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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闆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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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羅孚

   
   《我的老闆金庸》,「老闆」是《明報》的老闆,金庸是查良鏞。查良鏞是本名,金庸是筆名。這個人以筆而得大名,因此筆名的影響力更在本名之上。
    金庸是新派武俠小說頂峰的大師,是既有成功也有失敗的報人,是「路漫漫其修遠兮」的學人。
    金庸自己恐怕也沒有想到,他會以寫武俠小說得享大名,得成大器。宋朝的人說,有井水處,就有人唱柳永的詞,用這樣的話來表示柳詞流傳之廣。我們今天大可以說,有說中國話的地方,就有人看金庸的小說。這就比柳詞的流傳要廣得多了,有世界性了。「天涯何處無芳草」?今天的天涯海角,何處無中國人?何處沒有中國人的聲音?何處沒有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流傳?有些地方甚至有翻譯成外國文字的金庸的武俠小說,外國人也在看金庸,也要看金庸。說金庸的讀者數以億計,當不為過。
    這樣的情況恐怕是他當初執筆寫武俠小說時所想像不到的。他為世界開闢了一個武俠的時代,也為武俠小說開闢了一個世界。

   武俠小說的流傳初時是依靠報紙的連載,於是他就想到要依靠武俠小說來辦報,為報紙打開銷路,他這就創辦了《明報》,以他自己新的武俠小說作號召,用每天的連載來吸引讀者,武俠,加上別的種種手法,《明報》終於在激烈的競爭中站得住,站得穩,從一份小報,發展成為一份受到讀者歡迎的大報。
    金庸本來就是辦報出身的。從在杭州《東南日報》充當英文電訊翻譯開始,到上海《大公報》繼續從事英文電訊翻譯,最後轉到了香港《大公報》,從英文電訊翻譯轉到國際新聞版編輯。一九五○年《大公報》的晚報《新晚報》創刊,他擔當了副刊的編輯工作,在一場轟動港、澳的吳(公儀)、陳(克夫)擂台比武後,梁羽生以新派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展現了武俠小說的新面目,這以後,金庸就以《書劍恩仇錄》續開新天,從此舒展了他幾十年的談經論劍的武俠小說生涯。他的武俠小說和《明報》不可分,武俠日益發揚,《明報》日日上漲。
    金庸既是《大公報》出身的,自然記得新記《大公報》吳新昌、張季鸞、胡政之三傑的辦報方針,以「文人辦報」,作「書生論政」,是「不黨、不私、不盲、不賣」。《明報》創辦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末,六十年代之初,正是整個大陸上反右、大躍進、逃亡潮、文化大革命一浪接著一浪湧來之時,西方輿論,流行反共,《明報》託庇於港英殖民統治之下,適應潮流,所論之「政」,自是反共之論,於當年抗日戰爭前夕《大公報》提倡抗日救國之論未必得當政者歡心得形勢有所不同。《大公報》當年以敢言得讀者叫好,《明報》後來的反共言論,自然也因為說出了讀者心中要說的話而受到欣賞,但卻沒有當政可能橫加干涉的威脅,享受到的是較為寬鬆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也就缺少了「文人辦報」、「書生論政」的甘苦。
    但《明報》卻因適應時勢,迎合潮流,大力反共而得到成功,成為在港、台、海外有影響力的一份報紙。
    文革以後,香港漸入回歸日期,金庸以「基本法」草委、籌委身份,擔當了重任,卻以偏於保守,漸為群眾不滿,於是而發生了群眾到《明報》門前示威,焚燒《明報》報紙的事。這應該算是他辦《明報》的一次失敗吧。
    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金庸電視中揮淚陳詞,甚得好評。「六四」是解放軍以坦克、槍枝血腥鎮壓學生,其後金庸就任了浙江大學的文學院長,突發高論,說他認為新聞工作者應學解放軍,隨時聽軍令號召,為國家效命。這和他在「六四」時揮淚的情況正好相反,「六四」時譴責解放軍的他,這時卻要人們去學解放軍隨時聽令,保衛國家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敗筆,是他的辦報精神失神,辦報思想的失敗吧?
    作為作家,他的武俠小說雖可能有小疵,但大處還是十分優秀,無愧於頂峰之作。這是他絕對的成功。
    然而作為報人,辦《明報》而支撐得住是他的成功,但引得群眾火焚《明報》,以至大放厥辭要新聞工作者學解放軍,就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了。他的辦報工作和思想,應該說是有成有敗的。
    金庸辦《明報》,有成有敗。金庸不辦《明報》,沒有成只有敗。一九九一年,他在幾經選擇以後,把《明報》賣給了于品海。他認為于品海是可造之材,將在他手上接過《明報》,辦得更好。還有一個說法,說于品海長得像他在美國英年自殺的大兒子,最適宜做他的傳人。他甚至因此把《明報》以較低的代價出售給于品海,認為他一定能把報紙辦得更好,發揚光大。可是,《明報》就在這高估、低價的情況下,轉到于品海手上。誰知于品海志大才疏,先是辦了和《明報》形式不同的一份報紙,出版了幾個月就停刊。後來又投資辦電視,也失敗了,賣給了台灣的辜振甫家。最後是連《明報》也留不住,終於把它賣給了南洋富商張曉卿。
    這是金庸在辦《明報》上最後的失敗。也可以說是他在不辦《明報》上的失敗。
    金庸另有叫人敬佩之處,是他,不僅僅以做頂峰的作家、有成有敗的報人為滿足,他還以垂暮之年,學而不倦地要做一位有真才實學而不是徒有虛名的學人。
    他著作等身,寫了十幾部武俠小說,享有世界聲譽,但他並不滿足,雖然得了劍橋大學頒贈的榮譽博士學位,卻還要去劍橋讀真正的博士學位,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歷史學家。他的小說已經不少歷史學識,但他卻要在歷史學方面作深入的研究,不僅僅享一個虛名。
    他已經受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長,可能正是有人認為他在學問上還不夠資格做院長,帶博士生,終於辭職不幹,寧願到劍橋去做一名學生。他已是八十以上的老人,年已耄耋,依然好學不倦,這實在使人敬佩。其實他大可不必如此。學無止境,「路漫漫其修遠兮」,可以上下而求索,也可以不上下不求索,學問自有後來人,何妨放下,自在,這真是何等自在﹗
   ——二○○五年七月七日
   

附記︰

    石貝的《我的老闆金庸》,告訴了我們許多關於查良鏞和《明報》的事以及他的家事。我和他雖說是老朋友,但對於老友所知還是不多。這裏想補充一點,是關於金庸的婚姻的。許多寫金庸的書對這事都沒有提到過,都被遺漏去了。一般寫金庸的書都說他結過兩次婚,一次是朱玫,一次是阿MAY。
    其實是三次。朱玫之前,他還和一位名叫杜冶芬的姑娘結了婚。這位姑娘是杭州美女。
    金庸從上海來香港時,兩人是一道來的。她曾在長城電影公司擔任過場記。後來不知怎麼,兩人分了手。她一個人回杭州去了。那時候,金庸住在摩里臣山道,附近不遠就是杜老誌道和杜老誌舞廳,因此有人就開玩笑地替這位杜姑娘起了一個外號,叫她「杜老誌」。這和舞廳杜老誌完全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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