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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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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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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只是个承认关系,共产党把它当成选择来批了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道德建立在普遍上,但“党、社会主义、革命……”却都是些特殊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就是清党“遍地开花” 也解决不了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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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升华”论的第二个原因:共产主义是一个侵略性理念
·应巩固并确能被巩固的只有人民性,
·党本就“尚黑”,岂是任何人所能抹黑?
·只有道德,哪有社会主义道德?
·共产党怕攻击你别叫党呀!
·“党”、“共产”都是知识,都构成对人的规定
·何为中国模式?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我问习半昏:“政治思想”是“教”所能“育”的吗?
·靠指责人家“虚伪”来撇清自身者,必残忍!
·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向共产党亮剑!
·是党先哺育了薄熙来,而后才是薄的腐败----
·何为社会主义?何为中国特色?
·习近平的中国梦要了申勇的命!
·记者不需“马克思主义报导观”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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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就是腐败的原因,在保留腐败原因的条件下怎么能反了腐败?

孙丰

   说共产党腐败了,这话显然隐含着一种由于外力的作用,这就使它的腐败好像是因为“受害”。毛泽东的经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化装成美女的毒蛇的腐蚀……就是这个颠倒逻辑的来源。

   对社会来说共产党是发生作用的力量。它并不被作用,它既不被作用,那么它的腐败就不是由变而来,而是天然。社会的正邪、明暗、善恶都是由作用力所赋予,所以说共产党就是中国社会灾难的原因、源头!

   我们应清楚:不是糖衣炮弹把共产党拉下了水,而是“共产”一旦做为机制力量就是霸占性;不是毒蛇化装成美女来腐蚀共产党,而是共产党见了美女就强奸!不是社会影响把共产党变恶、变坏、变毒,是共产党先天的毒性把社会、民族、国家陷进毒坑,推进深渊。共产党身上的先天毒性沦丧了中华伦理纲常,毒化了文化,败坏了社会,摧毁了秩序。

   不是人民要反党,是共产党天生反人民!

   我们理论的卓越之处在于:它不像其他论述那样认为共产党还有过“革命史”;共产党还曾经清白过;共产党的罪恶、腐败是由变化才得来;这一理论也不认为共产党是诞生之后才开始腐败,而是看透共产党天然就是腐坯,共产党还没下生就恶、就坏、就毒、就腐败——共产党是胎里坏!从它把“共产”一词加到党上就注定它的实践必为罪恶。

   这一理论的根据是:我们完成了世界事实与心灵事实的区分,澄清了共产党属于心理事实(主观意志的创造),它既是由理性所创立,它的品质就是由理性而不是由它自己来赋予。用什么理念构造了共产党,就由这个理念赋予它性质。

   这个理念就是“共产”。

   “共产”做为理念其天性就是霸占,而想霸占就得攻击,那么“共产”做为理念必须建立在攻击、侵略之上!别无他途。

   “理性”这个概念告诉我们:它是可以分解为“理”和“性”两个独立成分,所以它的指出是——“是理”就有“性”,“是性”就得由“理”来表达。理性之中的每一个独立道理都各表达自己的性,正是这一点才把纷纭复杂的世界事务区别为清晰明了的对象。“共产”是语言中的一个词,它做为概念就揭示一种特定的关系,因而它是关系的一个外延。我们应该醒悟的是:它只能,也只应用做理解关系,不能超越出这个限度。

   但用“共产”来组党,就超越了对关系的理解,而上升为对特定目标的追求,就成为人的主宰而使人成了它的奴隶。它就具有了封闭意识于其内的功能,成为支配的力量。

   它像宣誓一样:宣誓者没有把誓言当成认识对象的机会,不能对之使用求证,人的智慧只能活动在誓言以内,由誓言的荒唐所带来的危机永远不能在对誓言的效忠里被发现,更别谈克服了。

   须知:“人是理性动物”这一判断不仅揭示人是能理解的,还揭示人是按照理解形成能动能力的。单就纯粹的理解来说,任何独立概念都不含矛盾——连矛盾也是理解的内容嘛。但一旦用“共产”来组党,就不仅仅是理解什么是“共产”,更深刻的是“共产”成为社会的总目的,它内在的诸成分立刻就赋予给实践,以矛盾为例来看这一转换:人之理解什么是矛盾是一回事,若社会逼迫着人去造无坚不破的矛和无锋不挡的盾,那就非陷于对抗,非造成灾难不可。同理:所有的世界性事实(包括人)在存在上都是独立的,社会却非要让人按照公共的方式来完成存在,这怎么可能呢?要让事实上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就不能靠它的自然性,而要用一种特别的力量来取代自然性,这种“取代”不就是攻击、侵略或霸占吗?因而只用于理解,“共产”仅是一个特定的关系,一旦用于实践,“共产”与霸占就成为等价概念!——用“共产”这个理念构造出来的党先天的就是一个以霸占为目的的党,它不通过霸占,财产就只能保持自然的独立性,它要共同占有就非用霸占而不能实现,所以共产党具有的攻击性、霸占性是由先于它的创建的“共产”概念所赋予!除非不用“共产”来创建,一旦用它来创建,建出的必是霸占党,攻击党。这不是人的意志能够避免的。

   若“共产”只做为一个道理,其内含成分没有转化成能量的机会;一旦用它来组党,就意味着由它的内含成分来形成运作机制——就具有了支配能量,人就处在机制之中,人的能力就只能在机制的链条内被调动,顺着机制链条才能获得运用;人做为自然界的事实却不会因这一荒谬机制而改变,人一方面要顺应机制,另一个面得服从自然,这个矛盾唯一可获得统一的方法就是撒谎——以假代真。全社会的撒谎就是腐败。

   所以中国社会持久腐败而不治的原因就是共产党还在领导。

   由共产党来领导反腐败就是由腐败的原因来反腐败果实——用婴栗来反大烟!

   社会视野的一个普遍错觉是:把八十年代初(或七十年代末)当成腐败的起点,造成这一错觉的原因是人们总是把腐败与财富相挂勾,不知腐败所函盖的是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它的真正内涵是以假代真——

   在一个事物内部发生了假质取代真质的质变运动,且假质取代了真质。

   只要具备了这个特征的就是腐败。

   如果用这个视角来观察腐败,那么——七十年代初(还是林副主席的时代)的“拉关系”、“走后门”是不是腐败?“后门”已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小学教员李庆林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告状信;毛主席说他自己也走后门——把几个女孩子通过“小谢”送进大学……到七六年爆发了反毛运动,都是社会已陷危机的证据。往更早处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发动“四清”运动,刘主席为什么说“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不就是冲着干部们财迷色迷吗?那时叫“多吃多占”,刘主席总结说:一吃、二占、三贪、四变(变修)。事实上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很腐败了。不能说那个年头的腐败在程度上还很弱,只能说那时社会还没有足够的财富把腐败表现到让视野认可的程度。

   往更更早处说,共产党一占了全国,搞土改,镇压反革命——我们在“呼吁解放军将士起义书”里,从中共文献上抄录的那幅画面:工作队,贫协,民兵队长借着教育地主分子重作新人的机会去强奸人家的老婆、女儿、媳妇是不是腐败?土改、镇反把斗人打人当幸福,当“进步”,把滥刑、乱杀当成革命的坚定性,是不是腐败?再往前追溯:延安整风是不是腐败——明知人家不是持务,却非要打人家持务;江西苏区肃反是不是腐败?人家没有问题非要检举人家有问题,非要用肉刑来把人整死,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为政策、策略之本身,是不是撒谎,作假,是不是腐败?

   贫下中农跳到地主老财小姐媳妇的伢床上去舒服舒服是不是腐败?

   不仅是腐败,而且是最疯狂的腐败!——它具有了所做对目标背离这个特征。人的心总是老把对财富的贪婪当成腐败,忽视了人身侵犯是更疯狂的腐败:人们被迫害所剌激,用仇恨、情绪来对待人身侵犯,忽略了对它做认知上的评定,那个没有财产可供侵犯的时代,共产理念的腐败性只在人与人之间才有表现,当然只有人身可供侵犯。人们互相攻击、污陷、残害……作伪证,打报告,借此“向党靠拢”,靠的什么拢呢?不就是通过对他人的迫害来求取满足吗?

   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雷锋就是中国社会腐败最典型的例子,是腐败的浓缩。他日记上写的是不是假话?是不是献眉?他是不是在巴结?他是不是通过巴结迂回曲折地谋求满足?

   分析至此我们终于澄清:腐败在本质上是一定文化的品质。

   腐败是人的精神与生命的不相统一。

   共产主义是一种假文化!

   难道共产主义之假是建立了共产党之后它才假的吗?是共产党占有了政权才开始假的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中国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谁能够让“共产”这个词的涵义不是它的涵义?

   那么共产主义做为政权制度,就是由“共产”这个词所涵的各成分提供出它做为制度的那些机制,这个机制能不能只通过对所犯错误的改造而消除矛盾呢?在共产主义原则之下,人是活动在共产构造的机制之内,因此人的智力只能在马后炮上发现它造成的实际错误,承认这些错误,但是请不要忘了:时间是往前过渡的,机制是对着未来发生作用的,人们从马后之炮里发现的错误,怎么会改变机制只能是对未来发生作用这个本性呢?——只要还是那个理念,当然就还是那个机制,当然就还是那个作用链条:所以共产党可能做一个又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不能保证它在决议过后不犯决议所谴责的那个错误。邓小平纠正毛泽东阶级斗争的错误才几天,他要杀人了,比毛泽东来的更果断,更不须摭摭也不须掩掩。邓小平要纠正毛泽东,是基于他看到的事实,这是经验世界的事,他对“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承认,并不是对由共产理念所形成的这个机制所含矛盾的纠正,只是对这一机制造成产品质量的认定——社会和他还都处在这个机制链条里,被这个链条推动着。这个链条是对着未来起作用,而邓小平是只对已往才能判明是非,他所判明的那些是非根本不对正在驱向未来的链条有丝毫牵制。他野蛮地发动屠城是机制对他的支配-

   ——在这根链条中:对错误的认识永运只能对着往事,链条却永远向未来推进,链条只对未经事态负责任,所以对已往错误的承认识并不能改变链条继续发生原有的机制作用。

   对我们的议论做出如下几个推定:

   1、对于共产党来说,八九民运差点要了它的命,按说它该痛定思痛,接受这个教训吧,事实上它比痛前更疯狂、更如入无人之境的贪脏枉法,更加不受理性公德的约束,为什么共产党腐起败来连命都不顾了呢?答曰:就因它自身做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原本就是假的,就是腐败的根据;靠腐败的根源能反了腐败吗?

   2、共产党的反腐败,包括胡锦涛倡导的“提高执政能力”、“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科学发展观”、“以法治国”……等等,都是在前提不变的条件下(前提也就是原因)做“望子成龙”,他们就没去想想:所以有这些问题还不就是因为共产党之做为社会的总原因才引发的吗?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个总原因做为特定理性原则它到底是成立呢还是不成立?也就是“共产”充做链条的机理它本身矛盾不矛盾?这个问题不澄清,一切都是枉谈!

   3、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总支配力量——社会的总原因,社会的一切问题不在它身上探寻又怎么能探得出来?把所有树叶树枝都伐掉,还是那同一棵树,它长出的新枝结出的新果能不是与原来一样的吗?在保留腐败原因的条件下怎么能反了腐败呢?反毒,不仅要烧大烟,还得不准种婴栗!反腐败必须让社会恢复到不违反法理的机制——政党制衡的机制上,但政党一制衡就没有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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