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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只有弄清共产党是什么,才能判其能否改革
·只有“无为而治”才能走出困境!
·为什么要政改,从哪里往哪里改?
·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党的存亡只受自身性质规定,与网何干?
·“多党执政照样腐败”是共产党向人民的公然挑战!
·习近平8.19讲话中的自相矛盾
·伦理所据依的根是什么呢?
·是敌对势力还是共产党背离历史进程?
·“亮剑”就是用拿枪的兵来对付讲理的秀才!
·能「妖魔化」共产党的还末出生,且永不能出生!
·这人心还怕争夺?没听说过!
·对“争夺人心”的遣责是因自认“人心尽失”!
·“也有意识形态底线”是流氓、恶棍们的不打自招!
·凡“自信”都有感于“流水落花春去也”!
·管他什么势力只要他宣扬普世价值就是“好猫”!
·苏联解体是历史的自组织进程!
·判断能不能改革须先弄请共产党是什么
·凡构成独立理念的政党都必是异教邪说!
·从来就没有“党的领导”这回事!
·“两个不能否定”所针对的是“水能覆舟,舟之将覆”
·达不到摧毁现有政治制度的境界,发动不了改革
·鸡生蛋还是蛋变鸡?知识管人还是人管知识?
·为什么说共产党绝不能发生改革?
·挂羊头卖狗肉至少以羊肉为价值,
·内政也必须服从人政,因为只有人才有政!
·苏共解体“教训说所证明的不过就是“心已死”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见共必铲!
·“人权”就是冲着阶级才成为必须
·三权分立必造成“灾难”,但只限于狼们。
·在赵简子把狼砍死前,狼总是理由满满!
·俞正声:社会主义就好在“黄敬自杀,强声外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就“好在……”
·对习近平的“五大优势”的批判(一)
·理论优势“优”在哪里?就优在只恃“力”而决不讲“理”上!
·“政治优势”就是用暴力对付理性的供认不讳!
·感谢党和政府把我们炸死、烧死!这李群真牛啊!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以攻击为观念的文化
·科学发展观证明胡锦涛整个一个二百五!
·三个代表的要害是:只有被代表才有做人的资格
·先进文化即侵略文化!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个政权不法问题
·从客观上看,人是先成为人,而后做人
·“共产主义”之做为主张,是对着什么的?
·先进文化就是侵略文化或驾驭文化!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
·如不认定“自己灭亡在即”又何来吸取教训?
·人类的历史永远是从特殊向普遍的过渡
·吃人的是罪恶的政治,并非政治都吃人
·需要民主与法治的不是“中国梦”,而是中国,
·改革,革什么?就是革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信念?
·改革就是革掉共产党!
·共产主义也是一个理,这个理天然反改革!
·答王淮伟《如果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这样的国还是不爱的好!
·潘汉年爱国爱出24年大牢
·这国该不该受?请去查中共早期文件、史料----看
·也谈真、善、忍
·怎么打虎也救不了党,因为党的不合理法才是危机的正根!
·“宇宙真理”所说就是真理都是普世的!
·其实普世性就是合法性!且绝对合法性!
·是国家在地球上,不是地球依附在国家!
·人能说话,故可有敌对势力;可环境大气无言呀
·周永康行为又一次证明:互作用是一切政党的生命之源
·薄熙来,周永康都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呀!
·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与信念即基督教的来世天堂说
·谁来对周、薄进入最高层负责?
·共产党何曾有过让人兴风作浪的雅量?
·周永康是西方敌对势力在党政军中培养“魅力领袖”?
·老虎吃了、伤了的的人呢?昭雪冤案更紧迫!
·原来“分配不公”是西方敌对势力捣的乱!
·“分配不公”造成了人民拥护、社会融洽、国家安全!超牛!
·三个“总”都讲亡党亡国,但心理状态各异
·这“十面霾伏”是西方还是东方……敌对势力?
·党若亡了,习近平还能不再是习近平了吗?
·“以法治贪”治不了贪!因为“法”并不=自身合法
·人立的法并不是第一原则,未必合法
·朝鲜与周、薄事件证明----一党不是党!
·革命合法性即抢劫合法性!
·“杀张成泽乃朝鲜内政”,实是恶狼惜恶狼!
·不包含平反冤、假、错案的打虎不具有人民性!
·“形式、官僚、享乐、著靡”都只是风气而不是主义!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句子通不通?
·“三代表、科学观、中国梦”就是四凤!
·改造大学新闻,是对人类伦理根系的摧残!
·改造大学新闻系,是对人类伦理根脉的摧残!(2)
·邓、江、胡的不同行为,却是同一个呼唤----
·邓、江、胡间的斗争就是对多党制的呼唤!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不了改革!
·章立凡把话说倒了,应为“共产主义是毛泽东的负责产”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1)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周、薄也喊“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
·是共产主义犯法还是“异见人士”犯法?
·“革命”与“正能量”都是本己性自涵
·雾霾攻陷中国,证明“科学发展观”就是“形式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最典型的煞有介事!
·科学在心外可操作,是器,谓之形而下;“观”呢?
·“不做李自成”不过就是张决心书
·做了李自成又有何妨?只要人人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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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冲突也是“党性”背景所酿造

孙丰

   若把河南中牟县回汉冲突简单地解释为民族冲突,交通事故,那我们就上当了,这个事件的本身是硬性的,起因虽然目前还不甚清楚,但即使真清楚了,也只能做为审案追究责任的凭据,而不是理顺矛盾的入口。

   在一切硬性事件的脚底下都有一个软背景——

   是什么文化因子发酵出当下中国人用以行为的模式?

   我想,这才是一切硬性事件的总成因。其实,榆林、万州、汉源、中牟……所有事件的总原因都是一个——共产党党性之使然。

   当今中国,一切罪恶,一切意外灾害,就没有个不染共产党党性的。不可能在共产文化外解释任何社会事件,包括天旱、地裂、沙尘瀑。本人决不是牵强附会,把民间的民族冲突硬往共产政治上扯——共产党当然要指责我唯恐天下不乱而挑拨事端啦。请看我的分析:

   我当大兵时有三年多在《回民支队》,回民士兵和咱一样只会说汉话,他们原籍也都和汉区一样受党委党支部管着的,我那时嘴上无毛,大家也都无毛,互相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在看问题、处事上没有观念上的区别。回民士兵和汉民士兵一个样:都响应党支部的号召:学雷锋,写日记、做好人好事、监督别人,打小报告,这些行为在模式上都具有做假、攻击、侵略的性质。所谓入团入党名义上叫争取进步,实质是一种变态追求功利。那个部队的团长很年轻,没有不吃的东西,回济南去找媳妇,说在部队一切还遵从回民习惯,部队上有阿訇。结了婚,媳妇来了队,一看做一团之长的丈夫正天吃猪肉,就哭起来了,这位团长也有办法,拿着肉包子往老婆嘴里强塞,后来连他老岳丈都百无禁忌了。

   这事既使用骗,也使用攻击。

   无论是汉是回我们都处在同一只共产主义大锅里,这只大锅含的毒是并不分汉人还是回人,是同一个观念发酵了今天国人行为所依据的准则——侵略性、攻击性、欺骗性,本人前几天前一篇短文叫做《共产主义的本质——霸占性》就是为现时代的国民一般观念做结的,它是当下国人发动行为依据的总方式。

   不妨用万州事件来求证:扁担在前,那位被弄脏衣服的阴性同胞在后,不就是被扁担头戳上点污泥吗?一洗不就结了?偏不!举手就打,她一呼,男人把人家腿打断,这是种什么行为呢?——这叫攻击、侵犯、霸占。你看那撞死人的宝马车主不也是这个模式,强奸黄静的那青年、东北虎,河南骗,温州商品全劣残……——为达目的而采的方式全是先发制人的——攻击。

   二十世纪后期开始,不仅是共产党,就是受欺凌的百姓在处理事情的一般方式也是依靠力量主动攻击,或依靠智慧做假、欺诈,其实这都是侵略或霸占。处理矛盾冲突靠力量,完成目的靠进攻,对于责任则靠逃避。这样一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听我告诉你:

   它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意志的发酵——这个命令之本身就是典型的攻击,因为全体国民在性质上无差异——这就是法理,在这个法理里成立不出共产党来领导的正当性,它用力量把自己加给国民,这既是一个最普遍的侵略行为,又做为文化摸式辐射信号,规定观念。

   毛主席号召人民“要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并且还要狠,要像严霜一样无情;对落水狗都要毫不留情地痛打。

   什么叫主动呢?主动就是先发制人,就是不需要缘和故(理由),不用讲原因,主动就是攻击和侵犯。我们看王友琴先生的文革纪念馆,看遇罗文先生的北京市文革初期乱杀人的调查,郑义先生写的广西吃人调查……

   这些事件只有在“主动进攻”这个法理下才能发生。它既发生了就又具有文化的动能——我们常说的“伦理”就是文化的功能。日常生活里咱们谁也没故意地去“伦”什么理,甚至也不知道咱什么时侯脑子里有了一个理,但大家却不约而同的贯彻着一个理。其实就像咱们从娘肚子里爬出来,自己根本感觉不到怎么一天天长大的,怎么从完全的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咱们伦理所据于的那个根据就是找们的生命本身,我们之能意识,是借后天输入的中介(概念),别忘了是我们在借助它,不是它来借助我们,当然我们的生命就是实际之理的出处,发源,很自然所有理就都以其出处为根,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切理的根,即使理解不了这层关系,行为上也决不会弄错。就像水泉,总是往外冒而不是往里吸。

   行为从自己生命发生,又满足生命。“你、我、他”三个代词就完成了推己及人——把伦理的根据在全类里普适了,所以伦理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而“共产主义”之做为一种文化,它强调的是意志,规定了行为的方式,它所动摇的却就是这个——人之做为人的大伦,万理之根。

   当然,他们没有要毁坏人之大伦的主观故意,他们只是要达到目的,但为达到目必须发动行为,行为必须据于一个原则,从目标的形成,为实现目标而取的方法立场,就构成一个理性链,行为不再根据原有的大伦,而是根据利己意志。

   这其实就另建了一种伦理。

   须知:人指导行为的那些原则以及行为之本身,也都具有剌激力量,可以做为榜样被感知被记忆,对人发生教化作用;并又反流回文化,成为它的因子,反转过来规定人的观念。只要看一看江泽民那些强词夺理的胡说:“国际上,你有你的理,可我在中国就我有我的道”——这样他就摧垮了人类是同一物种,不分国际国内,当然地一个性质,一个标准这个根本公理。百姓们眼观耳闻,从这里学的是什么呢?一种共产主义伦理——只要对我有利,只要我需要,我就不须经由公德公理标准的把握。刑法规定十八岁以下是幼女,谁与幼女发生性行为作强奸伦处,可王宝森副市长就偏偏爱嫩草幼苗,他的行为又做为文化教育国民。

   所以说侵略性、攻击性就不只是共产党的专权,而是它已侵蚀了我们民族的血脉,这一点,不论汉、满、蒙、藏、回……谁都别笑话谁。九九年我获释回到社会,坐树荫下乘凉,看着从七、八岁到三十来岁的维族男孩成群的割行人的包,抢劫,我愤怒地上前制止,那些三十来岁的立刻亮出匕首。后来我去找公安一处那帮正天跟着我的警察,他们说的却是:这种事你到区局去报案,我们只管政治,只管你老孙和老牟这样的,偷摸抢掠管不着……所以我说:归根结蒂还是是个文化的性质问题,而非绝对的民族纠纷。

   河南中牟县狼城岗回汉冲突的悲剧仍然是共产文化毒化的后果,计程车撞死人可以看成意外事故(仍含有文化影响),怎么来对待事故却是一个品质问题:某官某警压死人驱车逃匿;压死人反巫死者;为逃避责任把人拖一公里……这都是对责任的逃避,是霸占心态在责任上的表现。我们还读不到这次冲突的详细细节,有一点可以大概判定:逃避责任引发冲突。

   死一个孩子已经够惨了,再赔上这么多大人,何苦来呢?须知:当人进入激动时是没有机会估计后果的。

   不同民族间不是个隔阂问题,而是由信仰、习惯带来的一种勾通差距,可人是理性动物,是能用交流来找到共识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共产主义做为文化它所动摇的是人类所以为人类的命脉——理性,人的活动无不出于理据于理,而做为制度,共产主义之本身也是一个理,是一个解也不通,走也不通的歪理。它成了制度,是做为国民的活动出于其,据于其的始点,它通过共产主义的教育——也就是撒谎、欺骗的人性扭曲,又伴以更生动更活泼的实践剌激——环境中每日每时大量发生的欺、诈、拐、骗、盗、抡、贪、迫害……就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双管齐下中扫荡了人类自然而然所形成的那个大伦——

   这年头,谁还敢讲理?——

   在上边讲了:我刚要去管那割包的孩子,立马两把匕首逼到眼下。

   不从理出发,当然从力出发,那就是用进攻、侵略、逃避、霸占来做行为的出发之点。

   难道读者不认为河南牟中县狼城的回汉冲突,与四川汉源的十万人,万州五万人抗暴,蚌埠一万老汉老太堵路游行,榆林三万八千人保地抗霸……北京上访村……其实是同一本质的问题?都是自然人的存在与共产主义欺骗文化之间的冲突吗?它们都是由霸占文化引起的,只是霸占是一个意志,当这意志应用到所关的对象身上时,对象的不同就表现出霸占的各不同形态了罢了。

   因此我的结论是:共产党的国家机器进入失效过程,政权的意志已不能有效的发生影响,社会的事态不照政权指挥棒运行,十月份不仅超越了九月,而且是以刷新的姿态大踏步地向失控推进,大规模的反共风潮就有十次之多(仅讲报告出来的),其规摸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八九时期,跃邦老去世时发生抗议的是在省会,北京,最初也不过以千人为限,且那是些省会城市和首都,是文明的中心地带,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而今是在偏远的、落后的、联系困难的县城,小城市,却一起步就上万、几万、十万人,一出手就是对着暴政的。据于此,我们的结论是:中国民主进程大事变的发生背景己经成熟,随时可能进入高潮。

   而中共的政权已经不是顺通的,并不能得心应手,令行禁止,它指那打那,唤风雨来的局面已成历史,它的彻底失效随时可至。而四川汉源县就是一个汉、彝、藏、回……十七个民族杂居的小县,仅有三十四万八,这次抗暴竟有十万之众,参加人数占29.4%,覆盖所有少数民族,这证明各民族的人民间并无矛盾,中国所有危机的症结都是共产文化,发生在河南中牟县的悲剧也不是民族间的,而是人民与共产文化间的。

   是人的真实性与共产文化的欺骗性、霸占性之间的矛盾。

   本文的意图是敲个警钟,在任何时侯都不要上共党的当,尽力化解民族冲突,把握斗争矛头,始终对准共产党这个大方向。

   十月份大事件后浪推前浪,要求民主阵营应有充分准备。迎接民主高潮,也要有勇扑国难的准备。

新世纪 (11/2/200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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