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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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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与周、薄事件证明----一党不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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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大学新闻系,是对人类伦理根脉的摧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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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当世英雄者,就应沦自已为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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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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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等还有个“海外民運撕裂了”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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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的《論聰明……》只是述说而非论究
·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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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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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宋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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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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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正义”(或人本)救国

孙丰

一、这“国”不是可以乱救滥救的

   看到好几种“救国”的立论,如《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法轮功救国”、“基督教(或天主教)救国”(信仰救国)……这几天不意看到《网络文摘》上有篇《中国理论界正面临翻天地覆的变化》,提出了“新人文主义或新人本主义”,作者倒没说要用来救国,他是对自己理论的命名,但在中国的当前形势下提出任一立论,都是有针对性的,是对着中国这个现实,对着中国的共产制度,所以,凡是用于中国的,用为解释中国所以然和走出这个所以然的,当然都是“救”。在下早时就想谈谈这问题,后黑眼睛先生谈过,但没深入,今借徐水良君的“新人文主义”来谈谈。

1、先谈谈意见与理论

   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是没有底线的,它只是表达自己的立场,谁没立场?所以是个个人意志自由问题,属之人人;但如果在理论的命题下,那就不同了,理论具有专门性,概括性,抽象性,因此就得按照理论创作的规范,就不是有了自由意志就合法的,它还有第二个合法性:理论的真值性。任何一个有理论兴趣的人都不应只以自己的立场来说:那是我的自由,我觉得如何就如何;理论有理论的标准,标准是公众的,你不涉入这一领地便罢,若涉入就得在公众标准下的涉入,不能各人觉着如何就算数。人人都有批判的自由,但却不是人人有文不对题的自由:地球是全人类的家,你不能说这是我的国家我就有爱怎么开发它就怎么开发的自由,中国人毁坏自己的国也同步地毁坏人类共同的家。

   这“法轮功”是中国文化之中的,是中华文化的果实,不能说中国文化是法轮功之中的,法轮功是个侧重于人的内部心性建设的功法,是个独立性事物;而民主呢,民主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

   请注意:一个是事物,一个是诸事物间的关系。

   它怎么可以不经环节的转换就等价比较呢?像张伟国先生说:“法轮功进入到战略反攻的阶段”就是很到位很准确的评价。若赋予它来救中国,就是本末倒置;用法轮功的旺盛来证明民运的“不景气”也不是明智的认识事物的态度,法轮功再兴盛也只是民主运动的一翼,也是民主来包含它,而不是它来包含民主。不管它自觉不自觉它也是在实践民主,争取民主。而民主所揭示的就是不同性、竞争性、多元性,就算法轮功有上五亿人也只是“多元”中的“一元”。不能把中国、中国文化、道德、把民主与它倒置。只能说它有贡献,贡献大小。

   目下,基督教正在中国人心里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而非官方教会的人士受到疯狂镇压迫害,这是事实。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在信奉团体内部你怎么赋予所信的力量以何等能量都成,可就不能在理论上去证明基督教救中国。鄙人对以上两团体都尊重,决无不敬,我只是在这里阐明:国,不是乱救滥救的。要作理论得去学,不学而作是不负责任的。

   理论创作首先是个正确地发现问题,你得保证自己不至于提出“永动机”这种命题,你不光是立一个论,还得去证,你至少得保证在自己立意内不含矛盾,你得用证明去支持自己的立论。不能成就出一篇文章,且不说章节之间,就是在一个小节之内都矛盾百出。你不能连什么是民族文化,什么是民族文化的特定之果都不分地就随意立论,赋予局部包含整体的功能。

2、“救国”是个什么意思?

   谈“救国”者心中那个“救国”未必与“救国”概念一致——今天的救国,不是六十多年前的救国,那时的“救国”是国与国的关系,是一个民族在侵略,我们中华民族是对着亡国这个前途喊救国,实是凝聚民族力量抵抗入侵的异族,那个救国易作直观的理解。但今天的救国说的是中华民族内部诸力量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五十多年的共产文化贯彻,腐蚀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深刻而普遍地动摇了我们的行为所凭借的那个始点、根据——向善;倡导出一种为脚下功利而不计后果的占有欲望,它蛀空了我们原有文化的内核——“仁”,它离解了“政”即“正”这个根本,瓦解了我们的伦理。在共产主义那些经典原理的长期作用和毒化下,国民心灵远离伦理而就了功利:唯利是图,唯功是求。根本不再考虑:“我这样行为是否能妨碍他人”。目前横行于中华的不是中原文化原有的伦理,而是由“经济决定论”造成的“见好就上”,且不留余地。

   因此,“救国”这个概念问的是:社会究竟是关于什么的?——事实是无论发祥于何时何处的民族都无例外地形成了社会?可见社会做为可加经验的事实其原理是同一个。那形形色色的可加区别的只是制度,制度间的不同才是人意的结果,而社会的形成所服从的是一种不变力量。所谓“救国”也就是由强力人物加给现实社会的制度与社会形成所据以的那个必然原理不是同一个。因此“救国”就是回答:社会所以形成服从的是什么原则?现实社会只应照此原则来奠立制度。

   如果我们明白了社会就是调整人际间、人与环境间关系的,我们马上就理解了社会是服从正义原则才形成的。正义的本质就是:

   人人既是独立的分子,又处在共一联系之中,在共一联系之中来保证每一个分子的分子地位。

   我们争人权,争自由,不就是争取自己做为社会一员的资格吗?社会一员的无例外平等性是赖于自然物种内的物质属性的平等性,这不就是正义吗?

   不错,有史至今中国还没出现过普遍正义的社会。可别混了,这不平等的是社会的制度,不是社会,社会是基于不可抗原理,人不能感觉它;社会制度才是人所感知的。因而构造了社会的那一无形力量总是正义:请想想吧,人已经存在在那里了,它们能不存在下去吗?当然不能!那么“存在下去”这个普遍的不可抗事实在联系方面需要什么样的原则呢?只有人类公正。所以社会就是为了公正,服从公正原则才形成的,实际社会掌控者的意志才是使社会远离了公正的力量。

   “以资为本”说“资”是经济运行中最初始、最起作用的力量,这里的“资本主义”就仅仅是实现正义的条件,社会之服从正义是非人力的必然性联系,而“资本主义”可是人选择的制度,二者不是并列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尊重的、仰仗的是人的个体性,所以它最大限度的适合于人性独立性,但它只是可经验的目,它不是社会背后那个无形原理。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正义或人本救国。既不能经济决定论救国,也不能信仰救国。

   至于心性修养和信仰都是个人意志内的,是个意志自由问题,不是真理问题,即便一个国家有90%的人都有信仰,仍然是个体意志自由,不可以用作政权,万万不能忘记从教父时代到中世纪这千余年的宗教迫害。人类好几千年才提炼出个“真、善、美”来,它是说改就能随便改动的吗?不是!

   “真”是原理与被表述对象的相符合,因而“真”揭示的是关系,这个词反映的是认识,只有认识才有真,也可以说成科学;

   若让真能够真,也就是对真的满足,它就是——善,善就是在意志运用上让真的东西能够真;善不是同情,怜悯,善是完满;对真的满足才是完满,是为善。

   美是真与善的必然结果,美是体验,是判断理性。对于全人类,这三个元概念结成的概念是不可动摇的。但某些心性修养者或某些修养团体在个人意识内部,或修养团体内部怎么改动它都可以,那是他个人的或他们共同体内部意志的自由,只要事关内部哪有有什么不合法呢?别忘了这里说的只是自由意志。但你不能让它纳入普遍,只要一纳入普遍就必须得经起认识的证明,自由意志不对普遍有效,而“忍”就经不起认识的证明,人家“真、善、美”全是评价(通俗说是形容词),可“忍”呢?忍是动词,是心志,它根本不能与“真、善”合到一起去。那硬要用它来拯救民族心灵的说法是很不妥当的。民族心灵是全体成员的,任何有内部性的东西都不能充为民族的心灵。

二、“人文(本)主义”是诸“救国”论中的正确立论

   徐水良提出“新人本主义”,我看“新”字没有出处,而“人本主义”却是永恒常新。人不以自己为本它还能算是人?意识是机能,就在肉体之中,灭了肉体也就不能想像一切了,人当然是自己的本。这次连温家宝都以政府首脑的身份讲开了人本。可见人是自己的本这个原理是不能持久抗拒的。社会是建立在正义之上的,而正义呢?是关于人的,当然只有以人为本才有正义。徐先生提出人本主义无疑击中现实中国的要害,击中马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三代”的要害。即使在不久的将来中共崩溃,人本主义思想还是我们永不退色的旗帜,因为人永远是人,永远以人为本。人本主义告诉我们:

   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的实现之本身!

   一切生命外的标榜全是不安好心者的欺骗!

   人本主义直指:各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国情不同对人权的理解也有不同;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自己的人权事业;主权神圣,内政不容干涉;发展是第要务;稳定压倒一切;人权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它揭示,难道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直选权……不是人的生存的内容吗?它们不是理性生命的本份?难道人的生存只是机械的时空占有?人的意识与生命还可以分开来解释吗?

   但我觉得加了这个“新”字有点多余,中国没发生文艺复兴,也没有人本主义洗礼;再一点是“人以人为本”是永恒的,不变的,没有个新旧关系,人不会因进化而变出新质。还有,人本主义不论对人类巨匠,统帅,思想家……还是柴米油盐的凡夫凡妇都是同一个,这是中国现实矛盾冲突的所在,是共产主义文化所直接仇视的,是现实的中国千般危机的总泉源:人只能以人为本,社会不以人为本人就得自己来争取这个本,所以它是中国所有领域所有阶层,是中国的角角落落的普遍要求。怎么能说只是中国理论界所面临的呢?不!甚至不能说是“面临”的,而应直接说人所“就是”是。是人人都要以人为本,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人的实际本质。

   再:好像是现实的中国国情在呼唤人本主义,或者人本主义在呼唤中国;或者中国要走进人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不能抗拒。我揣测徐先生的理论是成就于中国这个现实背景,为什么不直接登堂入室呢?如果是直接的表述而不引证可能会更扎实。当然在下只读这短短一文。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我们得知道共产党以什么为本,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是邪说?依什么为标准,邪在何处?徐先生发动这一讨论的目标是什么?都得在人是自己的本里得到回答。

   无疑这个思想原则得当。永恒。

新世纪 (12/22/2003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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