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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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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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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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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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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9.对中共16届4中全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批判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救不了共产党(2)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10.胡锦涛言论批判
·赵简子,你在哪里?
·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捕廖元华等是为夺回“已授人之柄”
·世界观是“树”而有的吗?
·只有人的世界观,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坚持共产党“先进性”是对人的存在平等性的瓦解!
·政党是用来保证政权合法的,不是用来执政的
·什么是党性原则?答曰:一霸二骗
·人是为人而活 不是为意识形态而活!
·“先进性”的党必是侵略性的党!
第二部分 专辑
1.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党——我来给共产党(中央)上党课(第二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三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四讲)
2.“六四”
·顺“六、四”者昌,逆“六、四”者亡!
·巴黎举行“‘六、四’意义座谈会”
·“六四”——悲壮的人类史诗
·“六四”——悲壮的人类的史诗(下)
3.山东的“六四犯”
·“他娘会养”的史晓东
·四大恶囊——孟庆秦
·无腿大侠王在京
·“丹顶鹤”是个伊斯兰
·监狱里的六四
·张霄旭拳打“刁德二”
·姜福祯人称“咣咣镲”
·还是张霄旭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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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党救国”证明:是“党”反罗永忠

孙丰

   残废人罗永忠不只是一个勇士,还有着深刻的反思。

一、“反党救国”这不只是一个口号,还是一个思考。

   所谓思考:不仅表达了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意思,而且这个意思还能经得起思维规则的证明,各成分不含矛盾,处在必然的联系中。口号不仅是人的要求,重要的是这个要求还是语义的严密联系中的,而这个语义又是处在周围环境中,与环境相符合的。

   一个口号只要有“想”就成了,“想”只使用意志。但“思”不行,“思”不只对着对象,还要对对象做出还原——“想”是意志,“思”是求证:知道对象是什么,怎么样,处在怎样的联系中。

   我们当代人常常说的“思想”,其实就是“思”。

   罗永忠提出“反党救国”,是一个口号,但它符合上述条件,因而是一个思想。

   就是说罗永忠是从求证的角度上,不纯是由着正义感情的鼓励提出它的。他理解这一语义各个成分,并且意识这些成分间的因果联系。

   这一联系是:“党”与“国”都是名词——都是实际对象。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不同的两类事物,分属两个世界:党,是主观世界的,是人造事实;国,是客观世界的,是地球这个物体上的一定局部,天然事实。

   由于分属两个世界,在语义中就是两个构成成分,在整体语义中处于不同地位:前一个成分是原因,人的主观努力,它的存在是为了对后一成分发生作用;而后一成分是客体,只能受作用。就是说若不出于后一成分对作用的需要,前一成分根本没有形成的可能:救国或治国是目的,党是条件——“党”是用来“救”或“治”的。可见,“党”的存在的合法性不是从它自身能获得的,而是由国对秩序的需要引起的。“党”是受到拥护还是反对就由国家秩序的状态来赋予:社会的状态不能为国民提供安全与福祉,秩序不与国家意志的期望相一致,社会所呈显的总是事在意外,意志的实施所引发的后果不在它的方向内。秩序的状态揭示对它发挥作用的要素——国家意志的失效;或国家意志与被作用对象的性质不相符合。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被作用对象的性质重新选择相符合的作用力量。

   中国社会的失控所支持的是:作用中国的那个力量不符中国国情,是人性的对抗力量,当然得予以更换!更换包含打倒。这个概念还揭示:无论是在“反党救国”这一特定意义上,还是只考察国家与政党的一般关系上:“党”都是做为对国家发生作用的力量,而“国”是做为一个客观独立的事实在那里的。因此,“国”是绝对对象,而“党”只有在其成员使用某一共同意志的条件下才成立。“反党”无非是说这一意志做为对“国”发生作用的力量是无效的,是负效用的,另换一个意志吧!

   因而,反“党”反的只是一个特定心灵,具体意志,并不是对客观世界任何对象的反对,敌视。

   “反党”做为行为是被“党”这个概念先天地包含着的——“党”本来就只是个意志,意志是用来发动、规范行动的,因此,意志要么相同,要么相交,要么相反,相反的也就是相针对的,相交的只是部分间针对的。因此,颠覆或“反”是意志的一种原有之意。是意志的本色。

   那么,“党”就是一个用来反对人家,又被人家所反对的心灵形式。不是用于反人家它又怎么形成呢?它又哪来的力量呢?它又对着什么来发生力量呢?

   罗永忠的话还证明他深刻认识到“可救”的只有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可救的只能是“人”或者“国”;客观世界上原本无“党”,客观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你救它,它也还是没有。“党”的生成是为了对“国”的“救”或“治”,“党”不是为了“被救”才形成。它也没有空间性、物理性。“党”,任何的党,生来都是为着“反”或颠覆;去颠覆人家或被人家颠覆。

   罗永忠看到了只要有意志,并且在许多意志的条件下,相“反”,相颠覆就是一种必然,不能避免,决不是主观的选择。意志若不“反”还叫意志吗?“党”既然是一个意志,它若不“被反”哪里还有生命力?

二、别让自己的思维犯“永动机”错误

   理论的探索不允许混淆,所以要讲清:“国”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被判为心灵事实,郭罗基老在《论人权与主权》中引用哈维尔总统的话说“国家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产物”,就把国家看成心灵事实。须知郭先生是在不同于罗永忠的语境里说这话的,这是两个逻辑场,并不对等。罗永忠语境的条件是“党”——党是纯粹心灵事实,以纯粹心灵为参照系,国家当然是自然客体;哈维尔语境的条件是“人”,人是不容商量的自然事实——哈维尔的“上帝”是造物主——大自然,以纯粹自然物质为参照系,“国”里就涵有人的商量——是人的共同承认,当然是人造事实。虽说国的地域性是纯粹自然,但把这一自然事实承认为“国”的却是人的心,否则它只是地球上的一块。所以说哈维尔的话正确。罗永忠语境里的“党”,虽说成员是自然事实(人),但在说“党”的情况下,完全是指用来集结或网络人众的那个“号召、宗旨或主张”,并不说人的自然品性。

   阅读罗永忠先生的议论,体会到:他所仗的是斗士心态,发出的是呼吁,其文简炼、明快、刺激,像是情绪(当然含有),但明显的是:他不仅知道,明白自己说的话要干什么,更让人起敬的是他用的是一种求证立场,他的口号的各个部分在他的语义里是可以被知识所证明的。他要反的“党”,不是指孤立的“共产党”,而是指做为“国”的作用力失效的一种力量的党,它发挥的作用不是积极价值的,是负值。他是因为“党已经是腐朽的源泉,党是腐败维系的血脉,只有反党才能根治腐败的毒源!……”、“党是当今社会的万恶之源!是党在滋生着腐朽与腐败……”这些话可证罗永忠实际所要的是人类公正,实际要铲除的是丧失人类公正的那一社会力量。罗永忠始终把党当成主观的东西,把国当做不移的客体,把社会秩序的质量当作衡量“做为原因的党”对“国”这个不移客体相符程度的依据。罗永忠的口号,充满正义情感,他又是理解他的口号的,他所以理解,是建立在他的心态是从认识和证明的角度出发的。

   因此他那些貌似情绪的口号,实则是出自认识与证明。

   罗永忠了不起!

   他阐明的是:作用力不存在被反对,作用力只有个正值还是负值关系。凡作用是积极价值的就绝对不会被反对;凡发生的作用是负价值,反对也就必在其中。社会力量是被拥护还是被反对,并不是行为者的故意,根据不在行为者,而在它作用力质量的必然性:

   1、一个单位的酸加一个单位的酸,得到两个单位的酸;可一个单位的酸加一个单位的碱就什么也得到了。

   2、我们吃下的食物,凡是符合生命需要的就被吸收,转化为维持生命的能量,凡是不符合生命的就被当成废物排泄。被吸收还是被排除不是我们意识的故意,而是食物自身的性质。

   以上两例子,只是因为我们已有了意识,由于意识的可经验性,使我们只从经验出发而把这种体验当成了故意,其实它是生命运动的质量。

三、言者不仅要知道所言是什么意思,还得知道那意思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大多数议论都是出于这样的经验,有两个人的议论是分解和证明这类直接经验的,这两个人是张三一言和虚舟。对他们的文章,化点气力,非常必要,把他们的论述当成方法,套到经验内容上,再议论就不一样了。看样子王怡也能,只是他眼下在表达的还是直接内容。

   罗永忠的文章略嫌粗率,但他是达意的:

   作者知道自己说的那些话的意思,并且还知道这些意思是什么意思。

   有许多文章,作者只知道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却不知自己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即行文不能达意。茅于轼老的文章就是这种情况,他把“全局皆输”移植到对宝马案公正审判的呼声上来,据从何出?他自己没想到:原背景里根本不存在个输赢关系;再说“怎么判都全局皆输”,那你就得指出一个在“怎么判”之外的“判”法,而他最后提出的还是“怎么判”之内的,他自己不断地陷他自己。他的文章的“怎么判都全局皆输”与“永动机”是同一个错误。

   人写文章,特别是说理文章,其叶必须长在小枝上——小枝必须生在大枝上——大枝必须长在树杆上——树杆必须连在树根上,树根必须扎在大地里。茅老先生的文章不只是立场有错误,主要的是他思路不清,逻辑关系混乱,不知在等价里才允许作比较,他脑子里就没有“等价值”这个观念,没有形式的章法。

   如果能研究地来看张三一言、虚舟文章,那成色可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叙述了一个事态,表达了一个要求,传达出一个意思;重要的是他们有叙述进程,叙述进程中的各环节是处在严密联系中,各环节又都在更基础的背景里获得了还原,互相间又彼此照应,你看不到诸环节间的冲突,他们的文章不自设陷阱。

   毛泽东思想的陷阱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内部,而是毛泽东思想这个体系(如何制胜之术)不能被还原到人的社会存在这个本质里,毛泽东思想与人是什么这个更大背景相矛盾。毛泽东思想在他的体系内的运用是成功的,但不一定是真理的,在放进人的生存这个大背景里就是失败的。这就是因为:人的活动是在自己的目的不发生,服从目的,自己围绕实现目的而取的步骤若相符,则可以是成功的要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保证步骤路线符合目的还很不够,还必须让目的符合生命的本质。毛泽东思想的困难就是它不能还原回人本中。

   至于邓小平他只管活动,他的目标是硬性的,具体的,他不懂思维也不运用思维原则,他不建立思维原则,而只提目标,要他保证思维合法那是枉然。

   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个什么意思,但不知道这些意思是什么意思最典型的例子是江泽民,还有胡锦涛。江泽民既没意识什么是“代表”,也没意识什么是“党”,更不知道什么是“文化”,“生产力”有无先进与落后;不懂什么是“先进”;不懂什么是“正气”、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学寻”。他只直观地知道他的“三讲”、“三代”、“四言”、“五句话”要的是什么,却不知道他所要的这些意思的意思是什么,处在与什么的怎么样的联系里。

   胡锦涛在思维的周密度上半点也不比江泽民条理,只是他个性正常。有无勇气自己来撕碎自己的党,不在于承不承认自己的党是坏蛋,而在于能把自己的党放进人性这个绝对背景里透彻地给予求证。能毁党的人物必须是那种把党还原进它的绝对背景中用背景标准来考察和思维“党”的人;能毁党的人是那种在任何条件下都始倾向于对更大背景承担责任的人。胡锦涛还没有对更大背景的意识,不知道人本才是一切原则的绝对背景,这就是大智,他没有这个大智哪来的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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