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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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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2〕
·国是财产,也推不出私盟集团占有的合法性
·国不是党的私产,何来〝治国必先治党〞〔2〕
·回答赵森林网友的发问。他的问题是--
·如果习近平真读过萨特、菜布尼茨、康德、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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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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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道德没有社会主义道德
·只有道德没有社会主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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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能说胡跃邦的人性超越了党性
·(2)不能说胡跃邦的人性超越了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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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讲的是〝坚持〞,还要加上定语〝牢固〞?资本主义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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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的“腐败是所有共党官员的共同特征〞想说什么?
·3,对何频的“腐败是所有共党官员的共同特征〞的删繁就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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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频的话的本意要说的究意是什么?
·打虎不=反腐!(1)
·5,从纯粹知识角度对〝什么是腐败〞的定义——
·6,与纯粹知识相对的是什么知识?老孙曰:是经验知识
·6,与纯粹知识相对的是什么知识?老孙曰:是经验知识
·对“媒体必须姓党”的理性清理
·对“媒体姓党”的清理
·对“媒体必须姓党”的清理3
·王军涛的“共产党堕落成腐败暴虐政党……”立论错误
·王军涛的“共产党堕落成腐败暴虐政党……”立论错误(2)
·王军涛的“共产党堕落成腐败暴虐政党……”立论错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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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文化是最大的腐败”

孙丰

   【大纪元2月23日讯】认“文化是最大的腐败”是金光灿灿先生的文章,鄙人的这一思考受他的《“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所诱发。其实,整个社会都在关心“最大的腐败”,从共产党那里也能见到这种追问。但腐败说的却是事物在质上的变化,不是说体积的,没有大小,只有程度。本文成于金先生文章之初发,但因受到党和政府的一些遥控关怀,引起烦躁,停了许多天。现将贴子补充修改贴出,想借此文完成两个任务,一是从洗涤的角度来分析人的本意与语言表达间的距离;二是顺著金先生的思路来梳理腐败到底是因为什么?这一篇只完成第一个思考。

   金光灿灿先生说“中国最大的腐败是文化和‘没有信仰’”。不管先生自觉到与否,他这样说就完成了把文化看成社会意义的人的和社会的初始条件,社会形成的条件。人的生命存在是从自然开始的,人的实践存在(或社会存在)却是从文化开始的,人的生命存在只是时空事实,人的实践存在却是理性(文化)事实。因而,一切社会事实、社会事件都以文化为初始的条件,也就是社的诸现象的原因了。做为现象被观察到的腐败当然可以被还原到文化的品质当中——

   把腐败理解为现实文化的一定性质,无疑是正确的。

   腐败已是凡在中国生存的人就不能幸免的,是什么要素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让所在其上的分子无例外地不能够摆脱它呢?——只有一种对每个人都具有规定效力的机制,对每个成员都发生作用的力量,才能使人人痛恨的腐败反成为人人普遍采用的生存方式。

   只有一种事关人人的要素,谁都不能从它之中逃避出来的要素,每个人的行为又都复归到它之中,发酵和加强著它,这种东西是什么呢?

   答曰:它就是——文化。

   文化,并不仅仅是人人须臾都不可脱离的东西,而是每个人都是经由了它的造就才成为人实践意义的人的。

   文化本身的功能就表现在它是造就人类心灵的材料,那么,社会的普遍风气也就是由该文化善恶优劣的品质来决定。

   金光灿灿先生不满意于对“腐败”的泛泛而谈,他想为这种腐败的普遍性找出某种有效的因果说明,发掘出一个普遍的机理。他对经验之谈感到失望,才能产生出追寻一个普遍有效解释的要求的。他说“文化是最大的腐败”所指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是从日常理性的角度来完成这一指控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把我们的理性当作认识对象,对理性的各个部分及其功能做出识别和认定是多么的重要。理性的含混才是错误的原因。

   毫无疑问,有关腐败问题的最权威揭示应归于女侠,因为她的研究成体系——在一个概念之下建立起普遍的解释效力。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其人文生态的一般面貌都是受制于制度的,社会制度对社会的一切方面、领域都发生效力,因而可将制度看作是社会现象的普遍原因。中国的腐败已是深入到社会机体的每根神经了,当然只有对每根神经都能发生作用的要素才足以解释它。对任何社会,制度就是这样的有效要素。反过来社会危机的揭露若追到制度,也算是还原到它的底层,女侠建立起:制度在社会机体的一切领域方面都起规定作用这个支柱的的理论,她也就完成了制度自身的性质在功能上必体现为社会现象的揭示。

   金光灿灿先生是从讽刺的立场,只说了那么几句,却无意间把女侠的思想(制度)做了更深一层的还原——在他是说:制度已不是社会的初始要素,制度并不是凭白无辜就可以形成的,若人还不是智人(尚无意识)又哪来的制度?——鸡狗鸭兔鹅羊驴猪骡马都没有制度,只有人类才有社会,那么,人类所不同于动物世界的又是什么?就是这一点才是制度的成因。这里的揭示是:要形成制度也必须有所借助,制度不是没有原因与条件就自行形成的,制度的借助是什么?

   照金光灿灿先生的追踪是——文化。

   这样,金先先就把文化理解为社会事件的总原因,社会的最初始的条件。无疑他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

   只有人被“文”所“化”了,成为智人了,按照理解来(有选择地)行为了,才能形成制度,创建制度要靠理解,遵守与贯彻制度还得通过理解,因而制度既是文化的成果,也成为文化的一定内容,是文化的表现形态。所以某一实际文化的品性也必然在制度上有所体现,又通过制度的作用体现在人的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社会的风化。金先生说“文化是最大的腐败”这个意思的方向真是太正确了,他就从根本上对腐败作出了揭露。

   这里,我们想借助他的命题对我们人类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差异做些初步的观察。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指染上意志要求的理性。

   一根据“什么是最大的腐败?”对我们理性作些澄清

1、腐败是质变,不是空间性事件,没有空间量,不能做大小的比较

   若对他的命题做实用心理学转换,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肯定:金先生的本意不是在问“什么是最大的腐败”,他是在问对腐败最起作用的力量是什么。

   腐败是个性质概念,并不与物理量相关,他实际是在追问什么要素、什么原因,有力量造成中国社会如此普遍如此深度的腐败?或者他是在问:社会联系中哪个环节是事关全局的,它的性品必定造成全社会的腐败?或者是问:如此普遍,如此不可抑止的社会腐败这个现实,哪个力量处在社会根源的地位上,那它就是具有致整个社会于靡烂的力量。

   在这里,首先是金先生得把腐败看成为现象(社会事实)——可被直观地经验到。只有他心理里已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种“凡现象都是事实,是结果”这个觉察,且业已经模糊地形成了“凡结果都必是有原因的”这种观念,却又不是请晰的,条理的,其理性的澄明还处在自然逻辑的阶段,还不能用专门的逻辑的语句把这一可贵的发现给予完满表达。从纯粹理性上讲,他问的实是:哪是对社会腐败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环节、力量?但因在日常理性里“起决定作用”与“重要”与“最大”都其些相通,就可能误表达成为空间向量的“最大”。

   腐败本身是事物的性质,并且是变化而致的性质,它只揭示事物的质变,并不是指事物规模,所以并不存在什么是最大的腐败,而只存在什么原因促成伤致。

   虚假文化必导致社会的腐败,因为社会是用文化建构起来的,某一文化的品质在社会设施的各领域各层面都得到体现,因而一定品质的文化是一定社会风气的根据。可以说成:假文化是必然要造成腐败的。当然还可以反证:在所有普遍腐败的社会或国度或时代都无例外的是同一个原因所诱发,所决定,这个原因就是该社会的宏观文化的虚假性,欺骗性。

   “文化是最大的腐败”只是金光灿烂先生的半截回答;他还将“没有信仰”列为“最大的腐败”事实是说没有信仰也是腐败的根源,最起作用的要素,他这个看法也是社会普遍的流行。共产党就借此强化“共产”理念,要国民信仰共产主义,江泽民对此的强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胡锦涛也因思维贯性而在做坚定国民信仰的努力。

   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信仰做出纯粹理性的澄清。

2、关于信仰

   从金先生的本意上来讲,这说法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正确的想法并不一定必然保证就有正确的字面表达,人的理性得经受洗礼而后才能澄明,普通公民的言词怎么样都行,但具有指导性的原则必须经得起求证。金先生的后半截判断不像上半截,它的环节、过渡要复杂许多。我们得一点一点来检索。

   首当其冲的是先回答:“什么是信仰”?

   回答是:信仰是不使用证明的方法,或不能通过证明的方法,就予以认定某种后果将发生,或将出现某种变化,某种事态;或把希望当成必然。也就是不依靠无情事实的证明而只凭意志做出肯定或否定,肯定某种不可经验的原因。

   “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信仰,共产党就是一个以信仰为根基的集团,它的统治对我们理性就发生了相当深重的扰乱,使日常观念缺乏对信仰的清晰轮廓。

   其实信仰与证明是成对范畴,对著无法证明这个条件才需要信仰。

   人类为实践任务所局限,较少机会对我们的意识机能做出剖析——其实人类意识的形成本身所服从的就是认识性。当我们平静地反观自身时,感觉认识是主观上要求著去做的,这是因为我们是达到已经能够意识了才能发生这种经验,人并不能经验自己究竟为什么要上升到能意识的,我们就不能感知人对世界对自身的意识、理解是对规律的服从,只要是人这种物质,就避免不了理解的必然性。人之对于世界既被按排在理解的联系之中,我们主观能力的倾向性就是指向理解的。孩子们的大脑皮层之被物象和描述物象的语词所制激,规定,规定的后果不就是使物象成为可理解的了吗?因此理解是意识机能的天然本色,并不是人的主观要求,还没输入语词,哪来的要求?意识在本质上就是理解机能。

3、信仰是理解机能的必然派生物——一种理解假定

   人所面对的一切,并不是人要去面对,实际是:人是一切之中的,因它有了理解机能,才将属于一切之中变成为从它本己方面的——面对一切。能够面对,用什么来面对?——是理解机能在面对。被理解的机能所面对它能够如何?当然是理解的指向性。理解是人之为人的天然倾向,不能设想对理解的扼止。

   人根据什么去理解呢?根据著已知。自己已有的肯定的知识。

   人去理解什么呢?当然是去理解身在其中的那个世界,那些尚且未知的现象。

   人怎样来理解呢?是通过对已知的分析与还原,使未知归进可直观的已知里。

   要知道理解的可就性所仰仗的是已知,而已知总是有限的,所以对任何人,对人类理性总体都是有许多的未知,是已知暂时所不能达到的,但因理解是人之为人的天然倾向,理解的不能扼止性就要假定出整个宇宙是人的理性所可以理解的。

   信仰也是由理解的倾向所必然地唤起的——有些宇宙事件,客观现象并没有从已知里获得有效理解,人却用意志迫使自己假设了某种理解——认定某种人力所不能觉察的力量是那事件的原因。一句话:因那事件、现象是已知所不能证明的,就用一种模糊的因而也是超越的假设力量做为解释——模糊的和超越的就是信仰。说起来信仰的最初形成无非就是假设,假设被不断地丰富就有了人所不能直观的——神。用已知证明不了,就认定必有更强大的力量,这不就是信仰吗?如果这里的叙述太抽象,读者只要记住:信仰是因证明不了才设定的证明预期。

4、信仰所内涵的另一成份——善

   凡不能被用已知来证明的就用信仰来解脱,这里边含著某种迷糊含混,所以这样的信仰里具有迷信、巫术;但若信仰发生在社会联系的领域,就要与“善”相关了:社会的出现与成熟在我们经验里是人有计划的加以完善,可是,连人自己的存在都不是由自己主宰的——可见“善”并不是人的要求。乾脆,“善”就是事物的不间断完满,任何事物都自发地在进化,人也一样,社会绝对地是服从著事物的完满律而形成的,我们在道德上所向往所据以的“善”,其实也是对完满律的服从,而非我们的主观的要求。这里不是说当政者的心理态度,而是揭露必然的规律力量。因而从社会学立场上发生的信仰,就含著对“善”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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