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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关于“共产党是否代表工人阶级”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为腐败的合法化立法!
·信仰价值观对经验价值观的反动
·信仰是理性成果,人是自然事实
·经验,是人类达到自身的唯一管道
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不是共和国
·“三个代表”是意志,是反宪政的
·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9.对中共16届4中全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批判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救不了共产党(2)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10.胡锦涛言论批判
·赵简子,你在哪里?
·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捕廖元华等是为夺回“已授人之柄”
·世界观是“树”而有的吗?
·只有人的世界观,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坚持共产党“先进性”是对人的存在平等性的瓦解!
·政党是用来保证政权合法的,不是用来执政的
·什么是党性原则?答曰:一霸二骗
·人是为人而活 不是为意识形态而活!
·“先进性”的党必是侵略性的党!
第二部分 专辑
1.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党——我来给共产党(中央)上党课(第二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三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四讲)
2.“六四”
·顺“六、四”者昌,逆“六、四”者亡!
·巴黎举行“‘六、四’意义座谈会”
·“六四”——悲壮的人类史诗
·“六四”——悲壮的人类的史诗(下)
3.山东的“六四犯”
·“他娘会养”的史晓东
·原罪的共产党(10)
·原罪的共产党(11)
·原罪的共产党(12)
·原罪的共产党(13)
·原罪的共产党(14)
·原罪的共产党(15)
·原罪的共产党(16)
·原罪的共产党(17)
·原罪的共产党(18)
·原罪的共产党(19)
·共产党不是党--与姜福贞商讨
·原罪的共产党(20)
·小唐:批评不对缝
·原罪的共产党(21)
·原罪的共产党(22)
·咱把党剁内肉馅包成党肉包子,大家都吃吃有什么不好?
·原罪的共产党(24)
·原罪的共产党(25)
·请问温家宝:道德还能形形色色,多种多样?
·就严正学事与胡锦涛对话
·孙丰:论“明智”
·原罪的共产党(正文)之1
·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2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3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4
·就观念的非经验性在《自由中国》的作答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5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6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7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7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8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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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简介
·鲁汉简介
第一部分 批判系列
1.“合法性”批判
·引文
·什么是“合法性”?
·“合法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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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那些“为什么”是向狗肉要膻味

——对胡锦涛那些“为什么”的作答

孙丰

一、胡锦涛的错误在于问非所是

   日常对话中有“答非所问”,就是回答不是所问的问题,“问非所是”是本人自造的,是说问题与它所问的事实不相符合。若观察科学,最容易注意到问题的回答,比如:哥白尼之回答太阳系各星体的关系;牛顿之问答物质是怎么结构的。对于科学重要的不是问题的回答而是发现:大家都在一个星体上,为什么有的人能意识到天体是有联系的,物质按什么原则构成,而大部分人并不去想。地是球体,可还有很少数的人就不认这个理,我的老妈,还有陈兰涛他奶奶,她们非说地是平的。牛顿、哥白尼这些天才首先发现事物是有联系的,才能按照“是怎么联系的”去思维假说,作出回答。那哥达巴赫就只是发现问题,而不是回答,他的发现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把才力用在回答上,回答了二百多年还未最终完成。

   胡锦涛为他们党的四中全会做准备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讲话,所提出的那些“为什么”就不是正确的发现,因为他只是从现象层面逻列出一些让人不满意的事实,并没有对这是些什么样的事实,由什么力量来推动有预先的理解——只讲“中央”这只是它的权威性,方针、政策、措施还有自身的可靠性,即便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也未必具有贯彻上的畅通性。贯彻畅通性的充分,不仅要它本身是否与人的性质相符合,还有一个推动它们的那一力量与人性的符合;而只说“以法治国”也不是充分的,更根本的问题是追究用来治国的“法”合不合法?对于反腐败,关键也不是为什么反不下去,而是什么是腐败?败腐在哪里?……等等。

   只从现象层面我们与阿涛所见没有什么区分,而且我们也承认这些问题是社会的深刻矛盾,并且还尊重胡锦涛提出问题的动机。但我们认为他只根据照牌挂的羊头,不看卖的是啥肉,就来解决为什么没膻气的问题。

   他只是提出了这些问题,并没看这些问题背后还有一个力量——共产主义,它们是在共产原则之内或之下被共产包装着才成为阿涛的问题的。即便每一具体课题都是正当的,还有那包装带给它的非法性。这个“共产主义”包装就是腐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以共产主义腐肉为基座成立起来的,不从它们共同的基座来寻找症结,问题就回答不了。

   其实胡锦涛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

   共产主义符合人性吗?

   就像刻卜勒的三个定律之为万有引力所包括。

   请不要忘记,阿涛的方针、政策、措施是以共产原则为条件对实践发生作用,是由共产党以共产名义提出和实施的,因而它依旧还是以“共产”做为普适的原则加给实践的,这就有一个“共产”做为原则本身的真实度,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

   他没有共产本身合法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求证——共产主义原则与人的本性相符吗?他感到了脚痛、头痛,就在脚上头上找答案。

   胡锦涛的头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中央的方针、政策、措施的实施、贯彻执行受到阻力、困扰?”

   这个问题指向的对象很明确:“……当前,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能力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发生的、造成的问题、损害、挫折、危机,集中反映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素质上,理念上。”——这些话直接指向共产党高层,但它只揭示了事实,而非回答,且是一种貌似的回答。

   这个问题不是有一个“中央”就必然的,“中央”一词只给了它来源上的权威性,可不有可靠性呢,它是以什么为“原则”的党才是它的可靠与否的根据。它是一个以“共产”为原则的党,“共产”本身的不可靠性使来自它的中央的许多原则也丧失了可靠性。把没有毒的水放在毒罐里照样有毒。

   “党的干部没有理念、没有素质”的本身只是一个事实,这事实背后还有“共产”做为理念是不是客观确实的,它具不具有规定良好素质的品性?科学知识的基本方面就是有可靠定量的性质和关系,试问“共产”能经得起这样的测量吗?

   所以我回答阿涛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党政一把手没有理念和素质,而是共产主义本身不是个可靠的理念,不派生较高的品质,怎么能在人的心灵里规范出优秀的素质呢?

   以胡锦涛的地位和他对民族承担的责任,知道他的部下没有素质、没有理念,这没有丝毫意义,太小儿科,太没有用。他应知道的是:为他的干部提供素质的那个源泉——“共产”本身是何种素质。

   在我们一介平民能有效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身为统帅的人就不懂呢?道理也很简单:胡锦涛是在共产之内授命救党的,他的智慧就只用在“救”字上,授命救党的人只能在想办法、找出路上下功夫,共产做为理念的可靠性应是学说本身的课目。共产做为人类理性的一个单位或成分,不可能被从理性里清除掉,是因为它不是存在的普遍原理被当做普遍性原则来贯彻,才必然引发矛盾的。凡是普遍性的就决不是人力能提供的,那是大自然的势力范围——事物在存在上是独立的,独立性确实是普遍的,把共产这个特殊上升为普遍就陷于与独立性的尖锐对立,这才是症结所在。对这个问题的发现是学说创立上的疏失,实践家只是按照学说来活动,当然较难对学说的矛盾有所揭露,

   还有一个问题也具有根本性意义,即什么是理念?只有回答了什么是理念,才能判定所树立的理念是否可靠——并不是所有理念都可靠。像上帝、永生、龙……等等就不是可靠的,如果真有上帝,真有神,中世纪也就不黑暗了,江贼民也不至于那么滚刀肉了,上帝或神早就出面纠正或阻止他们了。请牢记:

   是人创造了上帝,不是上帝造了人;

   是人造了理念,不是理念来造人。

   所以人造的上帝只可能召唤人发生道德的向往,它却不是一种可见的力量,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神职干部犯童恋癖呢?同理“共产”既是人的意识所造,它也就不具有对人的精神做可靠规定的作用,它是个类似于上帝的东西,不过上帝是超然的人格,共产是超然的原理罢了。

   若原理本身不可被经验,不能被感官所面对,它在实践上的功能就必是反人性反人类的。因为人是确实的,它只能遵照着确实性来存在。只有被规定成的东西才有确实性,人来接受共产的规定把大自然已发生了作用的规定往哪儿扔?人是只依附于自然,共产理念却偏偏命令人摆脱自然,不矛盾才怪呢!胡锦涛还没澄清什么是理念,就怪责他的手下没有理念;他不知道做为理念的“共产”到底与人性是什么关系,就指望他的手下通过树立共产理念来造就执政能力,岂不是天方夜潭?

   至此,我们就很轻松地回答了胡锦涛的头一个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央是叫“共产”的党的中央,中央只是以它的权威性建立起与它的各个职能、局部的联系,共产做为理念它的机能“要”对人发生重新的塑造,但这只是机能的性质,并不是可能的事实,做为理念的“共产”并没引发成了共产党党员的那些人的质变,他们依旧还是在不折不扣地服从自然,他们的人格发生了分裂:

   在党的、社会的、对外的条件下,他们就摆出共产理念的门面;

   在事关本己,在对自己生命的满足性上,在对老婆孩子父母之时就用自然人格。

   共产党又是反帝,又是反修,又是抵制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可他们呢?一个人包十个二十个二奶也是司空惯见的事。对于江泽民说来陈希同、王宝森是太冤了,对于人类标准说来那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郭,党政一把手还是骨肉之躯的人,他们当然不能靠“为人民服务”、靠高唱“主旋律”、靠正确的导向来满足,他们裤裆里的根得靠美女满足,他们感性上的痛炔得靠钱来满足。因此,来自中央的方针、政策、措施只是用在口头上说说,来自本己的私欲就靠真实的努力去取得,当中央的方针、政荣妨碍对私欲的满足时,当然就是陈良宇一类的公然抵制了。

   我们希望阿涛明白:凡不是与人的性质相一致的,不是生命的可靠性根据的,即使是用夺命相挟制,也没有用。所以共产党中央的权威不足以保证它的令必行、禁必止。他就不想想幼稚院的阿姨教了一遍的“1+1=2”人到老死也不忘,并不是这题太简单,而是这题绝对真!无论是飞到天,还是站在地,条件与结论永远相等。共产主义用机枪逼着人们“树立”的理念并不比“1+1=2”复杂,可就是树不起来,何哉?世界不是这个理,它是假的,不一掉腚就忘才叫怪呢!被胡锦涛批评为缺少理念的他们党的高级干部不是没有理念,他们的理念是地位、金钱、花天、酒地……因这些东西是确实的,直接可以享用的,直接满是感觉的,没有一种与人性完全相符的理念,人怎么撇下肚腹去亲脊梁呢!“共产”本身做为人生理念是不着边际的,只可想而不可触摸,像那件最贵重的“新衣”,本就没有,你能触个啥?它本是虚无你树就能树起来吗?

二、人生理念不是树而有之,是必而在的

   如果说上一节的叙述是为着实践的,那么本节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原理,它的着力点是试图纠正把理念理解为外部输入这个误解。我诚心地感谢对我的议论作批评的朋友们,我是认真地考虑你们的意见,我也请求你强迫自已来读你认为太学术的那些部分,我的作品的价值并不在喜笑怒骂里,而在这些部分里。真的。

   所谓理念就是向往,追求。早先共产党说叫人生观,世界观。只要人落了地,又处在社会环境里,就非有世界观不可,从凡夫俗妇到人类英杰,统帅、思想导师都不能逃避。不过有的人干大事则惜身,见小利则忘命;还有的人奸诈谗谄;但也有人同情弱者,侠肠义胆;有的人则有普渡众生的心肠;更有人勇于负责,对时代对他人有来自内心的义务;有的人以医人为乐,也有人偏好发现时代或政权的疾病,要去医国……不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之追求、相殊异的向往;就是在一个人,也会随时过境迁而发生兴趣的异变,追求、向往会改变:孙文、鲁迅都想当医人的良医,一个做了革命领袖,一个做了思想导师,可见具体的理想是可变的。有人问鲁迅:谁的散文写得最好?他连想也不想就说:“周作人”。周作人不是反复小人,不是胸无文墨的愚夫,不是没有理念,在变节前与即要南行的同辈还相共勉,一眨眼却变了节;还有明朝的杨嗣昌也不是没有理念的人,却也降了满清。这些例子都让我们觉得理念是树而立之。而每个人自己境况的变化,心情、兴趣的迁移对理想、追求的影响,又从自身经验方面加强了理念是从外部输入这个成见。九二年邓小了平南巡说了“要改变观念”,好像理念是库房里的存货,想存什么就进,不想要就清除出去。不知道陈独秀怎么看这问题,反正毛译东思想是把观念看成可以选择、可以树立、因而也可以扫除的东西,比如: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斗私批修;向自己的反动立场告别;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却由自己决定……共产党这些说教深深地毒害了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告别共产主义的努力,往往也含上共产主义的一切毒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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