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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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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很腻歪,我很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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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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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证明----政权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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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邓玉娇案证明:在人与共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性;因而说----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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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民主新高潮,请停止门户内手脚

孙丰

   (本文是据于眼下大势的一孔之见,一种主观期待,在下不熟个中曲直,不涉及具体人事。)

一、当下任务

   就是发生了“六四”,就是血成河,骨成堆,历史也不会倒转——因为宇宙间没有自然以外的存在,因而就不会有必然性之外的规律,共产主义却就是对自然必然性的抗拒。所以说打倒共产党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它不仅是人的主观要求,更是必然律所规定的方向。就算人的肉身能为枪弹、酷刑所屈服,可艾滋病,电荒呢?金融黑洞呢?地表下沉呢?沙尘瀑呢?江泛河断呢?一半国土无水呢?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呢?……可见“稳定压倒一切”能捆住的只是人的手脚,它能挡得住盲目建设带来的自然资源的蜕化?它能让已遭空前破坏的我们脚踏其上的这块土地“稳定”?它能捆住经济运行不对规律发生要求吗?规律又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坦克碾、机枪扫,规律也不买“三个代表”的账,规律决不会向酷刑屈服、让步。就算枪干子不变,规律所必须的价值取向不上升到统治地位,那社会就只能是无规无律——失序!失序所意谓的就是政权不能规定社会的趋势,不能预见社会变化的方向,社会不按政权的预计发生变化——政权对社会失去效力——社会的崩溃。

   其实,经济与社会是同一个规律,只是因所关内容不同,在对象领域呈现出差别,最终两个规律还是统而为一,它就是——社会的价值理念必须符合自然的必然性;

   也就是政权、立法的性质必须得据于人的物种种性。所以如此其根源就是——人是自然事实,也就不可能处在自然必然律之外。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及的国家,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都提出了“改革”,这是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共产”理念做为社会存在的总原则,妨得、阻塞了规律的要求:“改”不就是更换路线吗?“革”不就是弃除束缚的绳索吗?如果不是做为意志的“共产”已经无力抗阻规律不移性的冲击,他们能肯于改革?

   凡改革都是因“走头无路”才不得不提出的,有路可供迈脚决不会发生改革。“走头无路”就是因价值理念的封闭性凝滞了规律的活力,堵塞了规律所必须的空间。只是,矛盾的根源虽来自社会理念的封闭性,但矛盾的表现首先体现在生存所必须的条件——做为存在基础的经济方面。

   人们都倾向于说:邓小平的改革只是对经济领域的,没涉及到政治。但人们却不倾向于说经济规律只是政治规律(即社会价值理念)的一定方面,是社会价值观的基础的或实际的方面。就像共产主义所说的那样:经济是基础——这是说:经济是人的存在所必须的条件,条件意味着:人知道它、承认它,不知道它、不承认它,实际都绕不过它——有吃没吃,有穿没穿是实际横亘在那里的不疑事实,并不是精神的故意承认,它自在地在那里,逼着精神去接受。经济比之政治更为活跃更为生动,是人们不可逃避的首要关注。不经持久实践的提示,人们很难发现经济规律其实是价值理念内的规律,经济按照规律运行的结果必然要求相符合的价值观——价值观是回答人生的意义的,而经济就是让生命具有意义的条件,条件怎么能不最终统一到意义之中呢?所以经济改革一经启动,业经发展就必然提出相符价值观的要求——政治改革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制度、立法必须过渡到与人的自然品性的符合,一致。

   因而,粉碎共产主义就不是人的异见,而是规律的使然,不能抗拒。

   中国改革的实际历程也恰恰如此:初起的经济改革生动活泼,为社会各界所容纳,当它发展到必须改革相应的政治空间时,却因不能如愿而使社会陷于困境——经济不能按照规律运行,就要横溢泛滥——建设就是破坏性的,从正值出发,酿出的却是负面果实,中国的各行各业,哪一领域不烙印着破坏性戳记?!共产党全党的腐朽堕落就是社会不在规律内运行的证明。

   其实,八九民运的动力就是价值更换,它来源于生动活泼的经济改革所焕发出来的生命力,直接指向社会价值理念的更新,它的口号“反腐败、反官倒”,用什么来反呢?用“言论自由、决策透明”,言论自由、决策透明也就是个人意志自由,即普遍的人权价值。那么这些要求实际上就是更换价值观,形成这一要求的原因也就是共产主义理念对规律的限制所引发。只是在事之初发和进程中,我们谁也看不清这个本质,就像经济改革倡导者也意想不到经济的蓬勃需要价值观的适应。只有在今天,当整个经济陷于维谷,当经济发展每一标量都需要数倍于它的代价,发展的每一成就都意外酿出不可估计的破坏,社会矛盾以不可预见的方式魔幻般地派生绞织,不论政权本身还是社会各界都显得束手无策之时,我们才被逼着去做反省而发现八九民运的本质。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经了二十多年的实践到了今天,将凝滞在两个并不想断送它的人手里,没有比中国的今天更复杂的形势,它干脆就是告诉世界:在全人类中不允许有“人人生而自由,尊严不可让渡”以外的社会价值,哪个社会企图活动在其外,那里就注定灾害!我相信胡锦涛、温家宝与我们一样有走出困难的迫切愿望,不同的只是:他没意识不到矛盾再错踪再复杂,千头万绪都因共产主义这个理念的封闭性,最后的冲剌就是粉碎共产主义,打倒共产党!没有什么神明能在这一路线外提出更好的主张。

   事实上的中国,每天所发生的那些,无不是这一判断的证明。困难在于胡温只有改革的愿望,却没有对矛盾本质的洞见,这才使现实陷于前退无路。

   以上叙述在于说明:光明对黑暗的决战就在眼前,随时可能爆发,最后冲剌的时机成熟了。

二、请放心,社会档案是容不下投机尘埃的

   纵然赵忠祥国嘴,舌如弹簧利刃,他不是官,可也攀根错节,完全有能力致饶颖于无人见怜之地,但是赵忠祥的诚信却如阳光下冰雪,瓦解了,证明社会当案的有效性无庸置疑。黑龙江的韩桂是能操纵舆论,翻手云雨,最后还是显了原形;“检察战线的标兵”房久林有大树遮阴,伞盖避日,也还是陷于囹圄——看共产党铁壁铜墙,强奸民意毫无寒颜,对舆论不屑于顾,可在弱势舆论的顽强奋斗之下,许多暗箱里的内幕还是揭露于天光下。这个互联网非同小可,它就是社会视觉的保险公司。纵然什么人能量可以弥天遮障,上欺天,下蒙地,可它欺不了互联网。一个人只要写文章,我们就可以从他的文章里检点出他的好,他的恶,他的个性心理,他是正大还是阴暗;一个人只要做事,就算他做的事件件天衣无缝,但把他许多天衣无缝的事串成堆,还是可以归纳出他的意志,他的目标,他实现目标的手段,他心灵深处的人品个性,人们照样可以洞悉到他心的宽狭,量的巨窄。社会就是当案馆,谁也不能在这里偷了鸡,摸了鸭,鬼术可成于一事,却不能逃过社会档案的审查。反右派斗争过了四十多年了,民族的反省目光在充满同情与尊敬的同时也能鉴别出受冤者又冤枉别人的责任。

   新时期民主阵营形成了也二十余载,但它毕竟还很是弱小的,就算今夜共产党垮了台,短时间内民主阵营怕不一定能很有效的承担起民族责任,但是形势并不等人。还有一点:走上反对共产党道路的人与其他人一样也是在共产主义这个大染缸里泡成人的,记得当年一个叫金河的人写过一篇小说:一个小孩子从学话开始就端着他爷爷给他做的红缨枪,红星帽,每日里模仿他老人家查路条,抓汉奸,斗地主……那“阶级的仇恨”怎么会不种在他的心灵里呢?当他成为充分行为能力的人,他就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是横冲直撞的老大。请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大军的一员,谁也别想逃避这个邪恶时代对自己的铸造。

   请记住:从一个罪恶时代走出来的人,没有人是无辜的,没有白壁无瑕者。

   社会需要交流,需要批评,它的前提是健康,是互助,我们不欢迎搅混水,我不不要添乱。追求民主的队伍还是稚嫩的,力量并不强大,周身也散发着不成熟,所以它需要爱护,需要你的诚实与献身。

   何况我们从民族的昨天走来,正战斗在今天,并且要走向并承担明天的战斗与责任,中国的民主大业在望,可在哪一天,谁也不知道。因此,一个有良知的人只有携手的分,没有站在岸上冷嘲热讽的分,更不许冷箭暗器。每个战斗者都在我们共同的历程上烙下自己的的足迹,就像遗传基因那样谁都耍不了赖,不必担心偷机者的偷机成功。是真心的投入还是权术的利用并不能蒙骗社会的档案,尽可以让任何人放胆的来偷鸡来投机,只要你的投机促进了民主,我们就赞佩你,就追随你;你一旦偏离了人性,也就被时代的脚步所淘汰,谁也骗不了民主!社会的档案是测谎器。

三、请把精力用到迎接民主大潮上来!

   我不倾向于相信这些争吵是国安的操纵,而认为是些误会。但我也看出这些争吵是些不实之词,瞎吵,证明发难者并不知就里,是情感冲动加道听途说造成的胡联乱结。所以我觉得理性批判的自由要严肃要负责,如果有些事情让你有疑问,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则你只能存疑,不应去说;除非时眼下发生的事,现行言论,可以就言论的值,行为的值,而非人身做真假的讨论,求证,决不应的攻击,比如:“六四”是不是民主?或自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就观点立场做出真值的澄请;但只应是真假值的求证,不应有任何攻击色彩。对挂“五星红旗”则应是抵制和斗争性批判。对以往事件只可取总结,求清楚,吸收经验,不可用为发难。特别是七六、七九年的老同老仁,差不多都已过知天命,有的耳顺有余,不能再小孩子脾气,路途远近还不知,我们同仁中有的已接近八九年赵紫阳感叹:“我们老哩!”,不去想办法尽快掀掉共产党,实现宪政,死时何以瞑目?想想天津汤老戈旦,北京的赵润身早都死去,他们是何等的遗憾!活着的诸君不应加倍努力吗?我自己常常与人说,“我的岁数才活了一半(意谓活一百二十多岁)”这只是哈哈一笑,可从三月三日到六月三日我家连死三口,并且还有第四个也很严重,原来没患此病的人也患上了,这个再活六十来年的期望也就不敢再说——我们都从奶奶、爸爸那里传有心血管、心脏病,我的病来得最早,入监已很严重,一个医警去告诉那想刹刹我傲气的警察说:“就是不折腾他,也够他受的,心脏病严重。”,这才使我敢于与警察不合作,不顾一切地跟秦志刚练气功,结果还真神了,那些比我小十来岁的死了,我却还健康。就有了忧心:从二十六、七岁上开始反共,反了大半辈子,要是还没看到共产党崩溃就被上帝叫回,那真是太屈了!太冤了!可咱能反共产,去反不大自然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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