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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想不想多党制是一回事,“共产”这个词让不让多党制是另一回事

——《戴晴失在她的贵族心态上》下

孙丰

   在上节结尾处交待本节的命题为《“共产”是个理念,其涵义永恒不变》,在发稿时改为此命题,新命题具有更多的可经验性,省目,容易理解,但其覆盖域要小得多。就一并写上。本节想叙述两个原理,一是标题所载的主线;再一个是阐明重大的历史事变不是由杰出分子的发动号召,而是由社会前进的内在规律所必然的决定,戴晴先生逆整个人心妄诽“六四”与她不知道什么是事变的内在根据,什么是事件的外在面貌有关。她犯了用外貌细节来考察事变根源的错误。

一、影响了历史进程的重大事变不是人为,而是社会的内在矛盾所使然

   她用邓小平80年的一句话来支持中共可能民主转型,以此做为多党制的第一步,这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个人理性尚没有在经验的地基上被逻辑所洗礼。

   她是记者、作家,其观察、思维主要是经验的,更多的是依靠形象,所以她曾揭出过一些真矛盾,刻画出一些真画面,感动过不少读者,包括笔者,但那只是日常意义的。人(包括作家)若不做特别的努力,就不能保证思维具有逻辑严密性,不是建立在逻辑严密性上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

   “六四”做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变,或做为改变人类价值走向的里程碑,它是由许多人用行为谱写的,是实际的、也是日常的,因而具有鲜明的可经验性;但“‘六四’不是民主运动”这却是一个严肃的理性结论,只凭直接的经验是不能做为判断的可靠证据。比如:领导了“五四运动”的张国涛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直接要求:国家尊严,主权不受侵犯;至少他当时并没意识到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和人文氛围与事变的内在联系——一个正对自己的文化做着反思,正在世界潮流中寻找新位置,正在探讨适合于自已的价值基点的民族,那被唤发出来的自由的批判精神才是“五四运动”所以形成的软环境和直接动力。正是在我们民族思想的整体发酵达到的程度上,才拥有催醒这场伟大运动的菌种。事实上八九民运的发生早就开始:陈军回国发动;法国大革命二百年东移的主动促动;国内许多人士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呼吁签名……有些报刊在八八年底就直言不讳地预见到翻天覆地的事变已迫脚下。因而即使是共同促成这场文化发酵的当时人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吴祖光……等等,对这场斗争的成因也不能尽悉把握;至于王丹、柴玲……辈,他们处在斗争的前沿只是机缘的选择,这种选择像戴先生说的那样是临时推举或勇敢承担,具有明显的偶然性。而人,要到三十岁才有价值自觉,感觉到直观经验之被理性原则的挑战;四十岁上才始有从理性原则出发看问题的自觉,怎么能指望这些还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有战略上的眼光,形成成熟的纲领、策略和程序?更不能把只知上高楼的娃娃腔当做勇敢分子,冒险分子,阴谋家的证据。柴玲的才气不会超过陆游,陆游都不相信山盟,怎么让做女儿都嫌小的柴玲负起冒险家的责任?我坚定地相信“红小兵”的曹冲能想出用船称象这个好主意;也相信四岁的孔融能让梨这种好品德;相信少年孟轲曾摹仿屠夫和吹鼓手;但我坚决拒绝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个刚被妈妈断奶的孩子能有烂漫的憧景,却不会有远大的理想:不论共产还是自由!不相信刘文学(九岁郎)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有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伟大成果的觉悟;更不相信雷锋能懂什么辨证法。对今天的王丹们我们可以不意为然,但决不能拿他们十五年前的不成熟来做十亿人口,五千年文化共同发酵出的那场极其伟大的事变的口实,不论王丹、柴玲、封从德……再加上陈子明王军涛的四只黑手,都召唤不出如此浩大如此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我们必须尊重胡跃邦逝世的当夜:胡南的长沙,陕西的西安……多个城市的民众都上了街,且主力不是学生,这个事实证明——“六四”不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我中华全族的理性觉醒,只是像以往一样:历史前进的规律是奔着就近选择原则,只能以学生运动为其表现形式。像充气袋爆破,洪水之决堤,并不是处在前沿那些分子的力量,那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是所有分子共同合成。柴玲说了“血流成河”的话也不能指控她生性残暴,磨牙吮血?她知道什么叫血流成河?别说选择的偶然性不仅可能落到柴玲肩上,还可能落到夹着小鸡巴撤尿的光腚孩身上,那一泡伟大的尿浇息了导火索——不是一副著名的城雕吗?圪上老村夫也并不因张子房呈一时之勇,活下来的机会是一根头发的万分之一,就否定反秦的正义。柴玲不过是听了沈原教授说的偶数奇数,就想骑自行车蹬月球的小女孩,那些话只可看做英雄出少年,只有是从我辈口出,才能做评判的根据。哪个学生哪天说了什么话,哪些人大吃大喝到几时均不影响这一事变的伟大和正义,柴玲那些话连事变的外貌也算不上,只是个别外貌中一些小细节。何况柴玲坚持断后!已证明了她的良知。只能说那些孩子处在斗争的一线,起过作用,有过影响,却不能说这场斗争是他们组织和发动的。人们熟悉的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荒唐到互砍脑瓜;荒唐到绞死只有十岁的路易十七,这可是严重罪行,应引起人类理性的深刻检讨,但法国大革命的光辉不因伴有罪行而丧失,不因这些错误就叫它“法国大阴谋”。何况我等是柴玲的父辈,是师长,我们不用爱子之心去痛他们的过失,却用他们的冲动去否定伟大事变,我们不是太狭隘了吗?

   凡人类史上的伟大事变都不是杰出人物的主观发动,它是由当时社会的内在矛盾必然的决定,事变中那些留下足迹的人物是由临界时机选择的,其时效很有限。当然,如果有杰出人物出现,其活动具有使运动朝着历史进化方前进,可能造成成功。无论如何,事件的发生和事变所代表的方向不是杰出分子主观地提出的。除非事变的任务实现了,否则社会的内在矛盾就不间断地吸引社会才智投入到这一任务中来,就不会停止由这一方向所决定的形形色色的斗争的继续发生,直到历史任务的完成。八九民运的爆发既是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怎么能用个别人的个别言行来完成对它的评价呢?

   八九民运的薄弱处正如戴先生说的——没有理论纲领,没有做组织准备的前奏,才在它的外貌上留下某种不成熟。

   民众的街头抗挣又怎样?难道民众没有主宰自身的合法性?这种要由自己负起对自己的责任不是正义的精确表达?不是由至善所吸引?

   所以说影响人类发展方向的历史事变其本质不是任何人的主观创造,是无所不在的必然律所使然,不能用事变中的个别外貌来作评价,不能割断它与社会进程的联系做孤立考察。参加者可能记忆了事态的如何进展,但不一定能准确体验时代的脉博。

二、若邓小平真想到多党,这只证明人是能理喻的,但一个党能否走向开明还要看它是什么定语

   人没有逻辑求证的特别努力,就分不清哪是人的心理,哪是理的实现形式,只有理的实现形式剌激并规定了人,人才能思维,因而思维是在理性实现形式下发生的:不同的思想不仅仅是概念不同,还有概念联结秩序上的不同。思想的每一变化都得靠重新选择概念,重新组织它们的秩序。思想的变化并不关理的实现形式的起码单位(概念)的变化,思想是在概念间的关系里。

   因而说:只要共产党高层有了主张改革的人,这些人又能主事,又占了优势,共产党就能发生质变(比如:接受多党制)——这是理性混洧的偏见:只看到

   1、人的思想对党的指导作用,即只承认人的能动性,却没有对人的能动性是个机制联系的洞悉;

   2、没有对政党理性性质的自觉区分:在戴先生观念里只有政党,没有一般性政党还是纯粹理念政党的区别;因而她经验地认为:人是决定一切的,包括对党的最高宗旨和长远路线的制定、修改,她就认为只要人(领袖,领袖集团)变了,党就会变。她没有一个由人结成的集团(党)一旦有了表达宗旨的概念为定语,人无论怎么开明变化都超越不出它的定语,戴先生没弄清:人是有理性的,当然能受影响,发生新的理解,人的开明可以注入到政党,引起党的路线、政策上的变化,因此说单纯看政党也是可变的,因为“政党一般”的本身并不含观念性,只由经过定语的修饰才有个性,如果修饰党的定语是非变化的纯粹理念,那么被持殊定语修饰了的党是封闭的,不变的。比如:“基督教XXX党”,它可以在XXX方面容纳变化,但怎么变都超越不出有神论。当代伊斯兰世界的政党,怎么变都超越不出对真主的依赖。“共产”是一绝对封闭的概念,它不接纳任何的开明性改造,任何的开明性改造都不再是共产。故然邓小平始终没松多党制的口,他一贯地强调一党专政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但我愿意接受他是可以被外来信息剌激影响,开明起来的,正像尊敬的胡赵二公,但我强调他的开明不足以带动共产党走向开明,关键的问题是“共产”一词的词义永恒不变,人的开明是由新的信息影响之果,那些新信息是由别的概念传达的,对“共产”并无触动。前苏联及东欧发生了巨变,即使是原来的共产党还占优势,它也不再叫共产党,而叫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这证明人对共产主义,只有一种可能:粉碎!无论自觉不自觉,“共产”只有被粉碎,没有中间路线。

   若邓小平还觉悟不到对人的负责远比对空想的“共产”更富意义,他就不能不把对“共产”的责任放在无如伦比的地位,只要他还是对他根本未予理喻的“共产”负责,他想一次与想一万次多党制都一样是0,都不可能在事实上改造共产党。只有当他的开明度理喻到:世界上只有人,没有党这个最朴素的真理,他才能把对人的责任上升到共产之上,那样,他就不是开明他的党而是炸掉他的党!共产党的进步除了除掉定语没有别的选择。保留党(集团)只去掉做为定语的“共产”的情况,其实也是炸掉。一去掉“共产”也就不受这个理念的束缚,不是共产党,成为一般意义的党了。其权威性、专一性立刻冰消瓦解。

   我们在实践中,往往总是关注面对的事实,并不考察事实是用心灵的概念描述了的,描述事实的最小的语义单位并不变化,变化是由别的概念或重新组织联系秩序引起的;由于这一点,人只知道心的能受影响性,党的可变性,不知道“共产”做为语义形式的不变性。

   并不是共产党一定要一党专政,而是“共产”一词的词义是绝对唯一,对绝对唯一的服从当然是一党专政。多元并存里能容下“共”,能有“共”吗?“共产”的词义支配了共产党只能是一党专政。戴先生把共产党的专制、野蛮、残苦理解为坏人当政或人(领袖)的犯错误,其实是做为理性形式的“共产”支配的结果。戴晴的议论可以看出,她只知人的意志自由,人有能动性,她并不考察概念对人的规定,人的意志是概念下的意志,人的能动性是概念支配的能动,意志自由是由概念更换引起的。邓小平说过把宪法四坚持纳入党章的话并不能动摇共产,她就只知邓小平自觉到其智慧是对党负责,从而能影响党的开明度,却忽略了邓小平的智慧是对一个叫做“共产”的党负责,他的理性开明对党的可能影响事实上早被对“共产”的责任所吞噬。邓小平自己也没自觉到他的党因以共产为宗旨,其对党的负责实际已转换为对“共产”理念的负责。若邓小平做为一般政党的领袖,他的决心可能改变党的宗旨、路线,但邓小平是叫做“共产”的党的领袖,他就天力改变他的党的宗旨、路线。所以戴先生的例举只是做为一般意义的人的邓小中能开明,不是“共产”这个理念能开明。这里说的一般意义是:生命的,处在生命能量支配下的,因而是有理性的,能够与他人发生交流的,当然也能够从周围环境吸收能量与信息,有可能被外来信息影响的。世上的人都能受影响,却没有能受影响的概念。党的路线、方针的变化当然可能受人的决定,但必须区分出一般意义的党与纯粹理念的党,一般意义的政党不与人的自然属性相悖,它的功能不过就是争取群众的。但纯粹理念的党就不同了,虽然它也是组织群众的,但在实践上,这样一种人对理念的服从就走向了人自身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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