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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胡星斗《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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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科”在哪里?
·严家祺也应保证自己的话有边有沿
·邓玉娇案证明----政权非法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邓玉娇弃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下)
·二、邓玉娇案证明:在人与共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性;因而说----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给范似东:民主不是发明,也不能发明
·民主制度不是天生的,可“民”呢?民却是天生!
·“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只是个承认关系,共产党把它当成选择来批了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道德建立在普遍上,但“党、社会主义、革命……”却都是些特殊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就是清党“遍地开花” 也解决不了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
·共党为什么要说“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及晶化’”?
·“优化、升华”论的第二个原因:共产主义是一个侵略性理念
·应巩固并确能被巩固的只有人民性,
·党本就“尚黑”,岂是任何人所能抹黑?
·只有道德,哪有社会主义道德?
·共产党怕攻击你别叫党呀!
·“党”、“共产”都是知识,都构成对人的规定
·何为中国模式?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我问习半昏:“政治思想”是“教”所能“育”的吗?
·靠指责人家“虚伪”来撇清自身者,必残忍!
·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向共产党亮剑!
·是党先哺育了薄熙来,而后才是薄的腐败----
·何为社会主义?何为中国特色?
·习近平的中国梦要了申勇的命!
·记者不需“马克思主义报导观”的再教育,
·“攻击共产党领导层”是政党的当有之义
·习说“政权瓦解从思想领域开始”证明它就该瓦解!
·“马克思主义报道观”所针对的就是“真相”
·对共产意识形态亮剑!就是要打倒共产党!
·邓小平放的也是臭屁!也应受审判!
·习近平等需要人文主义启蒙补课!
·用“虚伪” 来指责别的制度的制度,必定残忍!
·国人的性觉醒是习近平等的墓穴!
·只有弄清共产党是什么,才能判其能否改革
·只有“无为而治”才能走出困境!
·为什么要政改,从哪里往哪里改?
·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党的存亡只受自身性质规定,与网何干?
·“多党执政照样腐败”是共产党向人民的公然挑战!
·习近平8.19讲话中的自相矛盾
·伦理所据依的根是什么呢?
·是敌对势力还是共产党背离历史进程?
·“亮剑”就是用拿枪的兵来对付讲理的秀才!
·能「妖魔化」共产党的还末出生,且永不能出生!
·这人心还怕争夺?没听说过!
·对“争夺人心”的遣责是因自认“人心尽失”!
·“也有意识形态底线”是流氓、恶棍们的不打自招!
·凡“自信”都有感于“流水落花春去也”!
·管他什么势力只要他宣扬普世价值就是“好猫”!
·苏联解体是历史的自组织进程!
·判断能不能改革须先弄请共产党是什么
·凡构成独立理念的政党都必是异教邪说!
·从来就没有“党的领导”这回事!
·“两个不能否定”所针对的是“水能覆舟,舟之将覆”
·达不到摧毁现有政治制度的境界,发动不了改革
·鸡生蛋还是蛋变鸡?知识管人还是人管知识?
·为什么说共产党绝不能发生改革?
·挂羊头卖狗肉至少以羊肉为价值,
·内政也必须服从人政,因为只有人才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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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解放军将土起义书之(5)

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之四

孙丰

3、共产党政权罪恶滔天(执政史)

   解放军将士们,朋友们: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看到共产党在野的时候是怎么干,现在来看看共党是怎么执政,他们拿政权干了些什么。从在野到执政,地位、条件变了,行为质量却不变,这是为什么?就因铸就共产党人的那个心灵是仇恨和残酷,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悬殊,支配他们的观念不除他们就不可能放下屠刀。而只要“共产”做党的限制成份,那它的观念就除不掉,它就不可能脱胎换骨,“共产”这个词实乃共产党的罪恶之源!

   将士们,朋友们:

   说起来,这共产党真正的理念乃是“把玩政权”,他们把政权当成陪自己取乐的玩偶,任兴之所至,情之所发,随时随地的造出各种玩法;国民呢,只被看做是可拿来尝给陪他们取乐的政权的奖品。在他们想来,政权陪伴他们取乐也多有辛苦,随主人高了兴随手扔上十万八万的人命,让政权打打牙祭,犒劳犒劳,养粮畜锐,攒足了劲好培育下一回更疯狂的玩法。

   在没有政权时,他们把人民当炮灰,骗着,驱赶着为他们卖命。

   等政权抢到手,就不满足只对权力的单纯占有了,他们就积心处虑地生着法儿拿政权做实验、游戏,以求取各式各样的满足、欢乐。他们只关心国家在国际中地位的强与霸,为了这种强与霸,正天冥思苦索地想:怎么通过对人的屠宰把政权喂肥养壮。许多论者说共产党不关心国民,其实错了!他们只是不关心人民的活,却很关心怎样把人命当成润滑政权的油剂。

   在共产党的观念里:世界就是以他们为一方,以政权为另一方。人民根本没进入他们的视野,只是他们用于与政权买卖交易,与政权相赌博的本钱,为买得政权陪他们玩好玩舒坦,就拿人命来保养政权,做为政权永属他们的代价。所以在他们只把人的生命看成所耗成本的大小,哪有什么冤不冤?——他们内心世界里就不存在国民这个概念,老百姓在他们心里根本就没取得独立性,他们把国民理解成属于他们的财产,或用来喂养政权的饲料,哪来人的尊严?他们把杀人只当做是在投自己的资,化自己的钱,理所当然,他们哪还知人命关不关天,哪还有人死的冤不冤这个观念。

   共产党只有斗争这一根弦,一个观念,他们的知慧只有在被斗争包裹着、牵制之下才能运用。他们的斗争就像基督徒的上帝一样无比神圣。人不过是他们心灵中用于成全斗争的材料,血流几条河,骨垒几垛山,那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因为他们始终没能问问自己,这“斗争”算什么东西,竟比人命还尊贵?共产党们既被斗争牵着鼻子走,就没有机会把斗争当作认识对象加以考问:“斗争”与人类本质是什么关系?这世界上存在的是生命呢还是斗争?这是他们从来没清醒的。所以伴随对政权的夺取,始终也没有停止过镇压,不是清匪就是剿霸,像篦头发一样,哪里有网可漏?即使这样还觉不过瘾,刚刚奠定政权三个月,五0年一上手就同时发动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须知:这是经历了清王朝灭亡,军阀割据、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内战,半个多世纪的战火蹂躏的民族所可能承受的吗?这却不是他们所想的。

   从他们盘据在安延,就未曾间断地向他们各根据地、各分局、各大员发出土改、分配、斗争的指示,每占新区,马上伴有这方面的文件,立马行动。查毛泽东选集,四七、四八、四九三年中有多少这方面的记录,可连口气都不让喘,五0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运动准备工作》的指示;六月的七届三中全会就讨论“新区的土地制度”;六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时府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上写着:“……二、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反动分子必须镇压。”。“……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数的百分之十。”

   将士们、朋友们,请务必注意:

   这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是名词,凡名词都揭示事实——是质量概念。

   是据于所占土地多少,出租多少才能评定,可这毛泽东却用人口分布的比重来界定地主,这是何等的蛮横,哪还讲什么常理公理?这哪是划成份,分明是确定杀人整人的数量嘛!——对这些文件做还原,就揭证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血泊上的强权!我见过的就有既没有土地,也不出租的地主,何哉?——得凑够人数呀?可见共产党要制造的是斗争气氛这样一种秩序背景,他们并不管划的地主是真是假,他们要的是只管给我划。

   入关前的林彪道出了个中奥妙,当部下向他报告伤亡时,他立刻打断:我不管这些,我只问攻下来没有。后来陶铸在广东说了:(指地主、反革命)我要数字!

   可见共产党的醉翁之意是把斗争做成社会秩序的恒常态,只要把人驱赶到斗争中,使生活在无尽的恐怖里,不敢对政权的罪恶提出异议,那就行了。他们并不问被斗的人屈不屈、冤不冤、惨不惨,斗的对不对,斗争的青红还是皂白,他们只要人们天天斗,天天死人,时时有凄惨呼叫,天天有血在流,他们就满意了。他们只是借斗争来威胁人们不得有要求,不得说实话。

   毛贼竟能说“不能搞和平土改,不能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土改不是对着土地的吗,对人的迫害残杀那就不叫土改而叫人改了——毛泽东这些话揭露的就是他们是故意鼓励人们搞酷刑,挑拨人间仇恨,制造人间悲剧。

   人能叫做人,不就因为有个脑袋能思想,有张嘴巴有个舌能把所思交流于他人吗?阶级本来是因理性才能看到,既是理性的问题为什么不在理里理顺,偏要用夺取生命来压平?——可见共产党是些冷血的东西,对人的不幸与痛苦有特别的嗜好,是以让人不幸为自已乐趣的。

   斗争、打击、镇压,都不是天然合法的概念,因它们是中性;

   政治学却是经受了伦理而获的呀!政治是理里的政治——

   人是在理里而言政治,把某一持定的理则命名为政治,说白了就是:

   政治就是讲理,在理里才有政治。

   所以,政治内的每个概念都必须在自身包含合法性。比如——“惩罚”,就指示出被惩罚者犯有罪行在先,对之采取的“措施”在后,压迫是基于他有罪行,不是无辜加之。但斗争、打击、镇压只表示实施强力于对象,并不问三七二十几?不问所以然,只要所然,不问有辜还是无辜,不是出自伦理。

   人又不是为了受打击、遭镇压才出生的,凭什么要对人实施打击?!共产党的斗争、打击、镇压都不是基于既往(人有没有罪),而是为了保证未来(自己不被推翻)。可见“共产”就不是个伦理概念,共产党就不是一帮讲理的东西,它倡导的是只须恃力,不必讲理。

   共产党就是不讲理党。

   他们不加定语的强调对人实施斗争、打击、镇压就揭示出他们心灵的阴暗恶毒。是列宁把国家解释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所导致的理性歪曲。

   人类为什么普遍地向望宪政?就因宪政出于理据于理,能使公权(或公器)处于制约中。而无产阶级(或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需要、镇压、严厉镇压、打击、无情打击……这些都是公器概念,却不处在合理原则的限制中。既然理性就是出于理,据于理,怎么可以设想不在理性限制中成立公器呢?共产党不要背景的限制怎么能不在实践上导致权力的乱用滥用呢?

   让我们来看看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两个著名的大案:“高铁君反革命案”和“《徐秋影案件》的邵玉魁特务案”。令人发指!

A、高铁君案:

   高铁君是抗战前的无为县县长,芜湖专员,人称“高青天”,救助过许多遇难的共产党员,有恩于共产党。四九年中共渡江战役时,他为保护芜湖一带老小不受战火蹂躏,就出面为解放军与国军守江的二十军牵线谈判,达成协定:二十军撤堤撤防,让共军过江;共军保证不伤害沿堤父老,保证二十军将士人身安全。二十军军长杨刚才将军接受协定,命令部队放弃沿江防线,中共得以渡江。但过了江的共产党立即翻脸不认人,大肆屠杀帮他们过江的二十军官兵,军长杨刚才深感对兄弟们不起,羞愧难挡,拔枪杀死全家而后自杀(伯夷之清)。胆义肠侠的高铁君惭愧的难以自容,认是自己害了杨刚才和二十军将士,就用自己的寿材装敛了杨将军。这可若恼了共产党,镇反时将其逮捕判处死刑。高铁君为人正直高洁,招致数百名人请愿俱保,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它才不管你冤不冤屈不屈,你俱保吧,它就把这些俱保的人一同当成反革命办了集团案,大多数人一起被杀,这案子杀上百人呀,有少数被判刑关押。

B、《徐秋影案件》

   中国家喻户晓的《徐秋影案件》,是一个错杀一家三条人,错判许多无辜的大冤案,电影中的主角——邵玉魁坐了二十八年大牢,八十年代才得以平反,平反后共产党还把《徐秋影案件》当做阶级教育的经典影片在九十年代巡映,八十多岁的邵老人一再抗议,才由丁关根出面取消了这部电影。

   这一案子的真相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哈尔滨市铁路旁发现一青年女尸,是抢杀,侦察发现是文教局秘书,从她衣袋里搜出的笔记本上有路名门牌,恰是邵玉魁家的,就这么个“线索”,这是唯一的“证据”,就把人家大大小小全办成特务,处决了她两个弟弟,一个妹夫……邵玉魁审诉了二十八年。二百多名办案人员,人人都明知是冤案,却又煞有介事的当真案去办,两次联合复查都已认定是冤案,同意平反,却无人敢于做主纠正,一拖再拖,这是人干的事吗?可共产党就专干此类勾当,并以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经过宽大处理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当杀者立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这共产党真有杀人的瘾!

   到匈牙利人民起来反对共产党,毛泽东还高人一招地说:就因我们镇压的彻底才没出现匈牙利的事,共产党是“爱人民”还是爱独裁他的话也就清清楚楚。

C、陶铸的广东土改镇反

   广东的土改、镇反在叶剑英手里还算有尺有寸,老叶这个人做事有数,老叶有花心但不是忍人。可老毛把叶剑英、方方掌握下的广东土改、镇反看成是全国的三个乌龟中的一个(广西、福建),毛泽东就把在广西杀红了眼的陶铸调到广东,去出任华南第四书记(却主持工作)。从赵紫阳的一些言谈里可以窥出:南霸天陶铸倒不像是人品上的邪或恶,而是做事没有数,是肄无忌惮,陶铸在共产党里,其心狠手毒并不亚于“四人帮”,他杀了广西杀广东,是中共最能杀人的封疆大吏,康生折磨人有瘾,陶铸对成片地杀有瘾。他不仅滥杀百姓,在杀红了眼时连许多他自己的镇反干部也当成反革命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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