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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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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闻答----
·文革中的左与右
·只要还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休想改革!
·向孙丰请教一个问题。
·回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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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恐怖纷子不施仁政”是逻辑错话
·对俞正声的屁话:“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的质问
·俞正声的屁话二:
·因暴恐对标本兼治的思考:(1)何为标?
·评宋鲁郑
·评《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2)
·没有有百性相信官方也信的信仰
·讲一讲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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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道理”
·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习近平的法国骚与老子的道
·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此议无效
·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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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锦涛“希望——危机”说

孙丰

一、有希望的只是中华民族,而非共党!

   就他们的党来说怕不会像阿涛说的“有什么机遇与希望”,除了死没有他路。但对胡锦涛个人,或者既立志于承担民族责任又有客观方便的人来说,的确是历史上少见的机遇。因为党和人是根本不同的两类事实,却因党是由人组成,就给人的认识带来某种屏障——实践的人们便把党与人混淆了——党员就是一个人,这个事实扰乱了人的视野:

   其实,人是无主观原因事实,而党就是主观事实。

   任何党的党员都是自然界的人用心完成的结盟,并对其有义务承诺,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人原有的本质。实际上任何国家的领导者都是人,根本不是党。

   世界上只有人来造党,没有党来造人。人只是通过党来达到某些目的,完成某些任务;或反过来说:人是借党这个形式、环节、名义来完成心里的目的。若这任务、目的是关于普遍有效性的就是政治,为政治而结的盟就叫党,围绕专门行业结的盟就叫协会,俱乐部什么的。凡在真正政党的地方,人只是通过政党这种形式来使政权更替有合法性程序,因此现代意义的政党实际上就是使政权合法性的机制条件,本身并不拥有权力。这样的政党对人的意识不提出特别原则,不发生特别塑造——人原来是什么,结了党后还是什么;人原来怎么看问题过生活,入了党还是那样看问题那样过生活。党对于人来说,有与没有完全一样,它不是用于统辖人的,这种党只是运动场上竞赛,像拔河运动,只有效于赛场,离开赛场党对人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所以说人类中从来就没有党撑权这回事。毛泽东是人不是党,邓小平是人不是党,党不过是他们崇尚自己的借口,为自已谋的虎皮:党是人玩弄的招数,人却不是党能玩弄的棋子。但意识形态型政党却必是:党归领袖来玩弄,领袖通过党的名义将党员变成自己的棋子。它造出一个特定形态的的意识做为所有成员的意识,避开了公众对自己的嫌疑,党就成为他占有、奴役公众的借口,门面,这个意识成为整个国家的意识时,举国人也就成了领袖的玩物。人得通过这个共问意识才能获得社会认可,否则就被视为异类。人就不得不放弃原来自然自发意义的立场而代之以党的特别塑造,意识形态型政党也就是一种强差人意。人的意志在运用上虽是主观的,但做为一个事实(或机能)它却是客观的,因而其存在的独立就是运用上的自由,由于党把意识形态神圣化,成为人人都必须服从的,所以个人意志就为党的意识所取代,丧失了自由。其实无论怎么主观地去选择也主观不到自然之外,也不能自由到与自然所赐予相违背的性质,但“共产”却偏在自然外提出原则。人既为大自然所创造就不可能违抗创造它的力量而想入非非,共产透过暴力逼着人们想入非非,就陷于了与无所不在的自然律之间的矛盾。难道胡锦涛在这里说的“隐患与危机”以及他整个讲话所指出的这个现状还不就是共产意识与人性的对抗?可以说:他讲话在发现现状方面与我们的说法是英雄之见略同——共产党官逼民反!

   那就是说:共产党就是中国动乱、腐烂、失序、危机的根源!

   叫人不明白的是:那造成危机的力量,根源怎么会成为希望的动力呢?——射向前方的箭怎么会命中后边的目标?——可见阿涛自己就不清醒!又怎么去叫他的手下清醒呢?

   我们对胡锦涛的喊话是:共产党若是有机遇、有希望,它怎么会造成隐患、危机呢?共产党若是可以药救的,怎么能沦落到被救地步呢?

   所以对共产党来说,并不存在什么机遇、希望。

   有机遇与希望的是国家、是民族;国家、民族有分裂的可能,但没有亡的可能,不亡就得找出出路,不管多艰难,多大牺牲,这出路非找到不可。说到机遇,就是指国家与民族现时正处在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点上,即经历了共党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国民们的厌共仇共反共要求空前的强烈,成熟,选择新价值观已势不可免,这机遇就是辐摆脱共产党怀抱,拒绝享受它的温暖,已成为举国的普遍要求,这也就是希望之所在。我们民族正处在鄙弃共产,选择人类共同道路的特别有利的关口里,横扫那陷民族于沦落、灾难的共产党于历史垃圾堆。所以机遇是说,中华民族虽被长久的蹂躏,已经沉沦到今天点地步,但仍有摆脱的机会,有复兴的可能。

二、对胡锦涛而非对他的党来说才有机遇与希望

   胡锦涛是共产党的领袖,但这不等于他因必随共党而没有出路,他做为共产党的领袖,这是说他用自然人的身份充当了结盟而成的共产党这个主观事实的当家人,共产教门的掌舵,但这并没改变他还是一个自然人这一不变事实,共产党之没有出路,是说它原本就是一种被选择,一个由错误选择造成的东西,它自己并不能选择,只有人才有选择能力。人是一种能选择并且在选择的力量,所以人既可以选择共产为教义,也可以选择对共产教义做否是!胡锦涛被选择出来对这个党负起责任,他也可以用选择去埋葬这个党,只来对中国、对中华民族,对十三亿生灵负起责任。所以说胡锦涛并不像他的党那样没有选择空间,而是有相当的、充分的回旋余地,就是说:他既可以有继续选择用这个祸国殃民的党来驾驭国家,继续牺牲民族与国民;同时他也可以选择牺牲他的党来成全一种对十三亿人众更具价值的道路,他不像他的党那样那样已没有回旋余地,他作出抛并其党的决择,不就是整个民族的新生吗?。

   需知:共产党之所以没有恢复生机的余地,不是因为它在实践上犯的错误,任何实践上的错误,都是人心所犯,当然就可以通过正确认识来改正,做出重新选择。什么是错误:错误就是因人用心失当使行为价值背离自身的满足,那怕把用心不良也算成错误。“共产”不是人的用心错误,它是人类理性的一个成分,理性里不可能没有这个成分,它是事物联系状态中的一种状态,因而它不是人能用行加以改正的东西。问题出在共产不是存在的基本状态,事物的基本状态就是存在的独立性。共产党要把它上升为事物的基本状态,这一上升不就陷于与存在独立性的对抗忙!更别说用它做为人心结盟的宗旨,一旦这样,它就把自身存在的背景消灭了,它的存在背景是什么?就是“政党之中”。共产党不是一个存在在政党中的事物,不能在相应背景里对着同级事实发挥作用,当然它就不能从自己的背景里获取营养,永葆生机。而任何政党的生机都依赖于存在背景,即从与对他党的相互作用里来健康自身。要害之笔是——共产党不是对着他党的党,它到哪里去获得生机呢?——就像说掌声,只有一只手你怎么拍也不能造成掌声。

   若真想让危机、衰败着的共产党焕发出生机,那就得把它还原到政党背景中,可那样一还原,它就不是做为唯一的领导力量,而只能做为互作用力量的一翼来存在,肯定就不是共产党而是别的什幺党了,哪还有它的存在。只要它还叫“共产”,它就必是唯一的,是“一产党”,唯一的力量就必专制,必残暴,不暴力它专不下去。若不叫“共产”,这些问题当然都应刃而解,但这样也就取缔了共产党自身。所以说它没有回旋余地——没有焕发青春的希望。但若不是由它自己来取消这个名称,那便只有被历史的车轮强制地取消——被文明所抛弃。

   这胡锦涛是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的智慧,那他的选择空间可就大了,党无出路他炸了党不就是出路吗?他不仅可以选择道路,而且还可以为了新的道路而选择对他的党的抛弃,比如:改名称,重组,解散……等等。

   已往历史没有一个专用意识形态来统治的政权,共党的统治就特别具有典型性,证明性,教育性,使中国人所永难释怀,它的统治对人所发生教导就是:政权与宗教千万别再合一!共产也是一种教导,只是不是超然力量的神的,而是一个强词夺的理。它的实践所引发的就是召唤出民众对它的强烈摆脱愿望,赶快推翻它吧,再踏上一只脚!共产党就跌进了人人痛恨、人人思诛之而后快中。

   共产党的统治实际上已经为新的宪政世纪铺成一条通路,可以说共产党的野蛮荒淫已经物极必反为它的反对力量的政治资源,共产党正在用自己的顽固为自己的对手构筑消灭它的合法性!

   正是从这里我们才说胡锦涛是生逢其时第一人——江泽民这么一块变态狂滚刀肉,他把铲除他的刀把子交给了有机会除灭他的力量或人物,谁朝他下手都是顺天应命,都立刻会唤起普遍的敬佩和响应,他自己的混账性已为除灭他的力量扫清了人心上的障碍,江泽民集团培育了人民前所未有的反抗情绪,为社会巨变埋下了伏笔,准备了力量,大大地便于有心为中华民族承担责任的勇者,谁处在相适地位上谁就有贡献民族的特别机会,擒江除恶就像顺手牵只羊——最腐朽的共产党贵族已经把自己打倒,把自己收抬了,新的社会力量只是来收拾断垣残壁,重整旧山河,再造新气象。

   我们强调胡锦涛的机遇就是:他处在元首地位上,名正言顺,这也就是地利;国民苦江久矣,使他又占了人和;共产主义已垮大半,使他有了天时。而且,中国人民永垂人类史的“六四”已完成了伦理价值的转换,只要把时代的指针放到它已选择好的位置上,历史的转型任务也就完成。

   蒋老英雄的行为简直就是伦理自发重建的宣言!“六四”也已完全地动摇了共产主义做为人类生存原则的合法性,动摇了中共的统治。

   时代大势的基本轮廓已经奠定,杰出人物要出现不要出现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中国前进的方向已经不可能逆转。我们当然相信十三亿众里肯定埋藏着不少杰出人物,但这些杰出人物却没有胡锦涛这么多方便条件,他们不具备现成的天时地利,其活动的能量再大也要大大的被折扣。肯定地说,中国历史的转型选择就在眼前脚下,但与不同人不同手段的选择相伴随的结果也是差别悬殊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特别尊重胡锦涛的选择,他可以最有效地运用现有设施与力量——一手推动社会转型;一手防止社会失序。让国家在最平静的气氛里摆脱旧秩序,过渡到新的纪元。所以我们才说是胡锦涛而不是他的党面临着历史上少有的机遇和希望。由他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比任何其他杰出人物都最少牺牲、最小损失、最低代价,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大德之人。

   很遗憾我们从他这篇讲话里看不出他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要求,明明使用“还政于民”就是最通俗、最恰当、最完整表达了的思想,他却要别别扭扭地说成“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就根本颠倒了本末、是非。还政于民的深刻处在于它揭示的就是政权合法性,把政权功能的有效性建在它的合法性上。这个概念强调人的存在决定出社会的必然形成,决是出社会力量的必须,所以:政权原本就出自存在,是天然属于人人,当然人人都有参入的分——天赋的权利,怎么可以让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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