
·“共产党”批判”(一)
·“共产党”批判(二)
·“共产党”批判(三)
·“三个代表”想从哪里为共党补充合法性?(一)
·“三个代表”想从哪里为共产党补充合法性?(二)
·人类正义
·共产党是一功利主义的集团
·鸟瞰“十六大”
·“十六大”专侃
·打倒江泽民,重振中华
2.共产党“合法性”批判
·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人是从哪里得到“法”的?
·“宪政”批判
·共产党“合法性”批判(4)
3.“三个代表”批判
·引文:批判,必须是对被批对象的还原
·仅在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不起“代表”关系
·论“代表”一词对人性的割裂
·人是自己“是人”的,还是由第三者代表着才“是人”的?
·“代表”是机制联系事实
·纯粹语义学意义的“共产党”在逻辑上就非法
·“先进文化的前进要求”是谬句
·对“先进”的还原
·驳“文化的前进方向”
·对“立党之本”的批判
·对“执政之基”的批判
·“三个代表”是贪污之伞
·从对“党”的还原里把握“立党之本”
·“全民党”是一个矛盾,在逻辑上无解
·关于“共产党是否代表工人阶级”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为腐败的合法化立法!
·信仰价值观对经验价值观的反动
·信仰是理性成果,人是自然事实
·经验,是人类达到自身的唯一管道
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不是共和国
·“三个代表”是意志,是反宪政的
·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9.对中共16届4中全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批判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救不了共产党(2)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10.胡锦涛言论批判
·赵简子,你在哪里?
·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捕廖元华等是为夺回“已授人之柄”
·世界观是“树”而有的吗?
·只有人的世界观,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坚持共产党“先进性”是对人的存在平等性的瓦解!
·政党是用来保证政权合法的,不是用来执政的
·什么是党性原则?答曰:一霸二骗
·人是为人而活 不是为意识形态而活!
·“先进性”的党必是侵略性的党!
第二部分 专辑
1.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党——我来给共产党(中央)上党课(第二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三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四讲)
2.“六四”
·顺“六、四”者昌,逆“六、四”者亡!
·巴黎举行“‘六、四’意义座谈会”
·“六四”——悲壮的人类史诗
·“六四”——悲壮的人类的史诗(下)
3.山东的“六四犯”
·“他娘会养”的史晓东
·原罪的共产党(10)
·原罪的共产党(11)
·原罪的共产党(12)
·原罪的共产党(13)
·原罪的共产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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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是能改革的吗?

孙丰

   对汉源事件的关怀,直接引发对政治体制的鞭挞,在诸多的讨论中,至少有两部分人诚恳而尖锐地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一是“避免大乱的唯一途径是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公开公正的政治决策程序。”,另一是许多人签署的一份呼吁从政治改革入手。我觉得“政治改革”命题未必成立,因为既叫“体制”就是各有自己性质的,一种性质取代了另一种性质,这是可能的吗?即便是取代了那还叫改革吗,那“取代”这个词扔哪里去?因此事关“体制”就有一个能否改革得了的问题,能被改革的政体必须是开放型的,像美国两党:无论是“共和”还是“民主”,这两个理念都不含排他性,所以它们的立场与初创时恰好翻了一个个,也并不需要专门的呼吁,是很自然的事。当然有人会引“明治维新”来作反诘,我不懂那个问题,只是从自已视野所及来谈这个问题。

   我的观点是只要是体制就改革不动。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实施不适合这里的例子,苏联和东欧事变的正确描述应是《新思维》颠覆(或替代)了共产主义。这不仅是个实践事态,而且前后是两个根本不相隶属的政体——戈氏的《新思维》闪灼着的是人本主义光辉,是共产主义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包含的,因此,从根本上考察是两种不相容的思想,是两种学说——在根上就不是一个包含另一个,不是改革,而是替代。虽说戈氏在主观上没有颠覆社会主义的故意,但这不能成为评价他《新思维》是否是改革的标准,改革的评价标准应是:新的路线是否是旧概念所能够包含其于内的。实践的发展使苏联和东欧诸国共产极权体制崩溃,建立了普世价值的体制,是另一类型的体制。因而这里发生的不是改革而是体制代替体制,可以说成颠覆,其实也可以说成一次革命。

   仔细研究我们国家所陷于的困境,就会看出其实是不能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求得克服的。我的这个论调不适合在“改革还是革命”这对范畴下来说清的。我认为“革命”更多的是一个质量概念,但日常中我们过多地赋予它形式涵义了——只把“使用暴力来夺取”理解为革命,那哥白尼学说引发的观念颠倒又是什么?牛顿力学引发的又是什么?其实革命就是新陈代谢,不管什么形式,是渐变还是巨变,是文变还是武变,只要所完成的是代谢,是新观念之进入社会,扫荡了旧观念就是革命。

   而中国眼下的困境是由共产主义制度的束缚所致成,改革就是革除它的封闭性,可离开了封闭性还有共产主义存身的余地吗?

   要想实现公开与公正,就不可能在共产主义名义下;

   若在共产主义名义之下,则决不可能有公开和公正。

   这是说具有封闭性政治体制不可能被改革的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理由:即政治制度或体制并不是它自身的初始,还有用来创立体制的东西——理念,创立政治制度的理念才是制度、体制形态的来源,它才是体制的初始原因。

   这里的意思是具有封闭性的政治制度,其封闭性不是来原于制度,而只是由制度、体制体现出来,它来源于构造制度的理念。

   我们应理解——政制制度或体制是成品、结果。它对于社会实践是处在主动的,支配的地位,属于原因;可它做为社会功能却首先要仰仗创建,而后才能成为事实,具备功能性,因而对于创建它的那些要素来说,它却是被动的,被规定而后方有可能。因此,它在形态上那些顽固症,就不是对制度、体制的动手动脚便可以完成改革的的,要动摇它的排他性、封闭性非更动理念不可。我们得求证“共产主义”这个总目标做为国家的总理念,能不能通过“公开公正的政治决策”来达到呢?学了西方的议会政治,有了言论自由,共产党还能做为政权的霸有者凌驾社会吗?因而说“共产主义制度”的那些劣根性,是由“共产”理念提供给它的。“共产”还在学说的阶段(根本还没有制度)就是排他的、封闭的。无论有无“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共产”这个词都是绝对封闭的,只要共产,就只有一个样式,排他、反对独立性、封闭、仰仗暴力。至于各国自已强调的那些特色,是由实践家们意志的特别赋予,并且也们没超出封闭性、排他性。因此说是做为理念的“共产”具有封闭性和拒斥性,而不是它成为制度后才具有这些性质的,而封闭性和拒斥性就是-

   ——拒绝公开、公正的决策。

   “共产”之做为制度只能用力量夺而取之,它的实践怎么能允许透明和公开来挑战呢?阶级斗争的精义就是:不须讨论是与非,只考虑如何纳入“阶级”这个大套子,而是与非所求取的就是正义,公正,阶级概念就是对着人们惯常的伦理道德来的,有了阶级说也就不需伦理学了。它就完成了不须通过道理的求证而直接运用武力征伐。试想用西方的议会制度、西方的政治透明、西方的言论自由又怎么能成为共产主义所能容纳的呢?

   所以说只要有了公开、透明、公正的决策,就绝没有共产主义存在的一线机会;只要在共产主义名义下,也绝对没有公开、公正。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不要把西方的共产党与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做等量齐观,西方的共产党是一个党,符合政党以党为背景这个条件,这里的共产党意嘱的不是政权,而是制衡政权;而中国共产党所意嘱的只是政权。它们根本不是一码事。你让中国共产党公开和公正,哪它对政权的霸占还有可能吗?

   共不就是一吗?共产不就是一产吗?

   离开了铁幕又怎么能共呢?所以说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是可能的,因为这个体制的要害就是共产党对政权的占有,如果公开和公正被引入——前苏联不就垮了?东欧的共产制度不就垮了?当然中共也得垮。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公开和公平的共产主义体制。只有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才有公开、公平。

   其实我要说的就是——只有救国这一种可能性,不存在救共产党也救国这种两全其美。

   因此我认为只有批判救国,不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救国。

   灭共产,才能救中国。

   批判无禁区。

新世纪 (11/12/2004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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