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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驳“文化的前进方向”
·对“立党之本”的批判
·对“执政之基”的批判
·“三个代表”是贪污之伞
·从对“党”的还原里把握“立党之本”
·“全民党”是一个矛盾,在逻辑上无解
·关于“共产党是否代表工人阶级”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为腐败的合法化立法!
·信仰价值观对经验价值观的反动
·信仰是理性成果,人是自然事实
·经验,是人类达到自身的唯一管道
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不是共和国
·“三个代表”是意志,是反宪政的
·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9.对中共16届4中全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批判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救不了共产党(2)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10.胡锦涛言论批判
·赵简子,你在哪里?
·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捕廖元华等是为夺回“已授人之柄”
·世界观是“树”而有的吗?
·只有人的世界观,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坚持共产党“先进性”是对人的存在平等性的瓦解!
·政党是用来保证政权合法的,不是用来执政的
·什么是党性原则?答曰:一霸二骗
·人是为人而活 不是为意识形态而活!
·“先进性”的党必是侵略性的党!
第二部分 专辑
1.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党——我来给共产党(中央)上党课(第二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三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四讲)
2.“六四”
·顺“六、四”者昌,逆“六、四”者亡!
·巴黎举行“‘六、四’意义座谈会”
·“六四”——悲壮的人类史诗
·“六四”——悲壮的人类的史诗(下)
3.山东的“六四犯”
·“他娘会养”的史晓东
·原罪的共产党(10)
·原罪的共产党(11)
·原罪的共产党(12)
·原罪的共产党(13)
·原罪的共产党(14)
·原罪的共产党(15)
·原罪的共产党(16)
·原罪的共产党(17)
·原罪的共产党(18)
·原罪的共产党(19)
·共产党不是党--与姜福贞商讨
·原罪的共产党(20)
·小唐:批评不对缝
·原罪的共产党(21)
·原罪的共产党(22)
·咱把党剁内肉馅包成党肉包子,大家都吃吃有什么不好?
·原罪的共产党(24)
·原罪的共产党(25)
·请问温家宝:道德还能形形色色,多种多样?
·就严正学事与胡锦涛对话
·孙丰:论“明智”
·原罪的共产党(正文)之1
·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2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3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4
·就观念的非经验性在《自由中国》的作答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5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6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7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7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8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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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本质——霸占性!

孙丰

   这个命题是把共产主义当做一种文化来研究。所谓主义,就是主张。

   “共产主义就是一种用霸占(做为实现方法)建立起来的主张”。对这样一个命题,人人都可以理谕,即使是胡锦涛、温家宝,在关起门来只对老婆孩子说家常的场合下也不会有异议,只有到了政治局,或面对国民,胡锦涛才会板起面孔说:这是反共分子的破坏伎俩,而温家宝则多般不会放声。

   我要说:对这一命题的普遍赞同是出于经验——即中国的社会事实就是如此。赞同不过就是看到吗?赞同是对所见事实在状况上的承认,评定,不过是说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只要你打开互联网,到处都是霸占:国家信访办的文件可以创造出“越级上访”、“非法上访”;许多地方的戒毒所可以把吸毒人送去卖淫;干了活多年讨不到工资;说了实话反而成被告;每亩卖35万的土地只给农户500元;县长书记住宫殿,农民住七十年代的救灾棚;无缘无故把人拆磨成残废,打死……

   共党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发布的九月份全国示威统计为:有三百一十万人参加,波及一百七余市,三百九十多个县,所列原因为:

   一、国企下岗、解散、合并职工得不到合理补尝、安置;

   二、群众合理权益受到损害、剥夺、引发抗争、诉求;

   三、社会反对党政、公安、司法部门的腐败滥权行径和活动;

   四、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激起中下层抗挣;

   五、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社会关注事件处置不当,不公,引发反弹;

   农村则是:

   一、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损害、侵害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利益;

   二、地方政府部门的杂税,逼迫农民反抗;

   三、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

   四、提高化肥、农具、种子价格;

   五、强制农民无偿修建工程,强征农田……

   以上共产党自己的文件所承认的又是什么?——掠夺、霸占。

   可见,从苏联的共产教父们在中国豢养出共产党以来,其基本持征从一开始就是侵略、攻击、霸占。共产党在野时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它篡夺了国家则就蛮横无理地霸占。这些都是国人亲经的现实——直观所得的经验。

   如果要从这些经验中抽取出普遍的道理,那么,我要说——共产主义做为一种学说,它就是专门研究如何实施霸占的主张。

   是为侵略、霸占寻找根据的学问。

   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对人类自然而然形成的人文大伦的扭曲、破坏,否定,它用“阶级”这个借口制造仇恨,用斗争这个方法毁掉法理,把掠夺、霸占推到极处。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一切全靠武力,何须讲理!以上是就现实上讲的。

   但我们提出这命题却是一个判断,判断是思维的结论。思维是对着概念的,思维可以不必求助事实,只对“共产”做理性分析,就能发现“霸占”原本就是共产所包含的一个成分、一定品质。

   从而就能让我们醒悟:共产主义实践所犯的那些罪行,其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人屡犯错误,而是“共产主义”做为一个道理所含的机理就是霸占——除非不把共产当成社会目标,只要当成制度,对它的实践就必是霸占,决无幸免的例子。完成这一求证,我们就不会再把希望指望在那个人的明智上,而应坚决地树立起扫荡共产主义的信心,只有民主宪政的制度,只有普适价值才是社会公正的条件——也就是被胡仔所抗拒的西方的政治制度。

   不错,只从字面上考证,好像不能从“共产”里直接检阅到“霸占”这个品性,这里的差错出在:因为实践要对理论做环节和步骤上的分解,在实践家那里,就只是从对事实(现象)的把握出发,比如:既然过去被证明是错了,实践家自然地考虑用新路线来予以纠正,并相信一定能够纠正。邓小平纠正毛泽东煽动仇恨,挑拨仇斗的路线,其决心不谓不坚,可他最后却堕于比毛泽东更凶恶更惨忍的屠杀泥沼——他自己又陷于自己决心要告别的那个罪恶之中,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需要的只能是法理上的澄清。

   这是因为在我们对既往的检讨里:那些注重理论探索的人,只对原有理论做机械探寻,看不到理论与实践之间也有一个机制上的联系。他们只看到“共产”一词的语义并不直接包含霸占,却看不到“共产”并不是事物的自在联系,不能自已形成。它的实际形成和维持都要求外力的支持,硬要把客观上并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就只有通过攻击、霸占、迫害来完成,不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还有一个机理,形成一个夹角,就完不成“共产”原则的法理求证。共产主义造成我中华近百年的祸乱,要求走出这片沼泽的心情太急迫,故而忽略了对理论与实践之间那个夹角的考察。

   承认共产主义实践血迹斑斑,看到在共产党的谎言下掩盖的路线就是攻击,掠夺,霸占并不难,难的是揭示“共产主义”这个良好许愿怎么会必然地导致成攻击、掠夺,最终导致霸占。

   这是因为:人们一旦将理论确定为实际目标之后,人就成为目标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宰。目标是人所追随的对象而不是被认识,被思维的对象,心目中的目标是不是可靠,这只能是思维认识的课题,而实践所面对的却只是任务。人之对于面临的任务只有一个完成或完不成,达到或达不到,成功或是失败,而对于失败的追踪只能导致出——“障碍在哪里”以及“排除障碍”。实践并不能直接碰上“那障碍与最终目的(最高理念或制度)是什么关系?最终目标到底可靠不可靠?”这个求证问题。实践家只对要达到的目标,要实现的任务负责,义无反顾地去铲除任何“障碍”,并不问障碍来自哪里——对于邓小平来说,他的共产主义,他的四项原则碰上了挑战,他并不问造成抗议的原因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领导违反法理所造成,还是抗议者故意挑战,他要的只是排除抗议,他只要铲除障碍,结果就做出武力镇压的决定。

   如果邓小平真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话,那么,他采取的屠城这个“实践”所导致的是什么?他该看到——那就是民族大伦的崩溃,全社会丧失了道德,动摇了秩序,共产党一陷而不能再回头——不崩溃它不会反观自身。

   我们这段议论要说明的是:社会总目标或价值理念或制度的本身是一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即是一个道理上的对不对的问题,但由于在实践中它要被分解成步骤或环节,呈现出来的却是任务,映入人的视野的就是困难障碍,而不是合法不合法——明明是政治制度的法理不合法,却表现为对实现当前任务的困难,实践家当然站在排除困难的立场上。事实上就掩盖了法理矛盾(制度非法性),把克服危机的时机推迟或葬送。共产党所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一切服从主旋律”,“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在中国行不通”……都是围绕着不丢失政权这个任务(硬道理)而提出的战略;可是,政权最终是不是要丢失却是由政权本身在法理上可靠不可靠来决定(这是软件)。中国社会最终走出困境必须建立在政权合法性上。只从任务出发就掩盖了“共产就是如何霸占”这个机理,障蔽了对它的非法性的认识,把矛盾后推,逼着社会走进自爆的解决方式。

   因为实践把目的、制度具有的性质分解为步骤和环节,步骤与环节只能转换为具体任务,而实践者只能对任务负责,并不能直接面对目标的可靠不可靠,共产主义做为社会的总目的它的不可靠性(非法性)在实践上呈现为对任务实现的困难,困难只能迫使人们要求克服,并导致不到对总目的的法理求证上。邓小平在文革中吃尽苦头,唤发出要改变现状的决心,可他能做的只是对已往事实的承认,做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并不是对“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的理性揭示。这样一种揭示需要的是反思,而周恩来、邓小平、胡锦涛都是直观型思维,解决不了“所以然”问题;那戈尔巴乔夫、哈维尔、赵紫阳才是反思型思维。只是因赵紫阳把兴趣放在经济活动上,没有机会在思维上留下足迹。近期鲍彤先生介绍的一些片断,张钢先生回忆邓小平南巡与赵的三次接触;刘晓波先生对事件做的评论;所能证明出的都是——

   赵紫阳这个人做事有数。

   有数就是不凭相当然,不是单纯的凭善良愿望,也就是不靠直观思维,而依靠求证。若抽象刘晓波对胡、赵二人的分析,得到的结果就是胡跃邦老的正直是他的个性,他的活动是他的个性的直接实现,他承认共产实践中的种种罪行,却并没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做理性的反思,他没准备动摇共产主义。但赵紫阳老的活动是建立在对共产反思上的,他要动摇共产这个道理。

   因此说“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霸占性”这个判断必须通过反思才能获得。

   人类是一种感知世界又感知自身的东西,在经验理性中无论感知什么,实际上都是把一个反映形式(概念)套在那被感知的对象上。直观思维是对实际事实发生的,反思只是对自已思想的思想,是纯粹的思,不包含“想”。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只来解“共产”这个词,就能发现它包含的攻击、侵略和霸占性。在上,我们已指出就是实践和理论的夹角,现在再指出理论与实际的脱离:

   所谓实际,是指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独立性,“共产”已经把“共”这种关系指向了具有客观性状的“产”,可是人的独立性决定了财产的独立性——共产实际要完成的是个责任归属,可这个归属早被自然一劳永逸地完成了——有关人类世界的一切,都只能围绕着人的独立性来旋转,违背了这一点就陷于死胡同。马克思提出把“共产”当做促成人类公平的总主张,只是在关系领域内的思考,他忽视了人在存在上的独立性,那么,共产主义所以陷于危机的要害就是——

   共产主义这个空想损害或埋葬了人在存在上的独立性——

   共产不能像独立性那样靠自身的自在完成其存在,就只好呼唤外力来支持其存在——在共产主义尚未成为事实的条件下,共产党是对着国府争夺天下,主要对象是蒋中正及其国民党,国府外的任何力量都成不了它的妨碍,所以毛润芝有允许梁漱冥反对阶级斗争说的雅量,舌战两夜而不怒;但当共产主义成为政权的性质,韶山汉子就决不再雅量:他一松口,建立在幻相上的共产就如雪球之置于艳阳,不用打它自己就溶化了。

   只有把共产只当做认识对象来考证,才能从根上发现它的反动性——

   对人类独立性的蔑视。

   这样我们就不只是根据实践事实来承认“共产主义”造成的侵略、攻击、霸占,而且判定只要它的名义还在,它的在事实上的功能就只能是以攻击、侵略、霸占为方法。

   我在这里呼吁的就是不能走保留共产主义名义下的改革道路。

   只能走推翻共产主义建立宪政共和的道路。

   我希望我的求证能引起对共产制度的坚决拒绝,促成我们重新选择。

   政党领袖,既处在政党自身的机理之中,又处在社会、时代与政党所构成的那个夹角机理之中,就只能受机理的支配却不能醒悟自知,打着要救国救民的雷鸣闪电,做的却是越陷越深的绳索,就像可怜的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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