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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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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只有人话没有党话的新年贺词!
·吴稼祥“习李一年远超胡温十年”之说不怎么严谨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到底是“势力”敌对,还是党性本恶?
·得道多助,失道当然寡助!--对火烧领馆的评说
·不在于習是否想做事,而在于他懂不懂事
·“黄牛的品格千里马的气势”是要有就能有的吗?
·在王军涛论点上来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
·是政法委挑衅国民,还是国民挑畔政法委?
·拍蝇打虎所指全是果,时过境迁复又生,何哉?
·国民党能出了新,共产党为什么不能?
·活动在“教义”内,胆再大也改不了革!
·致姜维平:司法腐败只能说最严重不能说最大
·害群之马正在孤假虎威
·王军涛:習順勢幹壞事易,逆勢做好事難,为什么?
·王军涛等还有个“海外民運撕裂了”的误解
·公平=正义=普遍原则=普世价值=宪政(“=”号读为“就是”)
·只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首位”,决无公平与正义!
·严家祺的《論聰明……》只是述说而非论究
·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习近平学“铁血宰相”》是开裆裤说大人说话
·就算《系统清理权贵恶政》也不是出路!
·李源潮也是满嘴屁话!共产党可真是烂到了头发稍!
·从来就没有群众路线这回事
·说党的纯洁性本质上就是欺蒙性
·只要“特色”就绝无民主!(不管什么特色)
·清问共产党:“普世”这个词抽象在哪?又片面了什么?
·“党同伐异”是一切政党得以合法的先验条件
·只要一党,它就肯定是违法的!
·老虎非天生,那孕育老虎的乳汁才是罪恶之源
·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我在推特上的帖子及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的闻答----
·文革中的左与右
·只要还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休想改革!
·向孙丰请教一个问题。
·回凯源
·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乖乖!
·人们要问的是:社会主义就这个好法吗?
·价值观讨论中的一些问题:
·“对恐怖纷子不施仁政”是逻辑错话
·对俞正声的屁话:“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的质问
·俞正声的屁话二:
·因暴恐对标本兼治的思考:(1)何为标?
·评宋鲁郑
·评《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2)
·没有有百性相信官方也信的信仰
·讲一讲思辨:
·“法如天大”可,“国法如天大”绝对不可!
·辨“道理”
·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习近平的法国骚与老子的道
·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此议无效
·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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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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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个代表”批判之9

鲁汉

   只有从人的立场出发才有方向;且只有意志才能确定前进,确定哪是前进,哪是后退。“前进”是谓词(含了意志)——有了立场和能够“前进”,事实上就已是在运用文化了——能主观的人。从主观性里得出的标准是个别的,个性的,哪可成为普遍的依据?它对普遍有效性就是个纯粹的——要求(代表最广大的或全体),本身就是霸!是强加!恃力!只要是世界事物,就具有对人的作用,就可能造就文化——客观世界是可以避免的吗?——否则它哪来的前进方向?只有机率。文化既不是按照人的要求而生的,它又哪来的人的方向,照人意前进呢?可见“三个代表”比天方夜谭还玄乎!

   实际上江泽民说的是“文化成果”,是“文明”;但他分不清何为“文化”何为“文化成果”何为“文明”。人的意志,目的都是对文化的使用。如果连文化人还不是,又怎么能形成意志,建立目的?只有在运用方面,才有“先进”,才有“方向”,才能朝方向前进。文明的条件必须是——人已经是文化的(理性),它指出:“方向”、“前进”都是纳入了人的心理后才有的。有了心理,就已是文化的运用而非文化问题了。

   文明并不问人是如何拥有心理,只有文化才承担对从动物到智人(拥有理性)这一质变的揭示。在其前,人类不是文化的(没有理性),在其后,人有了精神,成为文化的。因此文化所反映的是非文化物(没有理性)怎么成为文化物(拥有理性)的。

   文明所管的才是人被文化所规定的深度、广度;——即理性间接化的水平。它反映个人(包括群体)在文化上所达到的程度。只有在这里才有“前进”才有“方向”。文明既是以人已是文化的为条件。因而文明所对着的只是——人的主观精神,它揭示的是主观精神对客观真理的相符程度。

   前进着的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各成果:牛顿和爱因斯坦同志的成就都是具体成果。造成文化的两个条件——一是人,二是环境事物,没有一个不是客体,因而造成什么文化,怎么造成都是既定的,方向就在它们的客观性里,哪里容下什么党来瞎搀乎(代表)?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不管它对错)是一个思维成果,那么它是主观产物,因而它是文化运用范围内的。能提出“三个代表”是基于需要;能知觉需要是因已有主观性了。“三个代表”是否有效?,却是基于构成这个成果的诸成份的关系是否和谐,可靠?提出“三个代表”是为了用它解决困难;一旦提出它就成为思维成果了,它的有效性就不问是否有解决困难的动机,而是做为思维成果它是真值还是假值。因为它的各个成份在被用于构造“三个代表”前,自身都已是思维成果,它们都已有了自己所当固定、所当揭露的思想。因此,任何思维,特别是理论思维,都必须维护两方面的诘难——做为新成果它得对碰上的(也就是它实际要克服的)问题有效,否则,要它干什么!做为理论,它还得保证内部各成份的相容不悖。“三个代表”出于实践的逼迫和不可抑止的效频愿望,实践上碰到了困境,无法绕过,才要创建一个拓宽的理由,以使过去不合法的原则、政策成为合法,这显然是江泽民所考虑到了的;但构成了“三个代表”做为成果它就是有成份的,比如:代表、党、共产、文化、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生产力……等等,这些成份原有内涵的完整性是否得到维持?却是他根本没有纳入思维的。他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找出一个既能不违背他所继承的道路(共产),又能容纳所碰上的新道路(资本家)的理由。

   他只想“与时俱进”,却不问“进从何来?”。他就只对实践碰上的问题负责,不对他的成果成份的正确性,可靠性负责。他知道所碰上的是什么,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碰上。他更不知这些问题所以发生是因“文化的运用”而非因文化。——因此,他可能做到对运用负责,但做不到对所运用的成份的真伪(以往的思维成果)负责。他沾沾自喜于卖弄:终于在理论上找到出路;——至于这出路内在的矛盾呢?他是想也没想过。他为可把资本家拉进了共产党松了口气,可跟下来的是“三个代表”陷文化、伦理、道德、秩序于无尽冲突中。

   他的“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可以与共产主义相容,也可以与“私人企业主”相容,可他要解决的不是分别去包含,而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这路窄的冤家如何相包容。他必须为“理念的共产”怎么能合法怀上资本主义的身孕作出证明——他是自欺,还是欺人?是权术,还是理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他也知!

   文化能揭示的是非文化物怎么成为文化物,文明是在文化物内作区别

   因而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文化也不能被代表。代表与被代表都是意志行为,文化又不是意志产品怎么代表?人只有成了文化的以后才能去代表,才能委托代表。文化是从非文化里发生出来的,谁也不能去要求它怎么发生,拒绝它发生。环境里有些什么,就发生什么,不能发生环境外的,也不能使环境里的不发生。所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目的上是欺人,结果连自己一块欺了;严重的是它挑战文化,游离文化,瓦解文化;毒害心灵!腐蚀伦理!是人的生存的大敌!道德的大敌!秩序的大敌!文化的大敌!

   批判“三个代表”刻不容缓!捍卫中华伦理!捍卫中华文化!捍卫人类尊严!

新世纪 (2/1/200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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