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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不做李自成”不过就是张决心书
·做了李自成又有何妨?只要人人过得好。
·共党当世英雄者,就应沦自已为李自成!
·这份文件是“历史顺势还是逆势”下的?
·既是官场丑闻,为什么还要对“敌对势力”亮剑?
·政治局会议承认自已是恶覇坏蛋
·胡德平注意:理论只有有效性,没有先进性。
·习近平的只有人话没有党话的新年贺词!
·吴稼祥“习李一年远超胡温十年”之说不怎么严谨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到底是“势力”敌对,还是党性本恶?
·得道多助,失道当然寡助!--对火烧领馆的评说
·不在于習是否想做事,而在于他懂不懂事
·“黄牛的品格千里马的气势”是要有就能有的吗?
·在王军涛论点上来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
·是政法委挑衅国民,还是国民挑畔政法委?
·拍蝇打虎所指全是果,时过境迁复又生,何哉?
·国民党能出了新,共产党为什么不能?
·活动在“教义”内,胆再大也改不了革!
·致姜维平:司法腐败只能说最严重不能说最大
·害群之马正在孤假虎威
·王军涛:習順勢幹壞事易,逆勢做好事難,为什么?
·王军涛等还有个“海外民運撕裂了”的误解
·公平=正义=普遍原则=普世价值=宪政(“=”号读为“就是”)
·只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首位”,决无公平与正义!
·严家祺的《論聰明……》只是述说而非论究
·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习近平学“铁血宰相”》是开裆裤说大人说话
·就算《系统清理权贵恶政》也不是出路!
·李源潮也是满嘴屁话!共产党可真是烂到了头发稍!
·从来就没有群众路线这回事
·说党的纯洁性本质上就是欺蒙性
·只要“特色”就绝无民主!(不管什么特色)
·清问共产党:“普世”这个词抽象在哪?又片面了什么?
·“党同伐异”是一切政党得以合法的先验条件
·只要一党,它就肯定是违法的!
·老虎非天生,那孕育老虎的乳汁才是罪恶之源
·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我在推特上的帖子及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的闻答----
·文革中的左与右
·只要还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休想改革!
·向孙丰请教一个问题。
·回凯源
·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乖乖!
·人们要问的是:社会主义就这个好法吗?
·价值观讨论中的一些问题:
·“对恐怖纷子不施仁政”是逻辑错话
·对俞正声的屁话:“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的质问
·俞正声的屁话二:
·因暴恐对标本兼治的思考:(1)何为标?
·评宋鲁郑
·评《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2)
·没有有百性相信官方也信的信仰
·讲一讲思辨:
·“法如天大”可,“国法如天大”绝对不可!
·辨“道理”
·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习近平的法国骚与老子的道
·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此议无效
·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何为普世价值?
·自然怀抱里无敌人,敌不敌是人意的指令!
·“普世”说的是物的先天性质,“价值观”说的是“先天性质”之从后天能力里
·蒋、习不可比。国共可作经验的对比。三民与共产是先经验的差别
·再论“意识的形态性”
·把人清除出党他还是人还在人生中,把党员清除出人籍他还是党员吗?
·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批判
·(1)习近平断言“党蜕化变质”。孙丰斩钉截铁说:大错!
·(2)人类是一有两个个“始原”的物种
·(3)把共产党作为一个纯粹知识来看
·驳习近平"从严治党"论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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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冲突也是“党性”背景所酿造

孙丰

   若把河南中牟县回汉冲突简单地解释为民族冲突,交通事故,那我们就上当了,这个事件的本身是硬性的,起因虽然目前还不甚清楚,但即使真清楚了,也只能做为审案追究责任的凭据,而不是理顺矛盾的入口。

   在一切硬性事件的脚底下都有一个软背景——

   是什么文化因子发酵出当下中国人用以行为的模式?

   我想,这才是一切硬性事件的总成因。其实,榆林、万州、汉源、中牟……所有事件的总原因都是一个——共产党党性之使然。

   当今中国,一切罪恶,一切意外灾害,就没有个不染共产党党性的。不可能在共产文化外解释任何社会事件,包括天旱、地裂、沙尘瀑。本人决不是牵强附会,把民间的民族冲突硬往共产政治上扯——共产党当然要指责我唯恐天下不乱而挑拨事端啦。请看我的分析:

   我当大兵时有三年多在《回民支队》,回民士兵和咱一样只会说汉话,他们原籍也都和汉区一样受党委党支部管着的,我那时嘴上无毛,大家也都无毛,互相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在看问题、处事上没有观念上的区别。回民士兵和汉民士兵一个样:都响应党支部的号召:学雷锋,写日记、做好人好事、监督别人,打小报告,这些行为在模式上都具有做假、攻击、侵略的性质。所谓入团入党名义上叫争取进步,实质是一种变态追求功利。那个部队的团长很年轻,没有不吃的东西,回济南去找媳妇,说在部队一切还遵从回民习惯,部队上有阿訇。结了婚,媳妇来了队,一看做一团之长的丈夫正天吃猪肉,就哭起来了,这位团长也有办法,拿着肉包子往老婆嘴里强塞,后来连他老岳丈都百无禁忌了。

   这事既使用骗,也使用攻击。

   无论是汉是回我们都处在同一只共产主义大锅里,这只大锅含的毒是并不分汉人还是回人,是同一个观念发酵了今天国人行为所依据的准则——侵略性、攻击性、欺骗性,本人前几天前一篇短文叫做《共产主义的本质——霸占性》就是为现时代的国民一般观念做结的,它是当下国人发动行为依据的总方式。

   不妨用万州事件来求证:扁担在前,那位被弄脏衣服的阴性同胞在后,不就是被扁担头戳上点污泥吗?一洗不就结了?偏不!举手就打,她一呼,男人把人家腿打断,这是种什么行为呢?——这叫攻击、侵犯、霸占。你看那撞死人的宝马车主不也是这个模式,强奸黄静的那青年、东北虎,河南骗,温州商品全劣残……——为达目的而采的方式全是先发制人的——攻击。

   二十世纪后期开始,不仅是共产党,就是受欺凌的百姓在处理事情的一般方式也是依靠力量主动攻击,或依靠智慧做假、欺诈,其实这都是侵略或霸占。处理矛盾冲突靠力量,完成目的靠进攻,对于责任则靠逃避。这样一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听我告诉你:

   它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意志的发酵——这个命令之本身就是典型的攻击,因为全体国民在性质上无差异——这就是法理,在这个法理里成立不出共产党来领导的正当性,它用力量把自己加给国民,这既是一个最普遍的侵略行为,又做为文化摸式辐射信号,规定观念。

   毛主席号召人民“要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并且还要狠,要像严霜一样无情;对落水狗都要毫不留情地痛打。

   什么叫主动呢?主动就是先发制人,就是不需要缘和故(理由),不用讲原因,主动就是攻击和侵犯。我们看王友琴先生的文革纪念馆,看遇罗文先生的北京市文革初期乱杀人的调查,郑义先生写的广西吃人调查……

   这些事件只有在“主动进攻”这个法理下才能发生。它既发生了就又具有文化的动能——我们常说的“伦理”就是文化的功能。日常生活里咱们谁也没故意地去“伦”什么理,甚至也不知道咱什么时侯脑子里有了一个理,但大家却不约而同的贯彻着一个理。其实就像咱们从娘肚子里爬出来,自己根本感觉不到怎么一天天长大的,怎么从完全的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咱们伦理所据于的那个根据就是找们的生命本身,我们之能意识,是借后天输入的中介(概念),别忘了是我们在借助它,不是它来借助我们,当然我们的生命就是实际之理的出处,发源,很自然所有理就都以其出处为根,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切理的根,即使理解不了这层关系,行为上也决不会弄错。就像水泉,总是往外冒而不是往里吸。

   行为从自己生命发生,又满足生命。“你、我、他”三个代词就完成了推己及人——把伦理的根据在全类里普适了,所以伦理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而“共产主义”之做为一种文化,它强调的是意志,规定了行为的方式,它所动摇的却就是这个——人之做为人的大伦,万理之根。

   当然,他们没有要毁坏人之大伦的主观故意,他们只是要达到目的,但为达到目必须发动行为,行为必须据于一个原则,从目标的形成,为实现目标而取的方法立场,就构成一个理性链,行为不再根据原有的大伦,而是根据利己意志。

   这其实就另建了一种伦理。

   须知:人指导行为的那些原则以及行为之本身,也都具有剌激力量,可以做为榜样被感知被记忆,对人发生教化作用;并又反流回文化,成为它的因子,反转过来规定人的观念。只要看一看江泽民那些强词夺理的胡说:“国际上,你有你的理,可我在中国就我有我的道”——这样他就摧垮了人类是同一物种,不分国际国内,当然地一个性质,一个标准这个根本公理。百姓们眼观耳闻,从这里学的是什么呢?一种共产主义伦理——只要对我有利,只要我需要,我就不须经由公德公理标准的把握。刑法规定十八岁以下是幼女,谁与幼女发生性行为作强奸伦处,可王宝森副市长就偏偏爱嫩草幼苗,他的行为又做为文化教育国民。

   所以说侵略性、攻击性就不只是共产党的专权,而是它已侵蚀了我们民族的血脉,这一点,不论汉、满、蒙、藏、回……谁都别笑话谁。九九年我获释回到社会,坐树荫下乘凉,看着从七、八岁到三十来岁的维族男孩成群的割行人的包,抢劫,我愤怒地上前制止,那些三十来岁的立刻亮出匕首。后来我去找公安一处那帮正天跟着我的警察,他们说的却是:这种事你到区局去报案,我们只管政治,只管你老孙和老牟这样的,偷摸抢掠管不着……所以我说:归根结蒂还是是个文化的性质问题,而非绝对的民族纠纷。

   河南中牟县狼城岗回汉冲突的悲剧仍然是共产文化毒化的后果,计程车撞死人可以看成意外事故(仍含有文化影响),怎么来对待事故却是一个品质问题:某官某警压死人驱车逃匿;压死人反巫死者;为逃避责任把人拖一公里……这都是对责任的逃避,是霸占心态在责任上的表现。我们还读不到这次冲突的详细细节,有一点可以大概判定:逃避责任引发冲突。

   死一个孩子已经够惨了,再赔上这么多大人,何苦来呢?须知:当人进入激动时是没有机会估计后果的。

   不同民族间不是个隔阂问题,而是由信仰、习惯带来的一种勾通差距,可人是理性动物,是能用交流来找到共识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共产主义做为文化它所动摇的是人类所以为人类的命脉——理性,人的活动无不出于理据于理,而做为制度,共产主义之本身也是一个理,是一个解也不通,走也不通的歪理。它成了制度,是做为国民的活动出于其,据于其的始点,它通过共产主义的教育——也就是撒谎、欺骗的人性扭曲,又伴以更生动更活泼的实践剌激——环境中每日每时大量发生的欺、诈、拐、骗、盗、抡、贪、迫害……就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双管齐下中扫荡了人类自然而然所形成的那个大伦——

   这年头,谁还敢讲理?——

   在上边讲了:我刚要去管那割包的孩子,立马两把匕首逼到眼下。

   不从理出发,当然从力出发,那就是用进攻、侵略、逃避、霸占来做行为的出发之点。

   难道读者不认为河南牟中县狼城的回汉冲突,与四川汉源的十万人,万州五万人抗暴,蚌埠一万老汉老太堵路游行,榆林三万八千人保地抗霸……北京上访村……其实是同一本质的问题?都是自然人的存在与共产主义欺骗文化之间的冲突吗?它们都是由霸占文化引起的,只是霸占是一个意志,当这意志应用到所关的对象身上时,对象的不同就表现出霸占的各不同形态了罢了。

   因此我的结论是:共产党的国家机器进入失效过程,政权的意志已不能有效的发生影响,社会的事态不照政权指挥棒运行,十月份不仅超越了九月,而且是以刷新的姿态大踏步地向失控推进,大规模的反共风潮就有十次之多(仅讲报告出来的),其规摸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八九时期,跃邦老去世时发生抗议的是在省会,北京,最初也不过以千人为限,且那是些省会城市和首都,是文明的中心地带,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而今是在偏远的、落后的、联系困难的县城,小城市,却一起步就上万、几万、十万人,一出手就是对着暴政的。据于此,我们的结论是:中国民主进程大事变的发生背景己经成熟,随时可能进入高潮。

   而中共的政权已经不是顺通的,并不能得心应手,令行禁止,它指那打那,唤风雨来的局面已成历史,它的彻底失效随时可至。而四川汉源县就是一个汉、彝、藏、回……十七个民族杂居的小县,仅有三十四万八,这次抗暴竟有十万之众,参加人数占29.4%,覆盖所有少数民族,这证明各民族的人民间并无矛盾,中国所有危机的症结都是共产文化,发生在河南中牟县的悲剧也不是民族间的,而是人民与共产文化间的。

   是人的真实性与共产文化的欺骗性、霸占性之间的矛盾。

   本文的意图是敲个警钟,在任何时侯都不要上共党的当,尽力化解民族冲突,把握斗争矛头,始终对准共产党这个大方向。

   十月份大事件后浪推前浪,要求民主阵营应有充分准备。迎接民主高潮,也要有勇扑国难的准备。

新世纪 (11/2/200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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