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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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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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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本质——霸占性!

孙丰

   这个命题是把共产主义当做一种文化来研究。所谓主义,就是主张。

   “共产主义就是一种用霸占(做为实现方法)建立起来的主张”。对这样一个命题,人人都可以理谕,即使是胡锦涛、温家宝,在关起门来只对老婆孩子说家常的场合下也不会有异议,只有到了政治局,或面对国民,胡锦涛才会板起面孔说:这是反共分子的破坏伎俩,而温家宝则多般不会放声。

   我要说:对这一命题的普遍赞同是出于经验——即中国的社会事实就是如此。赞同不过就是看到吗?赞同是对所见事实在状况上的承认,评定,不过是说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只要你打开互联网,到处都是霸占:国家信访办的文件可以创造出“越级上访”、“非法上访”;许多地方的戒毒所可以把吸毒人送去卖淫;干了活多年讨不到工资;说了实话反而成被告;每亩卖35万的土地只给农户500元;县长书记住宫殿,农民住七十年代的救灾棚;无缘无故把人拆磨成残废,打死……

   共党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发布的九月份全国示威统计为:有三百一十万人参加,波及一百七余市,三百九十多个县,所列原因为:

   一、国企下岗、解散、合并职工得不到合理补尝、安置;

   二、群众合理权益受到损害、剥夺、引发抗争、诉求;

   三、社会反对党政、公安、司法部门的腐败滥权行径和活动;

   四、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激起中下层抗挣;

   五、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社会关注事件处置不当,不公,引发反弹;

   农村则是:

   一、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损害、侵害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利益;

   二、地方政府部门的杂税,逼迫农民反抗;

   三、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

   四、提高化肥、农具、种子价格;

   五、强制农民无偿修建工程,强征农田……

   以上共产党自己的文件所承认的又是什么?——掠夺、霸占。

   可见,从苏联的共产教父们在中国豢养出共产党以来,其基本持征从一开始就是侵略、攻击、霸占。共产党在野时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它篡夺了国家则就蛮横无理地霸占。这些都是国人亲经的现实——直观所得的经验。

   如果要从这些经验中抽取出普遍的道理,那么,我要说——共产主义做为一种学说,它就是专门研究如何实施霸占的主张。

   是为侵略、霸占寻找根据的学问。

   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对人类自然而然形成的人文大伦的扭曲、破坏,否定,它用“阶级”这个借口制造仇恨,用斗争这个方法毁掉法理,把掠夺、霸占推到极处。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一切全靠武力,何须讲理!以上是就现实上讲的。

   但我们提出这命题却是一个判断,判断是思维的结论。思维是对着概念的,思维可以不必求助事实,只对“共产”做理性分析,就能发现“霸占”原本就是共产所包含的一个成分、一定品质。

   从而就能让我们醒悟:共产主义实践所犯的那些罪行,其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人屡犯错误,而是“共产主义”做为一个道理所含的机理就是霸占——除非不把共产当成社会目标,只要当成制度,对它的实践就必是霸占,决无幸免的例子。完成这一求证,我们就不会再把希望指望在那个人的明智上,而应坚决地树立起扫荡共产主义的信心,只有民主宪政的制度,只有普适价值才是社会公正的条件——也就是被胡仔所抗拒的西方的政治制度。

   不错,只从字面上考证,好像不能从“共产”里直接检阅到“霸占”这个品性,这里的差错出在:因为实践要对理论做环节和步骤上的分解,在实践家那里,就只是从对事实(现象)的把握出发,比如:既然过去被证明是错了,实践家自然地考虑用新路线来予以纠正,并相信一定能够纠正。邓小平纠正毛泽东煽动仇恨,挑拨仇斗的路线,其决心不谓不坚,可他最后却堕于比毛泽东更凶恶更惨忍的屠杀泥沼——他自己又陷于自己决心要告别的那个罪恶之中,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需要的只能是法理上的澄清。

   这是因为在我们对既往的检讨里:那些注重理论探索的人,只对原有理论做机械探寻,看不到理论与实践之间也有一个机制上的联系。他们只看到“共产”一词的语义并不直接包含霸占,却看不到“共产”并不是事物的自在联系,不能自已形成。它的实际形成和维持都要求外力的支持,硬要把客观上并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就只有通过攻击、霸占、迫害来完成,不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还有一个机理,形成一个夹角,就完不成“共产”原则的法理求证。共产主义造成我中华近百年的祸乱,要求走出这片沼泽的心情太急迫,故而忽略了对理论与实践之间那个夹角的考察。

   承认共产主义实践血迹斑斑,看到在共产党的谎言下掩盖的路线就是攻击,掠夺,霸占并不难,难的是揭示“共产主义”这个良好许愿怎么会必然地导致成攻击、掠夺,最终导致霸占。

   这是因为:人们一旦将理论确定为实际目标之后,人就成为目标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宰。目标是人所追随的对象而不是被认识,被思维的对象,心目中的目标是不是可靠,这只能是思维认识的课题,而实践所面对的却只是任务。人之对于面临的任务只有一个完成或完不成,达到或达不到,成功或是失败,而对于失败的追踪只能导致出——“障碍在哪里”以及“排除障碍”。实践并不能直接碰上“那障碍与最终目的(最高理念或制度)是什么关系?最终目标到底可靠不可靠?”这个求证问题。实践家只对要达到的目标,要实现的任务负责,义无反顾地去铲除任何“障碍”,并不问障碍来自哪里——对于邓小平来说,他的共产主义,他的四项原则碰上了挑战,他并不问造成抗议的原因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领导违反法理所造成,还是抗议者故意挑战,他要的只是排除抗议,他只要铲除障碍,结果就做出武力镇压的决定。

   如果邓小平真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话,那么,他采取的屠城这个“实践”所导致的是什么?他该看到——那就是民族大伦的崩溃,全社会丧失了道德,动摇了秩序,共产党一陷而不能再回头——不崩溃它不会反观自身。

   我们这段议论要说明的是:社会总目标或价值理念或制度的本身是一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即是一个道理上的对不对的问题,但由于在实践中它要被分解成步骤或环节,呈现出来的却是任务,映入人的视野的就是困难障碍,而不是合法不合法——明明是政治制度的法理不合法,却表现为对实现当前任务的困难,实践家当然站在排除困难的立场上。事实上就掩盖了法理矛盾(制度非法性),把克服危机的时机推迟或葬送。共产党所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一切服从主旋律”,“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在中国行不通”……都是围绕着不丢失政权这个任务(硬道理)而提出的战略;可是,政权最终是不是要丢失却是由政权本身在法理上可靠不可靠来决定(这是软件)。中国社会最终走出困境必须建立在政权合法性上。只从任务出发就掩盖了“共产就是如何霸占”这个机理,障蔽了对它的非法性的认识,把矛盾后推,逼着社会走进自爆的解决方式。

   因为实践把目的、制度具有的性质分解为步骤和环节,步骤与环节只能转换为具体任务,而实践者只能对任务负责,并不能直接面对目标的可靠不可靠,共产主义做为社会的总目的它的不可靠性(非法性)在实践上呈现为对任务实现的困难,困难只能迫使人们要求克服,并导致不到对总目的的法理求证上。邓小平在文革中吃尽苦头,唤发出要改变现状的决心,可他能做的只是对已往事实的承认,做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并不是对“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的理性揭示。这样一种揭示需要的是反思,而周恩来、邓小平、胡锦涛都是直观型思维,解决不了“所以然”问题;那戈尔巴乔夫、哈维尔、赵紫阳才是反思型思维。只是因赵紫阳把兴趣放在经济活动上,没有机会在思维上留下足迹。近期鲍彤先生介绍的一些片断,张钢先生回忆邓小平南巡与赵的三次接触;刘晓波先生对事件做的评论;所能证明出的都是——

   赵紫阳这个人做事有数。

   有数就是不凭相当然,不是单纯的凭善良愿望,也就是不靠直观思维,而依靠求证。若抽象刘晓波对胡、赵二人的分析,得到的结果就是胡跃邦老的正直是他的个性,他的活动是他的个性的直接实现,他承认共产实践中的种种罪行,却并没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做理性的反思,他没准备动摇共产主义。但赵紫阳老的活动是建立在对共产反思上的,他要动摇共产这个道理。

   因此说“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霸占性”这个判断必须通过反思才能获得。

   人类是一种感知世界又感知自身的东西,在经验理性中无论感知什么,实际上都是把一个反映形式(概念)套在那被感知的对象上。直观思维是对实际事实发生的,反思只是对自已思想的思想,是纯粹的思,不包含“想”。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只来解“共产”这个词,就能发现它包含的攻击、侵略和霸占性。在上,我们已指出就是实践和理论的夹角,现在再指出理论与实际的脱离:

   所谓实际,是指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独立性,“共产”已经把“共”这种关系指向了具有客观性状的“产”,可是人的独立性决定了财产的独立性——共产实际要完成的是个责任归属,可这个归属早被自然一劳永逸地完成了——有关人类世界的一切,都只能围绕着人的独立性来旋转,违背了这一点就陷于死胡同。马克思提出把“共产”当做促成人类公平的总主张,只是在关系领域内的思考,他忽视了人在存在上的独立性,那么,共产主义所以陷于危机的要害就是——

   共产主义这个空想损害或埋葬了人在存在上的独立性——

   共产不能像独立性那样靠自身的自在完成其存在,就只好呼唤外力来支持其存在——在共产主义尚未成为事实的条件下,共产党是对着国府争夺天下,主要对象是蒋中正及其国民党,国府外的任何力量都成不了它的妨碍,所以毛润芝有允许梁漱冥反对阶级斗争说的雅量,舌战两夜而不怒;但当共产主义成为政权的性质,韶山汉子就决不再雅量:他一松口,建立在幻相上的共产就如雪球之置于艳阳,不用打它自己就溶化了。

   只有把共产只当做认识对象来考证,才能从根上发现它的反动性——

   对人类独立性的蔑视。

   这样我们就不只是根据实践事实来承认“共产主义”造成的侵略、攻击、霸占,而且判定只要它的名义还在,它的在事实上的功能就只能是以攻击、侵略、霸占为方法。

   我在这里呼吁的就是不能走保留共产主义名义下的改革道路。

   只能走推翻共产主义建立宪政共和的道路。

   我希望我的求证能引起对共产制度的坚决拒绝,促成我们重新选择。

   政党领袖,既处在政党自身的机理之中,又处在社会、时代与政党所构成的那个夹角机理之中,就只能受机理的支配却不能醒悟自知,打着要救国救民的雷鸣闪电,做的却是越陷越深的绳索,就像可怜的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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