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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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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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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讲的是〝坚持〞,还要加上定语〝牢固〞?资本主义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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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纯粹知识相对的是什么知识?老孙曰:是经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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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那些“为什么”是向狗肉要膻味

——对胡锦涛那些“为什么”的作答

孙丰

一、胡锦涛的错误在于问非所是

   日常对话中有“答非所问”,就是回答不是所问的问题,“问非所是”是本人自造的,是说问题与它所问的事实不相符合。若观察科学,最容易注意到问题的回答,比如:哥白尼之回答太阳系各星体的关系;牛顿之问答物质是怎么结构的。对于科学重要的不是问题的回答而是发现:大家都在一个星体上,为什么有的人能意识到天体是有联系的,物质按什么原则构成,而大部分人并不去想。地是球体,可还有很少数的人就不认这个理,我的老妈,还有陈兰涛他奶奶,她们非说地是平的。牛顿、哥白尼这些天才首先发现事物是有联系的,才能按照“是怎么联系的”去思维假说,作出回答。那哥达巴赫就只是发现问题,而不是回答,他的发现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把才力用在回答上,回答了二百多年还未最终完成。

   胡锦涛为他们党的四中全会做准备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讲话,所提出的那些“为什么”就不是正确的发现,因为他只是从现象层面逻列出一些让人不满意的事实,并没有对这是些什么样的事实,由什么力量来推动有预先的理解——只讲“中央”这只是它的权威性,方针、政策、措施还有自身的可靠性,即便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也未必具有贯彻上的畅通性。贯彻畅通性的充分,不仅要它本身是否与人的性质相符合,还有一个推动它们的那一力量与人性的符合;而只说“以法治国”也不是充分的,更根本的问题是追究用来治国的“法”合不合法?对于反腐败,关键也不是为什么反不下去,而是什么是腐败?败腐在哪里?……等等。

   只从现象层面我们与阿涛所见没有什么区分,而且我们也承认这些问题是社会的深刻矛盾,并且还尊重胡锦涛提出问题的动机。但我们认为他只根据照牌挂的羊头,不看卖的是啥肉,就来解决为什么没膻气的问题。

   他只是提出了这些问题,并没看这些问题背后还有一个力量——共产主义,它们是在共产原则之内或之下被共产包装着才成为阿涛的问题的。即便每一具体课题都是正当的,还有那包装带给它的非法性。这个“共产主义”包装就是腐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以共产主义腐肉为基座成立起来的,不从它们共同的基座来寻找症结,问题就回答不了。

   其实胡锦涛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

   共产主义符合人性吗?

   就像刻卜勒的三个定律之为万有引力所包括。

   请不要忘记,阿涛的方针、政策、措施是以共产原则为条件对实践发生作用,是由共产党以共产名义提出和实施的,因而它依旧还是以“共产”做为普适的原则加给实践的,这就有一个“共产”做为原则本身的真实度,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

   他没有共产本身合法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求证——共产主义原则与人的本性相符吗?他感到了脚痛、头痛,就在脚上头上找答案。

   胡锦涛的头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中央的方针、政策、措施的实施、贯彻执行受到阻力、困扰?”

   这个问题指向的对象很明确:“……当前,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能力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发生的、造成的问题、损害、挫折、危机,集中反映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素质上,理念上。”——这些话直接指向共产党高层,但它只揭示了事实,而非回答,且是一种貌似的回答。

   这个问题不是有一个“中央”就必然的,“中央”一词只给了它来源上的权威性,可不有可靠性呢,它是以什么为“原则”的党才是它的可靠与否的根据。它是一个以“共产”为原则的党,“共产”本身的不可靠性使来自它的中央的许多原则也丧失了可靠性。把没有毒的水放在毒罐里照样有毒。

   “党的干部没有理念、没有素质”的本身只是一个事实,这事实背后还有“共产”做为理念是不是客观确实的,它具不具有规定良好素质的品性?科学知识的基本方面就是有可靠定量的性质和关系,试问“共产”能经得起这样的测量吗?

   所以我回答阿涛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党政一把手没有理念和素质,而是共产主义本身不是个可靠的理念,不派生较高的品质,怎么能在人的心灵里规范出优秀的素质呢?

   以胡锦涛的地位和他对民族承担的责任,知道他的部下没有素质、没有理念,这没有丝毫意义,太小儿科,太没有用。他应知道的是:为他的干部提供素质的那个源泉——“共产”本身是何种素质。

   在我们一介平民能有效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身为统帅的人就不懂呢?道理也很简单:胡锦涛是在共产之内授命救党的,他的智慧就只用在“救”字上,授命救党的人只能在想办法、找出路上下功夫,共产做为理念的可靠性应是学说本身的课目。共产做为人类理性的一个单位或成分,不可能被从理性里清除掉,是因为它不是存在的普遍原理被当做普遍性原则来贯彻,才必然引发矛盾的。凡是普遍性的就决不是人力能提供的,那是大自然的势力范围——事物在存在上是独立的,独立性确实是普遍的,把共产这个特殊上升为普遍就陷于与独立性的尖锐对立,这才是症结所在。对这个问题的发现是学说创立上的疏失,实践家只是按照学说来活动,当然较难对学说的矛盾有所揭露,

   还有一个问题也具有根本性意义,即什么是理念?只有回答了什么是理念,才能判定所树立的理念是否可靠——并不是所有理念都可靠。像上帝、永生、龙……等等就不是可靠的,如果真有上帝,真有神,中世纪也就不黑暗了,江贼民也不至于那么滚刀肉了,上帝或神早就出面纠正或阻止他们了。请牢记:

   是人创造了上帝,不是上帝造了人;

   是人造了理念,不是理念来造人。

   所以人造的上帝只可能召唤人发生道德的向往,它却不是一种可见的力量,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神职干部犯童恋癖呢?同理“共产”既是人的意识所造,它也就不具有对人的精神做可靠规定的作用,它是个类似于上帝的东西,不过上帝是超然的人格,共产是超然的原理罢了。

   若原理本身不可被经验,不能被感官所面对,它在实践上的功能就必是反人性反人类的。因为人是确实的,它只能遵照着确实性来存在。只有被规定成的东西才有确实性,人来接受共产的规定把大自然已发生了作用的规定往哪儿扔?人是只依附于自然,共产理念却偏偏命令人摆脱自然,不矛盾才怪呢!胡锦涛还没澄清什么是理念,就怪责他的手下没有理念;他不知道做为理念的“共产”到底与人性是什么关系,就指望他的手下通过树立共产理念来造就执政能力,岂不是天方夜潭?

   至此,我们就很轻松地回答了胡锦涛的头一个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央是叫“共产”的党的中央,中央只是以它的权威性建立起与它的各个职能、局部的联系,共产做为理念它的机能“要”对人发生重新的塑造,但这只是机能的性质,并不是可能的事实,做为理念的“共产”并没引发成了共产党党员的那些人的质变,他们依旧还是在不折不扣地服从自然,他们的人格发生了分裂:

   在党的、社会的、对外的条件下,他们就摆出共产理念的门面;

   在事关本己,在对自己生命的满足性上,在对老婆孩子父母之时就用自然人格。

   共产党又是反帝,又是反修,又是抵制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可他们呢?一个人包十个二十个二奶也是司空惯见的事。对于江泽民说来陈希同、王宝森是太冤了,对于人类标准说来那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郭,党政一把手还是骨肉之躯的人,他们当然不能靠“为人民服务”、靠高唱“主旋律”、靠正确的导向来满足,他们裤裆里的根得靠美女满足,他们感性上的痛炔得靠钱来满足。因此,来自中央的方针、政策、措施只是用在口头上说说,来自本己的私欲就靠真实的努力去取得,当中央的方针、政荣妨碍对私欲的满足时,当然就是陈良宇一类的公然抵制了。

   我们希望阿涛明白:凡不是与人的性质相一致的,不是生命的可靠性根据的,即使是用夺命相挟制,也没有用。所以共产党中央的权威不足以保证它的令必行、禁必止。他就不想想幼稚院的阿姨教了一遍的“1+1=2”人到老死也不忘,并不是这题太简单,而是这题绝对真!无论是飞到天,还是站在地,条件与结论永远相等。共产主义用机枪逼着人们“树立”的理念并不比“1+1=2”复杂,可就是树不起来,何哉?世界不是这个理,它是假的,不一掉腚就忘才叫怪呢!被胡锦涛批评为缺少理念的他们党的高级干部不是没有理念,他们的理念是地位、金钱、花天、酒地……因这些东西是确实的,直接可以享用的,直接满是感觉的,没有一种与人性完全相符的理念,人怎么撇下肚腹去亲脊梁呢!“共产”本身做为人生理念是不着边际的,只可想而不可触摸,像那件最贵重的“新衣”,本就没有,你能触个啥?它本是虚无你树就能树起来吗?

二、人生理念不是树而有之,是必而在的

   如果说上一节的叙述是为着实践的,那么本节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原理,它的着力点是试图纠正把理念理解为外部输入这个误解。我诚心地感谢对我的议论作批评的朋友们,我是认真地考虑你们的意见,我也请求你强迫自已来读你认为太学术的那些部分,我的作品的价值并不在喜笑怒骂里,而在这些部分里。真的。

   所谓理念就是向往,追求。早先共产党说叫人生观,世界观。只要人落了地,又处在社会环境里,就非有世界观不可,从凡夫俗妇到人类英杰,统帅、思想导师都不能逃避。不过有的人干大事则惜身,见小利则忘命;还有的人奸诈谗谄;但也有人同情弱者,侠肠义胆;有的人则有普渡众生的心肠;更有人勇于负责,对时代对他人有来自内心的义务;有的人以医人为乐,也有人偏好发现时代或政权的疾病,要去医国……不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之追求、相殊异的向往;就是在一个人,也会随时过境迁而发生兴趣的异变,追求、向往会改变:孙文、鲁迅都想当医人的良医,一个做了革命领袖,一个做了思想导师,可见具体的理想是可变的。有人问鲁迅:谁的散文写得最好?他连想也不想就说:“周作人”。周作人不是反复小人,不是胸无文墨的愚夫,不是没有理念,在变节前与即要南行的同辈还相共勉,一眨眼却变了节;还有明朝的杨嗣昌也不是没有理念的人,却也降了满清。这些例子都让我们觉得理念是树而立之。而每个人自己境况的变化,心情、兴趣的迁移对理想、追求的影响,又从自身经验方面加强了理念是从外部输入这个成见。九二年邓小了平南巡说了“要改变观念”,好像理念是库房里的存货,想存什么就进,不想要就清除出去。不知道陈独秀怎么看这问题,反正毛译东思想是把观念看成可以选择、可以树立、因而也可以扫除的东西,比如: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斗私批修;向自己的反动立场告别;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却由自己决定……共产党这些说教深深地毒害了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告别共产主义的努力,往往也含上共产主义的一切毒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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