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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涛】解读“民间”──读《2000中国新诗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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刽子手,你们在哪里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黑色档案》,文字不多,但图片弥足丰富珍贵,向我们揭露了纳粹迫害、残杀600万犹太人的全部过程。在翻阅此书时,我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就好像一个孤独的散步者,在傍晚看到自己忧伤的影子在黑暗中可怕地一点一点消失一样。

   本书前言中写到,“1919年秋,30岁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里发现自己‘非凡的口才’和‘随时抓住可供利用的集体下意识’的能力……民族是希特勒手里的工具,他要调动、集合、领导日耳曼民族去清除所有的犹太人,建立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的世界秩序。”

   我记得从小的时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的世界秩序”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就在这样的宣传下,举起右手加入了“红卫兵”、“少先队”,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半信半疑地听党组织的代表向我们讲述共产主义理论,从“三忠于、四无限”到“英明领袖的华主席”,直到于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枪炮声,终于把我们从“可供利用的集体下意识”的恶梦中惊醒过来。可怕的是,这种“可供利用的集体下意识”还在继续,有时变成可供“互相利用”,比如歌曲《春天的故事》,比如新整风运动“三讲”,新的独裁理论“三个代表”等等。

   过去一直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一个希特勒怎么有如此大的本领让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之疯狂,现在不难理解,当“集体下意识”不论被谁利用,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清除精神污染”等一系列政治运动。

   本书前言中写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经常会读到这样的报道:一场暴雨使成千上万50多年前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遗骰暴露在一座小山坡下。”

   2000年4月29日晚,青年思想家余杰在西北大学讲演时,有青年学生不解地提问:“为什么要揪住文革不放?”,余杰回答说,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是对文革的清算远远不够,许多历史史料正慢慢地向人们揭开文革的真相。余杰拿出他写的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我们有罪,我们忏悔——兼答余秋雨先生<答余杰先生>》说,学者王毅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写道:“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自8月27日至9月1日,凌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同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腐割肢角‘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的暴行。仅在广西宣武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腐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见《北京文学》1998年第9期——余杰原?ⅲ┭д咝煊延嬖凇丁拔母铩钡钠鹨颉芬晃闹幸蔡傅剑骸霸诤煳辣姆⒃吹厍寤街校幸晃恍愿穸喑钌聘械呐堇家浴词恕⑹攀兰兔栊醋什准渡罘绞降男∷怠淖锩獾脚罚叨咀陨薄6嗟暮煳辣胛蓝蕉纷椤乒炊嬉缴坏们谰取6皆壕尤灰餐V骨谰龋迫胪J洌率顾柑煲院笏劳觥>驮谕话嗌希桓鲂胀醯难鬃源旌煳辣コ约旱募遥仪鬃远纸约旱哪盖状蛩溃虿还撬盖滓郧笆切∫抵鳌!?

   余杰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同暴力、血腥以及杀戳脱钩。恰恰相反,我们的日常生活依然深陷在其中,因为我们有意识地忘却了暴力、血腥和杀戳。”“我们在描述‘文革’和其他曾经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悲惨事件的时候,持一种完完全全的局外人的态度。"

   《黑色档案》编者在前言所说“一场暴雨使成千上万50多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遗骸暴露在一座小山坡下。”问题在于,当这样的暴雨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报以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记得,余杰在西北大学讲到上述事实时,对于我来说确实有如雷电击中心扉,有如岩浆在黑暗中喷发般震撼。但仍听见个别学生在说风凉话:“余杰的讲座,也就是这些内容,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新东西”,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

   《黑色档案》中写道,“1933年5月10日,上千名纳粹党徒和青年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广场,梵烧了2万多册图书。按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要求:所有‘非德意志的作品’都在焚烧之列。其中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作家托马斯·曼和茨威格等人的著作,珂勒惠支等画家的作品。”

   焚书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事件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仅仅在几十年前,中国焚烧的书籍、砸碎的艺术品、破坏的建筑文物又何止多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人,其书不但被烧毁、查禁,连人的肉体也要被消灭掉。同样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三12辑中介绍说,有位叫王申西的青年人仅仅因为在日记中、在写给女友的书信里谈了些批评思想独裁,批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等观点,“没有结社、也没有把他的主张付诸政治活动,仅仅因为思想、因为他的前头脑里产生了与当时统治者不致的思想,于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该文说,“中国人不是天生没有思想能力,而是最杰出的思想者,竟然被推上了断头台!”

   看罢《黑色档案》此一节内容,我想说的是,将思想和思想者推上断头台的罪魁祸首中,“宣传部长”们定然脱不了干系。

   我不知道别的国家、别的政党的“宣传部长”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但纳粹德国这位宣传部长就好像一个阴魂不散的魔鬼,至今还在我们头顶上盘旋,随时准备伸出它那双狰狞的利爪,从我们的头脑中、胸腔里抓出一个它们所认为的“异端”来,再利用它们所掌握的独裁的国家专制集权,对产生这灰“异端”的肉体进行无情的折磨和残酷迫害。据了解,目前仍有几千名持不同政见者关在中国的许多监狱里,备受非人的煎熬。而同时,这些“宣传部长”们所代表的政党权力正牢牢地监控着人们的舌头、笔记本,还有出版社和新闻机构,犹如希魔的化身,无数个“戈培尔”在注视着我们,焚烧我们内心的思想。

   我想知道的是,若干年以后,会有多少个“宣传部长”出身的人,对他们曾经所当过的这个神圣角色感到忏悔,并勇于将那些丑恶的内幕公之于众呢?也许会有人辨解说他们是无辜的,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也并没有直接参与一些重大事件的策划和组织活动,但正如余杰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戈德哈根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中指出,许多疯狂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刑警,并不是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恶魔,而是德国的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他们像水珠一样存在于德国的大街小巷中,他们是商人、是学生、是老师、是工人,甚至还有在公司当过秘书的美丽少女,邪恶的意识形态毒化了所有的人,毒化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对此,余杰说,当谈论“文革”成为一种巨大的禁忌的时候,发生下一次残酷程度将超越“文革”的可怕事件的温床就形成了。

   余杰因写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而引起了一场关于“文革”真相的纠纷,关于罪与悔罪的争论,关于人性与良知的思考,最根本的是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健全人格的强烈关注。我希望我能够也写出一篇《宣传部长,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精彩文章来,如果我写不出来,我相信,肯定会有人会把它写出来。

   《黑色档案》中有一张照片,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这幅图片说明写的是:一个犹太青年被迫挖下活埋自己的坑。照片上那个犹太青年面对着自己已挖好的坑,低着头,默不作声,也许他正在做最后的祈祷,但是这种死亡方式肯定使他感到绝望。今天,我们只能从他的背影和他背后纳粹分子手中的长枪,来感叹那段不幸的历史,来庆幸自己不在现场。纳粹德国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个被迫挖下活埋自己的坑的青年只是一个死亡的缩影,但正是这个死亡的缩影,让我们感到集权主义对人的残酷迫害。

   书中说,战后,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不约而同地遵守“缄默的密约”,许多幸存者以“亲眼看到周围的人都死去,唯独自己活下来”的负罪感投入新的生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了保护孩子的心灵不受伤害,许多幸存者家庭不让他们的后代知道那段惨痛的历史的一丝一毫,形成一种独特的“沉默的壁垒”。而战后的一代人则要求他们的长辈们负起“回忆的责任”,彻底揭露纳粹种族灭绝的罪行,使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重演。

   还得引用余杰的话,他说,“在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度里,历史的书写早已走上了正轨,罪人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或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在中国这一切还完全没有展开,我们应当以更大的勇气和耐心,来面对我们的伤痕、我们的耻辱。”因此,我们有必要、有义务来要求我们的长辈们负起“回忆的责任”,来彻底揭露自1949年以来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还真相于人民,让我们时时刻刻清醒而安全地活着,而绝不会“被迫挖下活埋自己的坑。”

   值得庆幸的是,已有许多人开始着手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正如《老照片》第13辑中李子旺在《真的是在怀旧吗》一文中所说的,“一个极权者是绝不愿意看到大量社会纪实照片的产生和传播的。如果大量的社会纪实照片在媒体上广泛传播——即使是经过严格挑拔的纪实照片——将对极权社会的基础造成严重的威胁。许多对极权者不利的信息将不可避免地为人所知;许多为公众精心编织的谎言将难以立足,对于极权者来说,对信息的掌握和控制是必须的。……可是,《老照片》系列图书广泛流行的观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意味着中国社会在正常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困扰我们社会的‘集体失忆症’也将有缓解乃至冶愈的可能。(200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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