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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不想对八九民运重新定性,八九民运却必定要对胡锦涛定性

孙丰

   不为八九民运重新定性是胡锦涛的选择;

   八九民运具有什么性质那是它做为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必具的根据。

   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它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它是什么性质并不因胡锦涛的选择而受影响。八九民运既已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变,就像毛泽东说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样,历史上也不会发生无缘无故的重大事变。

   某一历史时期的缘或故就是事变的性质。

   八九民运是一个已经的事实,已经的事件的性质、意义并不问人如何主观地评价它,它的意义不是由什么人想赋予就能赋予,高兴承认就存在,不高兴承认则不存在。所以它不会因魔鬼的污蔑而蒙垢,也不会因愚夫的畏惧而不熠熠生辉!任何历史上的重大事变都是由社会矛盾所决定,因而只有社会矛盾的性质才能赋予事变以性质。

   历史的重大事变是浪,社会的本质矛盾是风,无风不起浪!

   相反,怎么样对待,怎样平价历史事件却是社会能否前进,社会是否具有活力,社会是否不陷于深渊的条件,也是对社会智慧的考验,是领袖人物是否是真正的政治家所绕不过的考场。

   因为:任何重大历史事变业经发生,它就成为社会的一种因子,做为观念、思潮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左右着施政的成败。八九民运既已发生了——那就意味着引发事变的矛盾具备了,而且在规模上达到了足以引发的水平,如果这些矛盾确实被事变所克服,那么,社会生活便不会再出现骚动。只要社会还不间断的冲突,只要社会还处在危机中,只要社会秩序还不是建立在它自身的恒定上,还需要用某种口实来借助外力,只要社会还不间断地传出愤怒吼声,就证明引发事变的矛盾依旧存在,并且深入到社会机体的内部。这个社会如不排除矛盾,就不能走出危机,就不能前进,社会就不可能有自然意义上的秩序。如果共产党真像胡锦涛说的“过去十五年来,中国维持了社会稳定,坚持改革开放,而且有了明显进步……”那么,他发出“执政能力人材断层危机”的惊呼,提出“执政能力的建设”警告,就是不可思议的胡说,只有基于“执政能力的不足”这个事实才能形成他的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和任务,否则全会的路线就是非法。

   他以下的话就是发傻,就是故意制造事端,是对社会的挑衅:

   “官逼民反危机”,“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但是眼前确实是农民的现状,一片清贫景象:他们还住着八十年代中期救灾物资建的房子;二百七十多户的村子,有三百多名适龄儿童,仅有五十二名能进入小学读书”。“农村的农民处于官逼民反的危机,难道还无动于衷吗?‘三农’问题确实比中央所掌握的情况更严峻,比中央所担心的情况更险恶”(2003年12月中旬胡锦涛视察鲁豫讲话)。社会那么进步文明,胡锦涛这些话岂不是没事找事,岂不是制造动乱吗?

   胡锦涛坦承“我党,正面临着历史上少有的机遇、希望和隐患、危机两种可能的抉择”。“危机和隐患就在党内”。

   试问胡锦涛这些话能支持“有明显进步”吗?能支持引发八九民运的社会矛盾已被排除了吗?既然中国社会的危机已经达到了“比中央撑握的更为严峻”。

   那就证明引发八九民运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更加蔓延和深入;

   那就证明形成八九民运的动力就是这些矛盾;

   那就证明八九民运的性质正是对这个矛盾的克服;

   那就证明八九民运的性质就是中国的出路和方向。

   法国记者能在一个唯一的提问机会里提出它来,岂止是法国记者,它是所有国家的记者在这种场合的首选提问,世界上有多少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事情需要解决呀,记者们能放下他们的一切关怀而将这个被一再追问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就证明了它是一切影响人类生活的问题中最具影响的一个。

   因而这个问题就应是一切对历史自觉负有责任的人的扪心自问,而不是巧言塞责。敷衍塞责和遇迥摭盖只能应急于一时一事,能推迟矛盾的爆发,却不能让矛盾化解,而只能使矛盾从文明排解走进爆炸解决。

   八九民运的发生暴露出中国社会存在的是深层矛盾,邓小平的屠杀把尚没有完全清晰暴露,尚没成熟到能被社会恰当认识的矛盾给镇压下去,矛盾不是被排解了,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普遍的规模向深处积累。政权通过血腥镇压而指出的方向与人的物质本性深刻背离,它就混淆了善恶界限,功罪界限,是非界限,镇压就沦陷了人们行为所借凭的根据,迫使社会丧失了活力。

   中国社会之所以有邓小平的南巡,这是不可能从文献中,也不能从他的表白中获得有效解释的,且不说在邓小平意识内可能有先天的掩饰,即使抛开这一层,只去检阅当时的大背景,也不难发现:

   他南巡的动力是来自整个社会生气的丧失,他是为恢复或找回社会活力才发动南巡的。屠杀之后,社会已处在冰点,七十年代末以来所形成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活力被埋葬,社会进入死寂。他感觉到了这种沉闷死寂,感觉到了丧失活力的危险,却没有对这一危机机理的深刻认识,更缺少对其后果的精确估计。

   邓小平不知道自己所犯的是摧垮中华人文根渊的罪行。

   他不知道社会生机只能奠立在正义之上,因而他企图用向钱看来转移人们的视角,用剌激私欲来培育社会活力。邓小平这只野狼为减轻他良心上的负荷就这样完成了对中华人文的摧残、毁灭。九二年春天开始,中国被邓小平的南巡调动出一股疯狂般的竭斯底里的贪欲,以貌似的活力横贯南北,人的动物性的一面被无限度的剌激起来,社会出现了扭曲的、破坏性的发展,固守了五、六千年的伦理防线被不知不觉的攻陷,让位给物欲。共产主义的破坏终于从现象的层面侵蚀到民族机体,腐蚀了我们民族的心灵。所谓邓小平“理论”做为江泽民政权前半期的主轴以表面的繁荣与活力完成的却是空前的破坏,只是这种破坏还处在播种时期,它的严重后果需要周期才能从现象层面获得表现,才能让人们警觉。邓小平理论摧毁了的是我们的人文血脉,将中国沦陷进没有伦理根据的深渊:

   试问人类中还有什么比屠杀更为罪恶的罪恶吗?还有个比屠杀更丧尽天良的吗?连屠杀都成为功德,屠杀可以不受谴责,个人内心深处还有什么界限不可以越过呢?还有什么事是自我的心灵所不能批准呢?普遍的道德命令就这样荡然不存,社会还有什么界艰?社会还需要什么界限呢?

   在政权那里唯一的防线就是不失去政权。政权只围绕着这个标准来活动。

   可是社会却是植根在公平正义之躯上的,那么,围绕不丧失政权为目的的社会价值当然就成为正义的扫荡力量。这样一种价值对国民的播种会是什么?

   在个人那里剩下的唯一防线就是当下功利,为了功利,必须拥有和使用力量。

   正是这样一种朦胧的意识构筑了江政权的灵魂,发酵出这个时代最一般的理念,表现为这个社会最普遍最典型的画面。江泽民个人是一个理性尚未完成发育的狂颠,而江政权又是一个处在被屠杀摧毁善恶界限背景中政权,那么它的实际功用就是把农业的伦理文化带上了无止境的私欲满足。江泽民政权前半期的功能是:用强力掩盖了由八九民运所揭露出来的中国社会缺少正义这个矛盾,把这个矛盾的克服推迟,又通过政绩追求完成新矛盾的播种——完成了对仅存的伦理防线的最后扫荡。

   而后期的江政权完全是一个丧失政权性质的肆无忌惮,旧矛盾正通过周期作用进入暴露期,而奠立在私欲之上的社会理念正进入它旺盛期,所以它在贪欲、镇压两个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表现出江泽民个人和政权双重的贪得无厌,残酷性和野兽化,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气氛,这样一个现实背景,共产党政权才陷于众怒,成为人人之所痛恨,人人得而诛之。从而才有了胡锦涛、温家宝上台以来发出的那些警告;社会才呈显出这么一副严重失衡的画面,社会才从它的动荡期义无反顾地迈向爆发期,社会之足已经立在矛盾的总爆发上,矛盾力量的大交量不可避。胡锦涛有幸是处在这个转折关头的人物,最有希望贡献于民族贡献于人类。他的自知之明应是:各种社会力量对他的期待和鞭策正是一种高度的责任,这种期待正是我们即将进入的开明社会的开明之处,在这里包含着相当可贵的妥胁精神——只在争取最佳可能性上而不是用他的既往来看待他。人们向他的忠告是:

   即使在中国社会的条件下(共产主义制度里)难道就能改变“世界存在”是唯一事实这个本质吗?世界事实中只有人,没有意识形态。他就应该明白:无论多么神圣的意识形态也只是人脑里的,是无影无踪的主观意志,世界上没有它并不影响这世界的分毫,但人却是时空里的确实存在,在人的存在里怎么能够放弃对自身的责任而去负责意识形态呢?所以说:人之对历史负有责任,仅仅是对做为客观事实的人负有责任,对历史负有责任决不是对意识形态的责任!人不是为了意识形态才存在的,而意识形态却是为方便人的存在才被派生出来的,因而,是意识形态来服务人,服从人,而不是人来服务意识形态,服从意识形态。

   人的存在是人的唯一本质!

   胡锦涛在天时地利上处在最有可能结束共产主义教义的地位,他怎么可以藐视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的热烈期望而拒绝拥抱普世价值呢?这个胡锦涛就是不自量力,螳臂挡车。当然我们仍不敢断然他肯定不顺应历史,但那种可能只能是在事变已经发生下的大势所迫,与明智是全然无关的。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在中华民族的地位都可与戈尔巴乔夫先生相比,但在智慧上是根本不能相提并伦的,戈尔巴乔夫是思想家,所以才自觉跟着认识走;胡锦涛是那种拘泥僵化的随风人物,若他的前身是耀邦、紫阳,他可能不会向保守的方面转;他是从邓小平那里领有合法性的,就不可能主动更换开明道路的。他还不理解什么是世界,又怎么能确立普世价值呢?

   所以说:只有八九民运来为胡锦涛定性了!

   我们看到榆林三岔村人民的抗暴斗争已近于走进成熟!它的成熟就是民主的实现,那时侯中华民族要对一切罪犯实施正义的审判!很可能胡锦涛成不了审判的对象,但是他仍负责罪责,因此他必须接受理性的批判——八九民运对他的定性!

新世纪 (10/13/2004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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