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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为腐败的合法化立法!
·信仰价值观对经验价值观的反动
·信仰是理性成果,人是自然事实
·经验,是人类达到自身的唯一管道
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不是共和国
·“三个代表”是意志,是反宪政的
·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9.对中共16届4中全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批判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救不了共产党(2)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10.胡锦涛言论批判
·赵简子,你在哪里?
·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捕廖元华等是为夺回“已授人之柄”
·世界观是“树”而有的吗?
·只有人的世界观,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坚持共产党“先进性”是对人的存在平等性的瓦解!
·政党是用来保证政权合法的,不是用来执政的
·什么是党性原则?答曰:一霸二骗
·人是为人而活 不是为意识形态而活!
·“先进性”的党必是侵略性的党!
第二部分 专辑
1.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党——我来给共产党(中央)上党课(第二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三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四讲)
2.“六四”
·顺“六、四”者昌,逆“六、四”者亡!
·巴黎举行“‘六、四’意义座谈会”
·“六四”——悲壮的人类史诗
·“六四”——悲壮的人类的史诗(下)
3.山东的“六四犯”
·“他娘会养”的史晓东
·四大恶囊——孟庆秦
·无腿大侠王在京
·“丹顶鹤”是个伊斯兰
·监狱里的六四
·张霄旭拳打“刁德二”
·姜福祯人称“咣咣镲”
·还是张霄旭
·张杰
4.孙志刚案
·孙志刚案,谁来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
·谁来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广州审判的本质:拿孙志刚们的头来祭孙志刚的灵
·共产党杀人,再拿人民来抵罪!
·孙志刚案是胡、温拨乱反正的人心资源!
5.“宪”的问题
·“宪”的问题,既非“修”,也非“立”,而是个“在”!
·“宪”的问题,既非“修”,也非“立”,而是个“在”!(2)
·“宪”既非“修”也非“立”而是“在”!(3)
6.共产党应该安乐死!
·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
·共产党应该安乐死!
·共产党是可以被政改的吗?——请共产党安乐死!(上)
·共产党是可以被政改的吗?——请共产党安乐死!(下)
·胡锦涛,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
·鲍彤先生,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上)
·鲍彤先生,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中)
·党之“本”是因“立”而有的吗?(上)
·党之“本”是因“立”而有的吗?(下)
·政党是机制事实,共产党却是“驾驭机制的力量”
·“立党”若能“为公”,就不叫“党”而叫“公”了
7.共产党不是政党
·救国必须亡党!──救国必须毁党!──救党必定误国!
·不是出于“去反”和“被反”,哪来的党?
·政权的功能是管理,政党的功能是竞争
·共产党不是政党!
·“政党类型说”不准确
·政党的基础不是从“立”里获得的
·论“共产”天然反党
·抛弃一共产可解千扣万扣,何不真抛呢?
·“反党救国”证明:是“党”反罗永忠
·共产党怎么就反对不得?
·邓小平想不想多党制是一回事,“共产”这个词让不让多党制是另一回事
·“党”,并不因所建是党,定名为党,就一定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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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本”(下)

孙丰

   【大纪元2月22日讯】

一、“人本主义”是个“先丧失而后才复得”的概念

   文艺复兴是发生在人已经失“本”千余年这个人文背景上,它不能或来不及顾到“人怎么会丧失自己”的这个回答——单讲物质的人不存在丧失不丧失,得从某种条件里才谈得上丧失,这个条件就是人文,即意识,人在对自己的把握里对自己有所丧失。“以人本为”这个思想是以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本”为条件而言的——这可看出:这个命题只能还归于人的主观世界,只有在人的意识运用里才可能发生对“本”的丧失——如果不是丧失了“本”,又何谈什么复归呢?因此,从教父时代到黑暗时期的终结,是人丧失“本己”的千余年。由于人“本”复归只能发生在一个已经丧失的背景上,人们就只能忙著复归,来不及对人本丧失作出机理揭示,没有机会澄清“人本”的丧失是进化之路上所不能逾越的一定阶段——“人本丧失”是“文明”的一定阶段。

   因为任何纯“本”性事物,蕴含的都是无变化,没有丧失可供考察。只有在变化里,比如在“文明”中,才可能有“本”的丧失或异化,因为人的“明(即意识)”是由“文”所致的后果,所以在“明”里,有一部分“本”并没有被“文”确切地反映,所“明”的并不直接是“本”,而是他物。《论“本”(中)》就专门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定义:“‘本’就是事物之‘是’该事物”,这是不疑公理。“事物之‘是’该事物,是其自身的绝对同一”,绝对同一性里哪来的向“本”的复归?所以社会提出“人本主义”或“以人为本”,就是社会意识到人的双因子性,才有个向“本”的复归:这样,我们就建立了自然之品的人是“是人”;运用意志的人是“做人”,这个人的双因子模型。人之“是人”不存在丧失关系,只有在“做人”的条件下才有“本”的丧失,才可能发现这种丧失,而后才可能发生向“本”的复归。

   至此,我们便有理由向一切关心中国事物的人士呼吁:仅仅“人本主义”这个概念就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如果实践真有那样的可靠性,就绝不会有中世纪!难道从教父时代到文艺复兴的历史不是人类实践史吗?难道在共产党党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前的中共历史不是实践史吗?这一命题的完备表达应是:后来的实践是检验先前实践是否是真理的标准。

   因此《论“本”》所要阐明的是:“人本”的丧失需要——实践条件,能处在实践中的人,是已经文明了的人,只有在实践中,(即应用自主的能力之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对本的丧失。可见——所谓丧失,是指在主观能力里的丧失。

   “人本”丧失的条件就是,并且只能是——“文明”。

   它告诉我们:只有在“明”里,才有未被明的东西。该予以“明”的,却未曾能被“明”,谓之为丧失。只有先文明,而后才有实践——服从“明”的生命运动(有目的的)才可能算实践,因而实践或文明是人类丧失“本己”的必须条件。

   若人还未曾文明,处在纯动物的水平,也就是它的“本”的水平,它的能力还叫“本能”,哪里还有“丧失”可言?文明,意味著人通过外来的“文”造成了对世界对自己的“明”。所谓丧失就是“未明”,也就是说用来“致明”的“文”尚且未能达到或偏离了我们的“本”。当然“文明”也是人向“本”复归的条件。“人本”的丧失与向“本”的复归都是文明所造成,但它们却是不同的文明进程。人类若不完成对自己能力的梳理洗涤,就弄不请这里的关系——人类的能力——即我们的意识机能,是一个极为复杂微妙的构造,但在感觉上却又是单纯唯一的。——我们只有凭著感知(经验)才能达到自己,可是只有通过“文(概念)”我们才能将“感”变为“知”,那用来感知心外对象的也是这同一个能力,因而我们的“知”就受到知识中介的限制;当我们庄严宣誓说:“一切听从党召唤”,“为党的事业甘脑涂地在所不惜”时,其实我们的心灵只知外在对象的“党”,至于那“党”是个什么东西,它从哪里获得对人的这种驾驭资格的?是什么力量让人知道“党”的?那力量在哪里?力量本身的存在需不需要条件?——这些并没同时进入知觉——其实只有感知力量的首先存在,它才能听从召唤,感知力量的存在的必须性就与誓言陷于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关系却并不进入感知,因而人的自觉性就总是被心外对像牵著鼻子,异离本己也不得知。

   公元390年德奥菲罗斯主教毁灭亚利山大利亚一个图书馆;415年西里耳教长唆使基督徒异常残忍地杀害数学家希帕西亚;1600年宗教裁判对布鲁诺处以火刑……他们并不感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是对文明的反动,还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与异端邪说作英勇斗争呢。当毛泽东说“林彪是个娃娃”时,只受要证明林彪尚不成熟,不懂政治这个心理目的的驱驶,正像他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和“此人(雷锋)还懂一点辩证法”时,只受要全中国把他们当成榜样的心理所鼓动,来不及想想这才是些真正的娃娃,他就犯了把对成熟思想家的评价加在娃娃们身上的错误,他就不知自己已陷自己于深刻矛盾之中了。

   只有这样的矛盾所导致出的普遍危机,才迫使人们把许多同质的经验事实当成认识对象,从中发掘所包含的普遍因果关联的。从许多许多的类同事实里,人们才终于发现:在经验里人们只知去追逐对象,往往就丧失了对自己的把握,把自己从自己的心中扔掉了却还不知道,从而才能发生人本主义的回归进程。

   如果人还没达到文明,则只有本能。“本能”即原“本”之能,那么,原本之能就只是“原本”,像动物、婴儿,能力与“本”处在无间同一中,“本”未曾丢失当然也就谈不上向“本”的复归,还处在连“知”都不能的阶段,又何谈复归呢?只有在“原本”之上派生出一个主体的能力,先完成了能力与本原的分离——且只从能力的角度来看,才可能反观到自己的“原本”。我们的理论是:是文明造成了人本、人性的丧失。

   因为,“明”是“文”在人身上造成的一种后果,那么被明的对象就总要经由“文”的环节,这个环节必然有对人的限制,而后才能发生对这一限制的识别。像人类早期的多神教时期,巫术时期,整个中世纪的历史,共产主义的历史……都是一种纯粹概念意义的“明”——没有可靠对象的概念所导致的“明”,你可以试著为神、上帝、为共产主义……去寻找对象,看它们到底有无确实客体,就明白它们原来只是些空概念,没根,没本。但只要它们进入理性,就被我们赋予与有客体对象的概念相等同的可靠性,它们的功能就能引导我们到一种无“本”的明上——因为它们也是可加意识、可加理解的,也是一种明,不过只是一种只有概念没有客体对象的理解。大多数的研究,学术将之称为异化。一句话: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即在文明的进程中,才发生并必然要发生人本的丧失,在丧失之后又将发生对丧失的发现与向人本的复归。

   从这一节的叙述中,我们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

   1、只有在人的主观能力里,在主观能力的运用中才谈得上人本的丧失;

   2、所谓文明是说客观的动物具有了能动的能力,这一能动能力的应用即文明,所以人本的丧失是文明的一种表现,当然它将被进一步的文明所克服;

   3、人本的丧失发生在文明的经验阶段,人因能感知而只去追逐经验对象,结果丧失自身的;因而人本的丧失是文明的经验进程所导致;

   那么,向人本的复归又是什么进程呢?我们马上就进入这一研究——

二、向人本的复归是个认识进程

   本节的任务是区别:人的本己丧失是由于经验直观,经验的直观是经验者直接指向对象,而认识却是把直观获得的经验当做反观的材料,从中抽取出它所包含的因果关联。因为人只有运用了概念才能去经验,人就得被概念所牵引,概念就可能把人引离自己的“本”。人能感知自己,但不是感知自己的“本”,“本”只有通过认识才能发现。本节要阐明:人向本己的复归却不能靠经验直观,而是把经验直观当成对像反过来加以识别,人直接去经验相当于“想”,对著经验发生的反观却是“思”。“思”是人的主观能力中的不同于“想”的另一能力——是认识行为。

   我们说过:人的能动能力是一个复杂结构,在感知上却是同一个:无论感知宇宙事物:天上的云,地上的山,水里的鱼……还是自己身体的生理过程:酸、麻、痛、痒……或者心灵的喜、怒、哀、乐……还是去凭空想像牛鬼蛇神……都得用概念。

   科学的对象虽是些不依意志为转移的客体事实,但这些事实能为心灵所理解,却非要通过心灵创建的概念不可。我们务必得清楚——

   按照概念才有人的心。

   因此,心除非别活动,它一活动都是服从概念。人总感觉是自主的,觉不出自主本身就是在服从概念。人被任何对像所激活,都是在概念条件下的激活——这是人的直接经验,因而能进入我们心灵的就都是对像:只有被概念描述了才能进入。就连我们之知道自己,我们说“我”,也只是把“我”或“自己”这些概念加到感觉上。所以,若不取反观立场,人就只能被概念牵著鼻才子而不知,只去追逐对象,分不出追逐与反观,往往把天然东西与心理东西混搅不分。且不说上古的形而上学者不能区分先验与经验——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染有拟人观;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理性经受了科学的一再洗礼,却仍旧频频地犯著这类错误。不说一般民众,那些嘴上挂著我们是“精英”、“学者”、“教授”、“作家”的人士,行文中也大量出现:失误、迅猛、腾飞、迷思、庞大、关爱、拚搏、精彩纷呈……等等公母不分的错误:其实“失”、“迅”都是空间描述,而“误”、“猛”却是人的心理;人心所能犯的只有错误,不是丢失;而发展是速度,速度可以有快、较快、很快,迅速,长足的发展……实在与猛无关;“猛”呢?其前可加“英”加“凶”,其后可以补“烈”;腾与飞都是行为,一个是上下,一个是平行,可以腾达,可以飞腾,却不能腾飞;若“迷”了就不能思,在思就未迷;庞就是大,只是多了一点形态性,无论是代表团,还是阵营,都只能说强大,而不能说庞大;……——可别小看了这些错误,从语法学看,只是个用词当不当,但关乎到主体呢?就是个理性的清与不清,这正是纯理批判说的: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不分。而人类的许多重大灾难就是在这样一种不能觉察的理性含混中所犯。以“共产”为例:它关心的是“产”,以“产”为基,“共”是关系,“共”就成为“产”的形态——因而它要维持的是“产”的一种特定(共)形态。马克思或他们弟子们是否问过自己:在这样一种要求或设计之前,事物能被人所感知,不就是因为它们已有形态吗?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形态原本是与存在同步的,或者就是存在——形态是自在的。人想到给事物设计形态前,事物就有形态!事物的自在形态是什么呢?就是——独立!马克思要设计“共产”这个形态,只是服从了他内心对公平的强烈希望,却忽略了事物的存在本来就是形态的,人要设计形态,就得根据事物自在的形态,不违背自在性,不能只凭主观希望。经济的共产形态既经设定,理性就只能在共产的条件下展开运用,批判的可能不复存在。共产党人只有个如何实现或如何维持“共产”的要求,而共产这个形态在事实上是以取缔事物本有形态(独立性)为条件,这个严重的颠倒并不进入思维。并不需故意地去损人,即使对“共产”的负责就非伤害人类不可了。马克思设计“共产”原理,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没有要作溅人类,幸灾乐祸的主观故意。全世界的共产党政权都是为了证明共产主义正确才工作的,毛泽东要“根治黄河(建立三门峡水电站)”,他发动“大跃进”、他“大炼钢铁”;邓小平两度跑了大南方去“画圈”,都是向人民向全世界证明共产党好,共产党伟大;政权落到江泽民手里,共产党人的全部实践就只是著眼于“政绩”——只有政绩才能证明自己正确,只有正确才能取得统治的合法资格,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只为著证明自己正确、自己有能力而工作。连江泽民生拉硬套的“三个代表”也只是出于证明的需要,而不是对存在的描述。由这些指导所造成的工程一旦完成了证明性,它们就无一例外地全沦为持久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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