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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获释,燕鹏还在台受苦

孙丰

   牟传珩于2001年8月13日被逮捕,于本月12日释放,在济南他姐家住了三天,15号下午回青岛家中。但燕鹏仍押在台湾的出入境管理处,条件极差,闷热蒸人,如此热天没人问也没人管,那“民主”的阿扁实在是叫老哥哥我大失所望,原来他也会耍权玩术,不肯可怜俺水浒寨的落魄好汉。好惨、好惨、好惨……我只能无力对天叹:唉!

   说说两个人的案子请看官自己评评是冤也不冤,不过再冤两个人加起来还没在下自己一个人的案子冤。

   警方是先抓的燕鹏,这燕鹏是有身有份花了钱跟着旅游团,他并没脱队,怎么就犯了偷渡罪呢?就算是越境也是旅游团越境昆,与公民何干?要弄清来拢与去脉,得从头说。我在九九年获释回到青岛,承蒙警察们青鸟殷勤,于三月就正式答复同意我出国,说的很肯定。到我拿了欧洲作家协会的邀请信他们却翻眼不认账了,牢坐久了,警察就把我们说成“俺处的对象”(即政保处监督对象),听起来还挺缠绵,温情脉脉的。要是他们不处在警察人格下,也常常说了漏嘴,在他们自己人、亲人、熟人圈里常常说我是冤案,区局的警察们就学给我听过。有一天燕鹏与警察同在我家,燕鹏就说:“田姐,你们警察也太耍弄人了,说好让孙哥走,人家办好了证却又不让了,心也大黑了点吧?”扯着扯着就扯到前不久他们去牟传珩家询问对法轮功态度时,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放出一句话:“老孙个大老实人,什么没干就白坐十年大牢,多冤,这是十年呀。所以我们研究决定放他走。”经燕鹏一揭,老田、小郑起初还想抵赖,又经燕鹏一一回忆,提示当时的场景,他们也就打着哈哈承了认,倒也爽快。并说我们也是人,不过身为共产党员身不由已,那男的还说:“你意为就你们几个人聪明,知道共产党坏,好像别人都不知道似的!我们也知道,也骂,就是不像你们骂到场面上,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拿共产党的钱,你们骂我们是狗,我们就是狗,共产党叫我们干什么,俺就干,当警察还讲什么良心?……”

   接下来燕鹏就说:“孙大哥说瘫就瘫(那时我连着出现瘫痪十七次,最长的半小时,短的二、三分钟)可怜巴巴的,他个草包,别死路上,你们方个便,我越境把他送出去,怎么样?”他们说:燕鹏你傻啦是怎么的,你们的自由来和我们来商量,你大哥的事你们俩拿主意,你叫我们说什么?……我们是管你们的,不知道是咋的?

   后来在个人的情况下,警们多次重述此议,以示提醒,我判断像是真话。这么说吧:我释放出来两去济南,一去北京,都马上被当地警方追查,我从青岛逃到西安、昆明,且在昆明发高烧三天,才绕道广西进入越南,在境内耽置了至少有七、八天,却风平浪静,顺顺溜溜,终于叛国成功。

   去年的“六四”后,突然接到一直失散的女儿的电话,才知道山东警察跑她们那儿去追捕,守侯,她到了十三岁,一米六二时才真真切切地知道了她苦命的老爸。

   我逃前并没和青岛的朋友商量,只与现在狱中的王金波说了句:“我要逃”,因他不是青岛人,且第二天就要离开青岛。后来我被困在越南的法国大使馆,这件事情就闹到了上边,中国外交部要法国外交部把我送回北京,并答应让我从北京离境,但遭法国拒绝,法驻越大使很清楚地对我说:你们外交部不简单,第一次说了“孙丰是一起政治外逃事件”。并告诉我:他们总统,总理都关注这件事,已提交欧盟各国……共同对中国施压,一定能保护你的安全。经了外交交涉,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闹大到了最顶上,青岛警察吃没吃上头批评,我不得知。

   但他们所以要抓燕鹏,却全从此起。

   而我打从到了法国直到到现在,也没与青岛的老友们发生联系,不是不想,一是没有收入,太穷了;二是电话监听;三是我的性格是地道的乡巴老,干什么事只爱自己闷头拚,不太会交往。这燕鹏出了事我也没直接去询问,只在背后,仅有的一次是在吴江家开会,薛超青与牟传珩通话,我接过话筒问了事态的进展,告诉牟:你的活动要量力,适可而止,这事不能由着情感膨胀,得给他们(警察)留下点回旋的余地,争取燕鹏方面的最小付出,千万不要超过限度,把你也弄进去。警匪们若不能回旋就会另打主意的,反正他们必须正确。这件事不能求谁理谁非,只应求损失最小。

   过了段时间,牟传珩就在局子有了名。

   叙述了这个前因,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凭白无辜地乱抓瞎捕燕鹏,警察是把对我外逃的恨、气,转嫁到燕鹏身上,拿他来煞气,把我的行为嫁接到他身上,逃了一个吃上峰一顿闷棍,抓他一个补补差,管他是真是假,反证他们抓了人啦,也就有差可交,算不立功也可折前失。

   其实,在燕鹏“企图越境”一事上,警察犯了心理上的错误:以推断代替证据,他们忘了旅游是公民的正常生活,一个人得按照旅游公司要求,购买旅游票,还得遵守他们的规定,燕鹏又没越出旅游团的限定范围,即使在“边境”上,即使出境----不出境咋能浏览越南风光?这怎么是偷越国境的证据?如果没有确凿的其他证据,这种案子是不能办的,你有天大能量指控也无从成立。就算警察有火眼金晴,看透燕鹏的肺腑,那也不是具有可证性的证据,那是臆测。

   再加上水浒寨的传统,燕鹏当然不接受指控,事情就卡在那里,检察院无法立这个案,到抓牟传珩前,就不是个指控成不成立的问题,而是怎么来圆这个案子的场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的优势就在这里:它可以随意地偷换逻辑:左拳打不着党有右手,手再打不着还有脚,反正挂了共产党的边,就把“理”字撇一边去罢,他们是说方就方,说圆就圆的万能法律。

   他们心里是:孙丰就是这样逃跑的,至少你燕鹏曾亲口提过要帮他逃嘛!——这证据在警察心里,他们却权当了事实,抓了人才知拿不到侦察报告里去,检查院无法支持。可人已抓了起来,打了,修了,这壶水不开,就得另打主意,反正共产党是不会有错的,共产党杀共产党叫肃反,叫打AB团,叫“抢救”,共产党杀共产党可用马在地上拖死,捆起来几个人用石块对着砸死……至于牟传珩、燕鹏这小小老百姓,就用不着高射炮了,连名也不用起了。吹着尘土找裂纹,几千万人都不明不白的死了,何差他俩?这壶水不开,那就提壶酒来——非把你砸在里边不可。只是为了补错抓燕鹏这个面子才抓了牟传珩的,这一抓就有“证据”:牟传珩那爪子要不写字就乱颤抖(八一年坐牢被绳煞的),牟传珩那脑筋要不思考就胀的生疼,牟传珩那嘴不说实话就要咬断舌头。反正他那些书呀、文呀,都在那里,没胳博没腿又跑不了,还有个互联网,写上了就揭不下来!抓燕鹏的台阶是有了,可越境案却成了颠覆政权案。共产党根本不用靠黑箱作业,他们是天光下吃人吮血。冤,真他娘的冤!你冤枉了才知道党是厉害的!这是个啥世道,是个什政权呢?这叫“稳定压倒一切”!

   这一回坐牢两人的皮肉在看守所里可经受了考验,警察们只在背后指点江山,坐在一个号里的同犯们却不问是不是同根生,是不是阶级兄弟,相煎起来决不能不急!那警匪们当然在丛中笑了。

   我坐牢时常想,牟传珩咋不冤枉一回,进来陪陪老友?老天不公!这一回老天不算党却来算,弄了他三年,让我心平了三分之一的衡。

   他是七九年的老民运了,后来结出了他这个打不散的小团体,这个伙计能吃苦,耐劳,坐了一回反革命大牢,出来以后呢?他去攻法律,我心理想:哪有让反革命分子当律师的可能,党能那样傻,就不叫共产党了!他可就是啃着杠子头(青岛的死面烧饼),喝着白开水,一口口地啃了出来,我们山东头一批自学律师考了多少门时只剩下三人没补考,就有咱小牟,不服不行。要不,他怎么能把党派来监视他的人都拖下水呢?他现在能不能算上个法学家,我不知道,我只知他能辩,有三寸不烂之舌。

   今早上他问了我一声好,我却还是不问他。这叫卖老。想来,我们那班朋友该为他洗尘接风了,我孤单单眼红,就狠了狠心,想:哪天咱们大家捣了黄龙,到俺青岛去痛饮,然后跳到海里去:一齐喊:民主呀你可来了。

   那时咱们不要阿扁,不同他玩,想今天俺兄弟燕鹏无路投了他,他都只顾自己凉快,不肯伸伸手,咱们非报这一箭之仇之可。

新世纪 (8/16/200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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