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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涛】解读“民间”──读《2000中国新诗年鉴》
·【师涛】解读“民间”──读《2000中国新诗年鉴》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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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尧(湖南):师涛:在自由的言论中清醒地受难

   

   

   

   易尧(湖南)

   12月3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发布紧急声明,作家师涛在山西太原家中被湖南的国安人员带走。据师涛妻子王媛介绍:师涛被抓期间,国安人员和王媛单位领导先后找过王媛谈话,威胁她不许把师涛被捕之事向媒体通报,否则对师涛没有好处。遮遮掩掩,但穷凶极恶。胡锦涛上台伊始,善良的人们一直祈祷他能革除积弊,力挽狂澜,解冻55年苛政的严寒。自他在中共16届4中全会闭幕会议的内部讲话被12月号的《开放》杂志曝光后,他的面目总算彻底让人们看清。所谓“新政”实为雪上加霜,是铁了心要做国民公敌。他说:“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权。针对这种错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对错误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区别认识问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一旦出现,要严厉打击,不要热炒,不要授人以柄。”不能手软即毛派手段,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不要授人以柄”也就是国安特务抓师涛时不出具任何正式拘捕文件并威胁他的家人的根本原因。其言下之意是:杀人,但不能见血,要抹除罪证,还要代表“先进文化”。一副婊子嘴脸,既让人鄙视,更让人愤怒。

   坚持一党独裁的意识形态首先表现在对作家的控制上,正如金炳华在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委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上说的:“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作家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紧紧扣住向建党80周年献礼这一重点任务,把握万众一心跟党走、举国一致求发展的基调。在创作生产中要切实把握好有关政策,时刻不能忘记文学要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2001年第一期《作家通讯》)作家王力雄看了该讲话、决议、总结后,当即决定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并发表退出中国作家协会的声明。他说:“看到上面那些文字,我感觉已经超过了能够容忍下去的界限。那远远不再是无奈,而是抵押掉了所有人格、良知与气节向权力的摇尾献媚。继续成为这样一个‘作家协会’的成员,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只能是一个作家的耻辱。”然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改造、笼络和素质逆淘汰,今天那些活跃在体制内的作家和记者际上是一群被驯化的党奴,与国安特务相助为虐,不断地充当摧残和骚扰独立作家的帮凶。他们要么奔走势利之门,为权贵树碑立传;要么沦为影象技术的附庸,流水线地制造各种各样煽情的脚本。

   胡锦涛的话语就表白了这样一个妄想:在我之外,都是错误思想。为了加强执政能力,贯彻他的威严,他把胡言演化为标准的官方语言统一舆论,依靠国家权力机构的优势,强制性地向全国灌输。布尔迪厄曾指出,“官方语言是由具备写作权威的作家们和知识分子生产出来的,也是由负责反复灌输其熟练性的合法教师和语法学家们所确定、并密码化的。”(《语言和符号力量》)所以独裁统治者所需要的结果就是,你只可以对官方语言进行解读和阐释,在此范围内尽可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但得奉天承运、安份守纪,满足现状,乐于被剥夺、被控制的生活而不对其正确性有半点怀疑。只要自甘为官方语言的“喉舌”,你就能够领取一份丰厚的钱粮。官方语言掌握得越熟练、越精致,掌握权力的优势就越大,就越能占据各种媒体和衙门,飞横跋扈、势焰熏天。尽管如此,他们却只不过是一群假冒裁缝的骗子,为权贵缝制着各种华丽的新装事实上子虚乌有,欺世盗名。

   中宣部是一个对政治问题把关的大内总管,杂文作家焦国标以《讨伐中宣部》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而蜚声海内外,让当权者恼羞成怒,也深深刺痛了党奴们那根敏感的神经。《了望》杂志前总编辑许博渊就是典型,他道貌岸然地搜罗出曾经没有录用焦国标的陈年旧事,在新华网上发表《焦国标现象》进行声竭力嘶地反击。他说:“一些人功底不深,根底又浅,却急于成名,于是走捷径,用可怜的知识积累去批名人,批权威,去自我炒作。焦国标不过是步子迈得大了些,企图用声讨的办法一举成名,成为国际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沾沾自喜居然还假以马克思主义,其妒贤嫉能、鸡肠鼠肚的小人心态跃然纸上。在中国,谁都知道,讨伐中宣部只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不需要任何高深理论。与揭穿皇帝什么也没穿一样,不需要什么知识积累,是一个普通的小孩也能做到的事情。尤为可笑的是,他在文中最后写道:“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不理他。你越是批评他,他越有名,如果把他抓起来,他的名气就更大,而这正是他所期待的。焦国标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的人还会出现。我们要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大将风度,这也可以算执政能力的一个方面吧。”这怪怪的腔调除了展示一番倚老卖老的党奴身份外,剩下的就是恬不知耻和死不要脸了。

   许博渊自作多情的雅量并未得到他主子的赏识,11月30日,《苹果日报》报导,中宣部约叁周前下发正式文件,将焦国标等六名经常撰文批评时政的作家列入黑名单,要求媒体不得报导。此前,9月29日中宣部根据4中全会精神召开全国媒体会议,向各级报刊下达最新文件,提出29条不准报导的内容,要求“有关蓄意爆炸、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只可发新华社的统稿。胡锦涛对上述文件批示道:“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朝鲜只是毛泽东时代的翻版,在金氏家族的暴虐统治下民生凋敝,被民主国家视做邪恶轴心,胡锦涛这般批示实际上是企图开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动员。这既显示了一种无药可救的困窘,同时也暴露出他们图穷匕见的狰狞。他们可以漠视一具具在各种灾难中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可以对假奶粉坑害的农村孩子无动于衷,但践踏公义迫害异己却几近疯狂,令人胆战心惊。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中国目前身系狱中的作家至少60多人,中文独立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有纪录的为47人,他们大多数在2002年以来被捕,并有一半以上是网络作家。从师涛被捕联想到清水君、杜导斌、杨建利等遭到无辜迫害的民主人士的遭遇来看,学习朝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以为朝鲜“在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的态度是毛尸的还魂。毛泽东祸害作家的阴谋就是把“为政治服务”定作文学的最高纲领,他曾毫不掩饰地宣称:“就是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在他傲慢的姿态下,政治沦为了邪教,从文化革命到文化代表,一批批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被迫走上了自杀或逃亡的道路。章诒和在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2004年度自由写作奖的答谢辞中说:“在中国,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作家、艺术家除了成为革命的‘螺丝钉’以外,还必须成为‘歌手’、‘战士’,连沉默都是不可以的,因为沉默被视为消极对抗、心怀敌意。”邪教化的政治不仅蹂躏人的肉体,而且蹂躏、扭曲、折磨其心灵;它诱骗人们汇报和说话,监视着人们思想中最隐秘的部分,并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撒谎。但是,经过“六四”的洗礼,在这灰色暗淡、荒淫无耻的时代,独立作家脱颖而出,他们拥有了直面鲜血和监狱的执着和锐气,在良知、人道主义、揭露罪恶、讴歌真、善、美等方面继承了前辈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立场坚定。他们对人权、民主、平等的追求和倡导使当权者惊恐不安,当权者害怕等级制、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被彻底推倒后,其非法的既得利益将无以依存,所以不惜以古巴、朝鲜之类的邪恶轴心为典范,与人类文明作战,不遗余力地封杀自由言论。这是一场争夺话语权的战争,这是一场捍卫正义与良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 焦国标襟怀坦荡地宣布:“我要做言论自由的行动者。”而在《巨人的时代——致杜导斌》的诗句中,师涛热情的赞美道:“只有行动是真实的/哪怕是疯狂的逃亡 / 或是清醒地受难…… ”

   2004年12月5日 --------------------------原载《议报》第175期 此文系本刊首发,欢迎其它各类刊物转登转发,但是请注明出处和本报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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