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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衣:“这里也有激情与诗意”——访民联、民阵“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主任盛雪

   “由於种种原因,海外许多人都‘淡出’了,我尊重人家的选择,但我想盛雪不会,在北京,很多难属都知道盛雪这个名字。”——这是不久前丁子霖教授在一封信中写下的话。在“六四”事件八周年前夕,记者采访了民联、民阵“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主任盛雪女士—— 一位温文尔雅且多年奋斗在海外中国民主和人权运动前列的能干女将。

   “六四”是一个需要治疗的历史伤口

   亚:时间过得真快,“六四”事件到现在将近八年了。您是民联和民阵联合工作委员会“六四调查委员会”的主任,请您先介绍一下这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盛:三年半前,即在一九九三年年底,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民主中国阵线各自在代表大会上分别作出了内容相同的决议,组成三个联合工作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十一位委员,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由我担任主任,杜智富先生任协导,严明先生任秘书长。委员会总部设在我所居住的加拿大多伦多市。当时委员会拟定的工作目标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调查六四死伤者的真实数目、名单及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的现状;第二是给予六四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以抚恤;第三是调查整个事件的真相和屠杀民众的责任者。经过努力,委员会初步掌握了百余名六四死伤人员名单,以及他们遇难或受伤时的情况,并对死者家属或者伤残者作出了相应的慰问或资助。

   亚: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工作,您是出於什么样的考虑而承担如此重任的呢?

   盛:您是了解我的,我不太在乎自己名义上担任什么职务。我之所以接受这一个工作,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想,六四事件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这一件事件的具体过程作出详细的调查,包括弄清具体的责任者,究竟有多少死难者,是迟早总要有人去做的事情。然而这件事情不可能等待中共当局去做,在中国现时社会情况下,只能由民间团体去进行。记得那年年初,六四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女士从中国大陆传来信息:六四惨案近五年来,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们承受着精神上难以平复的痛苦和经济上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方面的任何关心和帮助,反而时时处於治保会、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威胁和监控之下。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死难者家属尚能得到周围同事和好心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时间一长,人们渐渐淡漠。如今,这些人成了被社会遗忘和遗弃的一群。丁教授呼吁国际人权、人道组织、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和外国朋友,基於人类同情和人道感情,伸出援手,给予六四受难者群体以切实的帮助和温暖。这个呼吁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

   亚:看来您主要是从普遍的人道主义关怀来着手这一项工作的。

   盛:也不完全如此。另外我还想,“六四”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迟早要揭开和治疗的伤疤,时隔多年,现在已经有可能对事件本身进行客观、冷静的反省;从政治层面看,对待六四的态度在中国已经成了社会的政治一种风向标,未来大陆的民主政体一旦建立,死伤者的赔偿问题就会提上议事日程,而现在大批死伤者的家庭处境十分悲惨,急需社会各界的援助,所以无论从近期或远期看,都需要完整的资料收集、整理、核实和建挡工作。虽然这项工作十分艰难,但是我有信心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依靠国内人士的合作来进行。

   亚:“六四”事件就不少方面来说还是一个谜,比如确切的死伤人数和名单,下令开枪的细节和各级责任者。趁着现在官方和民间的许多当事人还在,还不至於忘记,把真相弄清楚是非常必要也有可能的。我也曾经设想过对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学生、学者、工人代表人物逐一全面采访,甚至可以模仿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的做法,记录原始的录音资料,但是工程浩大,很难做到。

   盛:确实,在经历了一番努力之後我发现,在海外做这样一件工作相当困难,主要是调查的途径很少,尤其是上面所说的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无法从官方的线索去了解。要使六四的真相大白,所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复杂,包括官方政治层面的决策过程,还有事情发生时候的社会状态,参与运动的人员组织结构等等。如果只是在民间,而且主要在海外来调查六四的真相之全部是不可能的。中共军队的士兵之所以能够如此残暴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说明他们得到了上司明确的指令与可以开枪的授权。熟悉中共军队体制的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统治者,是没有人可以,也没有人敢於下这样的命令的。但这只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猜测与分析,由於中共体制的严密控制,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在对这方面细节与过程的调查非常困难,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也许了解这其中的真相还需要时间,还要有相当数量的经费支持。所以我们的工作重点只是在对死伤者情况的调查上和对受难者及家属的救援上面。

   亚:这方面的工作结果如何?

   盛:在死伤者情况调查上,我们所利用的基本上是私人渠道,资料来源有各个方面,同学、朋友,还有互不相干的人写信提供的。我们把这些线索记录下来,有些线索不大清晰,就整理出来返回国内,让国内的朋友继续调查。这方面我们主要是和丁子霖联络,丁老师非常令人敬佩,在国内那么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扎实工作,核清事实。我们从所得到的资料中发现,许多死难者并不是在与军队的对峙中被杀,而是死於中共军队丧失理智的滥杀和盲目扫射。用中共当局自己的话说是死於“误伤”。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九级毕业生陈来顺六月三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拍照时被流弹击中头部死亡;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八四级学生段昌隆六月三日深夜在民族宫附近劝说与军队对峙的群众时遭军队用手枪在近距离射杀身亡;北京大学化学系教师萧波六月三日夜间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时被子弹击中右胸身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八级学生萧杰六月五日本已购得返回成都家中的火车票,下午两点钟左右行至南池子南口,穿过马路时因逾红色警戒线,士兵喝令其站住未听从,遭士兵扫射,子弹从其背後穿透胸膛,当即身亡。六月七日夜晚十一时左右《村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与朋友一起外出送人,行至儿童医院附近遇军队巡逻,转身要跑,遭士兵当场射杀;中专学生宋秋剑六月七日白天骑车去北京站一带上学,突遇坦克驶来喝令所有行人趴下,并向路边肆意扫射,致使数人中弹,宋身中数枪,目前已成残废。这些事实构成了六四惨案的悲剧性。

   亚:在对死难者家属及伤残者的慰问救援上实际成果如何?

   盛:比较起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得比较好的部分,对国内的六四死伤者的抚恤、慰问和救援,是在海外实实在在可以使得上力气的工作。我们调查委员会在各个新闻媒体上作了呼吁,效果还算很不错。到去年六四时候为止,我们总共得到捐款九千六百六十四元,这个数字很有趣,9664,九六年六月四日,得捐款9664美元。这里的捐款者没有大老板和组织机构,全部是普通读者的捐款,十元、二十元都有。从一九九三年八月开始,我们就将捐款分批往回送,我们的一个清楚的想法就是,这一笔钱要尽可能地用在国内人士的救援上面。我们一共送进去八千九百零二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丁子霖转交给收款人,依靠她的网络又现成又最可靠。我们也派专人回国送达,一些朋友帮助我们跑了几个省份。我们曾经把捐款送到王军涛、徐文立、任畹町、王希哲家。通常是我们在捐到钱之後,先由委员会开一个临时收据与一封感谢信,告诉捐款人这笔钱大致在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国内去;等到我们把钱送到国内之後,我们再会给要求国内收据的人一份国内收据,表明这一笔钱已经送到了捐款人想要送的人手里。受资助者每次一般是一百或一百五十美元,大约有七、八十人次,我们有详细的名单。在这一个运作过程中的杂费一共花费了一百六十一元五角七分,包括所有的复印、打字、传真等等费用。我想做得细致一点总是好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信誉。

   亚:就您对海外捐款人背景的了解来说,他们主要是什么人?

   盛:捐款人总数有近百人,来自美国,尤其是纽约的捐款者比较多,捐款大部分是美元;加拿大地区的捐款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我们不知道捐款者的背景,有些人不具名,似乎更谨慎,有一笔一百元的捐款,捐款者忘记签名,但是没有地址,我也无法找到捐款人,这一张支票就作废了。

   亚:这件事情现在是否继续在做?

   盛:就事情的意义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理由不继续做下去,但是在海外,个人的生存问题也老是困扰着自己,这就是一个矛盾。尤其是前年我和朋友合伙买下了一家咖啡店之後,占去了我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调查委员会的事情虽然没有停顿,但是没有前几年活跃。今年四月在民联、民阵的电话会议上,杜智富和吴方城提出要坚持下去,他们每人捐出五百元,支持委员会的工作,作为主任,我仍然会尽力。不久前我们委员会还收到一封求援信,是当年因为参加天安门事件而受到迫害逃亡到印度的一个大学生写的,对这一类事情我们义不容辞。

   从小思考:中国社会体系有什么问题

   亚:自八十年代以来坚持至今的民运人士不多,女性更是屈指可数。我想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盛:好。我的祖籍在辽宁省,自己出生於北京市。祖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後协助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并在张学良之後担任了东北大学校长。父亲曾经就读於燕京大学政治系、东北大学历史系以及外语学院英语系,五十年代时被中共当局打成间谍特务,长期遭受迫害。文革中由於父母被开除公职,我与妹妹被送到东北农村寄养,虽然我年龄还小,但是这种生活对我个性和人生观的形成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後来回到北京继续读书,却在学校常常受到歧视。一九七九年高中毕业後我未能继续升学,进了工厂作工人,又在餐馆当过勤杂工;一九八二年考进职工大学修读中文系;一九八四年在北京电视大学校刊编辑部担任编辑,第二年应《管理世界》杂志创始人刘连增之邀,参与创办该杂志,从事编辑和记者工作。在此期间,我修完了职工大学中文系课程,还自修了社会学。正因为这种生活波折和比较宽阔的社会视野,使得我後来在民运中比较理性,虽有激情又不那么情绪化,持久参与又心平气和。

   亚:听说您在职工大学读书期间也不太“安分”?

   盛:我在职工大学读书期间,只是与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了“野草坡文学社”,并当选为社长,由於政治气氛紧张,我们在打印了一期诗刊之後就宣告解散。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素质及行为取向”,阐述了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独立人格重建的迫切性,文章也在校内引起了争议。一九八九年春天,正在我办理出国留学手续的时候,在北京发生了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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