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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六四”不是民主》

——戴晴失在她的“贵族”心态上(上)

孙丰

   在什么书上读到戴晴有关八九民运的不少回忆,记录她的活动与坐牢;还有她投身环保表现出来的责任与不舍精神,都叫人起敬,犹于当年之读《盼》。可她关于“六四”的说法却令人心寒,引起批评乃是理所当然,本人原没有写此文的计划,面对批评她竟来一篇又一篇,叫人心里好沉重,就放下别的先来剖析戴先生的“六四不是民主”。从与戴晴一块淘气成长起来的张郎郎的回忆里,能发现戴晴言来语去的总有一些不屑与街头人为伍,不怎么友好百姓的“贵气”,她能对自己也吃了苦头的“六四”得出这种直戳良知的结论,怕与她的贵族心态不无关系。从她的言论(三件)来看,她是通过强调什么是民主(先定义标准),来对照八九民运,用它自始至终都不含这种要素,而推出“六、四”不是民主运动的判断。

   她的叙述漏掉了的是:其言论程式里并没有追问民主所关到底是人的哪一力量;人又是怎么才经验到民主的?

   这些是比她的“两个标准”和“因素”更始源,因而包含她的标准与要素的方面——戴晴所列就是无根之禾。她没有弄清她用来定义民主的要素,只是人的能动能力的如何应用,其全部也只能纳于“应该如何”之内,而任何一个“应该如何”都是“哪是什么”的一种可能——如果那是瓜,其可能性不会结出豆;任何“如何”的合法性都是看它是不是出自它的“所是”,在“所是”里有无这一性质。所以说民主所满足的虽是能动能力正当运用的不受妨碍,但因能动能力并不是独立客体,而人却是实实在在的独立体,就使能动能力成了必然性事实(人)的组成成分,是局部,连它都是服务于客观自在的生命,满足它而需要的民主最终所满足的还是自在的生命。

   因而民主就是客观世界的人所需要的一种际间联系质量。

   戴晴先生不属于钙化了的已经不能在思维规则下思维的共产党遗老,她有充分的理智,因此她该能理解我们提出的民主定义比她的“标准”、“要素”更为宽泛,我们就有理由要求她与我们一道承认:

   1,“六四”是人类史上的一次悲壮而伟大的民主抗挣;

   2,“六、四”的丰功伟绩不是民族史所能容纳的,它是人类史的!“六四”结束了冷战,造就了世界政治的新格局;

   3,“六、四”使共产主义运动从战略进攻转入灭亡的分水岭;它相当于二战中的诺曼底蹬陆战役;“六、四”是人类价值唯一、和平唯一进程的里和碑。

一、人怎么才能把握到民主的?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戴先生用“六四不包含民主要素”来支持她的结论,她回答《德国之声》采访说:“民主运动包含的要素在1989年5月至6月4号都没包含进去。1989年到街头上抗议的时侯,民主只是一个口号,是很多人的心里的梦想。但是从它实际的操作和具备的要素讲,它还称不上是一次民主运动”。那就得弄清她说的要素到底是什么?她在《“六四”不是一场民主运动》中说:“没有长期坚持抗议的组织,决策中没有各阶层的代表参与,……没有形成成熟的纲领,策略与程序”;在引证“五四运动”来对比的一段又说:“1919年北京学生走上街头,要的是主权和国家地位,是公民主人公地位的觉醒——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中国民主运动确切地说是为建设民主社会而开展的启蒙运动,起始于1915年前后的‘文学革命’,起始于对传统专制社会要素的鞭苔、瓦解和对未来民主社会基本要素的论说、推进、呵护。这些虽是点滴努力,特别是基于政治自由的理想与当政者的反复磋商、协议……”;跟下一段她又说:“民主政体不可或缺的法制、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公民的政治与财产权利,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及平等协商的习惯,包括一个自立的组织不可或缺的信息与财务公开……”。戴先生所讲民主的要素大概就有这些。我愿意对她的这些话做随声的附和:承认这些是现代民主政体应有之义。但她的三篇议论还有没涉及到的:

   1、做为纯粹自然人,是怎么把握到这些思想的?

   2、她说的这些要素之做为要素到底属之什么?是属之民主,还是属之民主政制?戴先生没有对这二者区分上的自觉;

   3、将她的全部举例还原进人的主观性,是属之人的哪一机能?我们提出的这三点,比她讲的“因素”更基本,更原始,是她的“因素”成立的条件,犹于人手的指与掌。

   对戴文做出以上澄清然后来定义我们的民主,主观上我们力求建立一个普遍有效性的民主定义。

   先来看问题1,单单考察自然事实的人,只有形体,重量,性质……是科学的对象,哪有什么民主?这只是物学(生物学是物学的分支),而民主却是感觉世界的事,是人的一种经验质量,并且只是就际间如何联系的质量。原本意义的人(只做为自然事实)只能“感”,并不能“觉”;有了“知”的“感”才能算作“觉”。这“知”得借凭信号(语言)才能成立起来。因而说,人的生命之能够把握到民主,也是语言的结果。戴先生的这个思想却是以语言运用后(有了能动性能力)为限的,所言只是如何运用能动能力,没有与语言形成前的还原联系,虽说民主所针对的是主观世界,但这个主观世界却是自在的客观事实之中的,那么民主的价值就是对客观事实的人负的责任,民主所造成的平等利便的是客体事实之人。

   因而,民主直接就是对每个人意志存在的合法性肯定,及运用上不受妨碍的支持。戴晴说的构成民主的那些“要件”只是人的正当要求不受妨得的条件,程序——如何来约定。要请她理解的是:

   民主是一回事(是人际联系的质量);

   民主政制是另一回事(是保证人际联系质量优化的约定程序)。

   民主包含如何实现(即戴晴的“因素”)也包含人的意志实际上要达到公平的努力。

   没有语言,人只是绝对存在物,连关系世界都建立不起来,又到哪里去谈民主?但民主不是不让绝对存在物存在,而是承认它才是意志平等原则的根据。人是因为能够要求了,才体验到意志的压抑与限制,为了不受来自同类的压抑与限制,才需要民主的。为了民主的实现,才有了针对政治体制的民主性要素。因而:单从经验上讲:民主就是意志的际间平等性。

   但际间平等的合法性根据呢?却是来于做为物质存在的人的存在上的非选择的(没有原因的)平等性。因而从本质立场上来讲:

   民主就是因为人在物质存在上的无例外性,决定了在能动能力运用资格上的平等性;它实际解决的是人际联系的质量。只有语言形成后人才不可避免地建立起际间的及与世界的联系,才能感知到联系的质量。只要运用语言了,人的际间联系不可避免,但联系质量的优劣却是可选择的。

   戴晴说的“民主的因素”,其实是优质联系质量的选择(或保证)方法与程序,属于民主的实现形式;而她批评的“做为前导的学生运动、民众街头抗议、信息公开、决策透明、官场腐败、低效……”以及她说的:“5月13号以后行动目标和基本诉求掺与的‘群众运动’、‘党派政治运动因素’甚至‘勇敢份子’、‘偷机份子’……”等等都没超出:是人的意志,是要求,是自然平等的人所具有的,就当然属之民主!合法!是民主的直接内容。

   戴晴没有弄清的是——正义是出自不同诉求的比较,形形色色诉求的平等竞争是民主,民主的后果必是最有效的诉求取得认可——实现了正义。检查戴先生所说的“民主要素”,无论是“抗议”、决策、代表、策略、程序、觉醒、磋商、协议……或者法制、权利,政治与财产权利……等等其实都是联系的一定方面,一个项,一个外延,就是说——是关于如何联系的。而她谴责的行为恰恰直接就是人的要求。

   要求表达的能够性就是民主。

   “八九风瀑”是不是国民表达自己的要求?若是,就当然的是民主!

   2,戴先生开列的鉴别民主运动的因素,有一个根本的忽视,她没问问自己:她所开列的这些都还原为什么?属于我们能力世界中的哪一力量?

   我想:它们都是要求,即意志。民主所关,只是意志的事,它要求在客体那里的平等性不因主体性而丧失。即在自然那里绝对平等的人在际间联系里仍然应是平等——意志应有平等运用的机会,在意志与意志之间拒绝非并列关系,不允许隶属性。

   这样我们就看出戴晴所说的因素,并不是直接意义的民主,而是民主政体所必须的要件。

   第3个问题所说的还原,已经充分地完成了:民主不民主所对的就是意志,只要是意志诉求,不问街头临时推选,是勇敢分子,是冒险家,还是……只要不是以侵犯为目的,就是民主。

二、自上而下向民主转型的努力不能成为民众要求非法的根据

   戴晴用邓小平在1980年就说过想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到党章中”的话预见多党制,是有点秀才信大兵:邓小平说贴大字报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我有什么权力干涉;英国只一个海德广场,我们有许许多多民主广场,言犹在耳,墨迹未干;还不足一月,他就又说:“我上了他们的当”。民主不是恩赐,戴晴的“自上而下”却就是恩赐。生命不是来自共产党的批准,我们对生命的实现怎么可以说只有恩准才合法?意志既是人人都有的机能,当然地就是人人都可平等运用的,我们尊重并欢迎政权内部力量对民主的展望及努力,但也不能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我们的意志就非法!他们向往民主,通过他们对权力的把握把制度推向民主,这是他们做为人的资格,并转换为责任;我们是人就有要求,意志是人不能摆脱的构成。戴晴用政权高层开明人士有改革愿望,改革步骤,说八九民运的爆发事实上摧毁了中国民主的进程,她犯的是一个贵族心态错误,首先她没有人在客观世界里一律平等这个知识的永恒观念;第二是她弄不请人与理念的关系:他不知道能开明的是人,如胡启立、严明复、芮杏文、朱厚泽们,都是自然世界的人,不是理念世界的“共产”,她把人的“能够理喻”性加在了“共产”理念身上,她弄不懂“共产”一词的词义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它本身不发生开明性理喻。戴晴受直观经验的限制,认为阻挠民主进程的是共产党内保守势力的人(如邓力群、胡乔木……辈),她不知道阻挠社会进步的真正根源就是“共产”这个理念。因而她就用上层有改革愿望剥夺了平民对民主的向望。面对自然事物,只有个是人不是人,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上与下,占有与被占有。戴姊连这个观念都没树起来,怎么能不犯赋予“自上而下”优先性的错误呢?戴晴谴责民众的地方恰恰是政权应看到的动力,是政权应予接纳的。戴姊正确地看到始于上世纪初的“文学革命”才是中国民主的真正启蒙,却没看到主权和国家地位,公民主人公地位的觉醒正是成立于这一民主启蒙之上的,是启蒙结出的:“自己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存在的资格不能再有让渡的果实。她没看到这种觉醒和要求的本身就是意志表达,意志表达就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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