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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是知识分子?


   (注:原文写于1986年。后于1994年3月改写,以《知识界的依附人格及选择的困境》为题,发表在《民主中国》杂志第二十期。)
   
   
    一、从知识份子这个概念谈起

   
    1965年美国的《时代》周刊对知识份子所下的定义认为,知识份子至少应有三种功能,即:像暴政挑战的勇气和能力;抗拒暴政恩典、宠爱、笼络的勇气和能力;及在思想上指导一般大众的智慧和能力。
   
    到了八十年代初,《时代》周刊就“知识份子”一词的定义又发起过讨论,并征集一些著名知识份子对此词的概念进行界定,获得认同的结论是:自觉自愿地长期关注社会动态,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发表独立见解,通过舆论压力团体的作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的个人及群体。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当时对“知识份子”的界说被明确地区别于“知识者”“读书人”等只是凭借脑力劳动维持生存的人。另外一方面,亦有人指出,近年来由于科技的高速发达,打破了知识分子的原有结构;教育的广泛普及,混淆了读书人和非读书人的界限;而专业的精密分类,更进一步分化了知识分子群体,使一些知识份子并入专家、学者的行列;而另一些关心广泛社会问题的知识份子则开始产生于社会每一个阶层。也许我们有道理开始将知识份子从精神和人格上划分群体或阶层。这个问题本文暂不做深入讨论。
   
   
    不论怎样,“知识份子”做为一个发展的社会文化概念,其对于社会发展的独立的监督和平衡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知识份子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它的多重属性和功能不可或缺。
   
   
    然而,近十几年来才面对当代西方文明的中国(指中国大陆)仍局限于传统社会对知识份子的认识,中国的官方文件对知识份子的界定是:中专以上学历,从事脑力劳动者。中国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曾表示,知识份子是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完全否定了‘知识份子’独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
   
   
    所以,单就从中、西方对这个词汇概念的界定和认同就已经说明了“知识份子”在两种社会形态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的天壤之别。西方知识份子的社会功能和在社会上承担的角色与他们的教育程度无关。而中国的知识份子是仅指其教育程度,与社会功能无关。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同现代西方社会对“知识份子”这个名字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现代意义的“知识份子”作为群体并不存在。
    知识份子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知识份子是传播文化知识,发展科学技术的主要社会载体,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有独立的社会职业和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知识份子以他得天独厚的文化和知识条件,以他对社会形态的洞察力和对社会发展规律预测的素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拥有一席勿庸置疑的地位,影响和参与政策的制定。
   
    在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互相制衡的的多元权力格局中,文化界的独立使知识份子在学术研究和政治干预二者中并行不悖。知识份子通过独立自由的社会空间,即可为学术而学术,又可以立足学术,借助舆论、通过压力团体来干预政治。
   
    而在中国,以政权为轴心,高度一元化的权力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知识界没有独立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舆论园地和干预渠道,更没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即不能为学术而学术,其学术又不能不为政治所利用。尽管当代中国知识界一再尝试舆论和社会压力干预,如五十年代初一批仍坚持独立办报的知识学人,和七九年前后创办民刊和地下刊物的年轻人,在当代政治强权下,无不遭灭顶之灾。
   
    当代中国知识界与当今中国社会形态可谓互成因果,互相制约而至今日。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意识和社会环境与知识份子的产生和演变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二、中国知识份子阶层的产生、发展和演化
   
   
    1、"士”的产生和社会角色
   
    中国知识份子雏形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读书人形成了一个“士”的阶层。其著书立说,广招门徒,大多数人都到各国诸侯帐中充当幕僚、策士。形成战国时期的客卿制度,可谓开了中国的读书人依附统治阶级传统之先河。甚至连智者如孔子亦不能免俗。自此,中国的知识界就只能循着这么一条道路,耕读、游学、出仕。出将入相成为中国传统学人的人生最高追求,也就形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依附人格。纵观一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何曾出现过类似西方的狄德罗、孟德斯鸠、雨果等这类特立独行的知识份子,这亦是中国民族的悲哀。
   
    2、以儒为本的主导思想和一元价值判断的社会环境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而直接承袭儒文化影响,并受其制约的,当属封建朝代的知识界。儒学主张入世,入世即鼓励从政。而儒学所塑造的最高理想人格,并非精神与思想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而是辅助帝王,为君制定治国方策的依附人格。同时儒学“三位一体”的思维模式,更使世代士贤为古而思,因古而作,并代代相承,泥古愈深。
   
    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是一元价值判断的社会环境。秦汉后,汉儒提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南宋理学家更指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君王。于是。全国臣民对于君主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知识界岂能例外。
   
    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界的依附人格形成的影响是潜在和深刻的。虽然各代不无特立独行之人,但一直未形成主流,也没有社会生存空间。到了明清,君主制更加变本加厉,真正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价值判断的知识分子没有萌芽成长的土壤。
   
    3、历代知识界的出路
   
    儒家思想封闭了知识界向外施展的多元途径和向内开拓的精神创新。科学入士、治国平天下,天经地义是正途。孟子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知识界就不得不在政治上委身皇权。而隋唐以来逐步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更是“使天下英雄尽入吾瓮中”之术。历来儒家学者热衷仕途不能专志于学,科考制度所附带的功名利禄更使仕子们涌入了‘学而优则仕’的行列。正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连最为狂放的诗人李白,当听到有官可做的时候亦说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有幸登堂入殿的贤达,便把一生的光阴和心血用在附庸皇政上了,倘留有几许明世独见,其最大能量也只是谏议上书,而此举是不无冒险的。
   
    传统知识界的出路之二,也算是末路,便是落魄穷困,隐逸山水。朝朝代代不乏昏庸暴虐之君,倘若黑暗朝政实在不堪闻睹,就只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晚来听雨僧庐中”了。所谓“几世不得志,出世得清闲”。其实,这种超俗隐遁的生活也同时伴有很大的精神痛苦。但儒弱书生的“无力回天”是找不到另外一条出路的。
   
    4、近代知识界自主意识的觉醒和短期的勃兴
   
    到了近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改变了知识界的地位和命运,知识人的职业选择和信仰选择也趋于多元化。然而传统文化影响的惯性是巨大的,以致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长时,甚至在演说中不得不郑重宣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另一方面,职业自由和经济自立却无法摆脱政治强权的干涉。这种冲突使一整代知识界学人不得不在精神与心灵的自由解放与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的夹缝中生存。
   
    但不管怎样,到近代在西方的炮火和朝政的腐败中,确实惊醒了一批有胆有识之士。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终于出现了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像章太炎、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都具有知识分子所必需的独立人格,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近代意义上的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群体历经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阶段崛起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救亡、抗日、阀斗、党争一系列让知识分子应接不暇的社会变革和冲突中,知识分子们很快归属了不同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势力。独立性则不复存在了。
   
    5、知识分子阶层的雏形在当代政治中被强行解体
   
    一九四九年以后,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把知识界视为异端。知识界完全被孤立于当时的社会结构之外。后来,毛泽东提出要改造知识分子,把知识界看做共产党身上的毛。几乎所有正在建立个体独立人格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均先后放弃了批判的权利,甚至放弃了个人的哲学、宗教信仰、科学体系、以及生活方式。其中许多人不仅一窝蜂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信仰,甚至诚心地接受了现实政治蒙蔽所带来的精神自虐和残害。
   
    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是一批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自认为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党从他的统治一开始就把对其统治具有威胁的知识阶层从精神上打垮、在政治上孤立、在经济上奴役、在文化中囚禁,甚至在尊严和人格上进行羞辱和摧残。
   
    正在雏形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终于在当代政治强权下被彻底强行解体了。
   
    当代知识阶层的苦难,渗透在这四十多年中华民族的苦难之中。而知识分子做为社会进步和主导力量的被蹂躏,也就是中华民族生机的被摧毁。在这几十年的风雨烟云之中,中国的知识界被动地形成了与这种暴政文化相适应、相妥协、甚至相辅相成的多重依附人格。
   
   
    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多重依附人格
   
   
    1、投靠政治势力,失去独立人格
   
    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和人生追求中需要两个重心来确定其自身的价值和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独立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是自由的社会干预。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两种属性和空间都被政治强权无情地剥夺了。中国知识界对政治的附庸、对强权的投靠,在当代社会中更加变本加厉。在政治的役使下,许多一向怯懦、文弱的书生迫不及待地对自己的同类开了杀戒。当代中国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知识界完全放弃了是非价值判断的权利和社会道德承当者的责任,而成为了共产党强权政治的帮凶。在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历次中国人的劫难中,知识界以笔做刀,不知要了多少人的命。整人的政治在知识界形成了一个怪圈,整人的被整,被整的整人,随着政治风浪的起起伏伏,罗圈仗越打越惨烈,越打越打不清。
   
    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在经过了几阵剧痛之后,又一批特立独行之士走到了社会前面,试图成为社会改造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承当者。然而中国社会已积重难返。这批勇于忤逆龙麟的精英,很快便被强权与愚众送进了囚牢。这之后又是知识界一个长期的沉寂。知识界的软弱性与依附性反复演化与政权相辅相成,甚至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仍有一批知识界学人公然亮相为屠杀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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