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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兰萨拉:辛酸与悲凉的故事


   
   
   盛雪

   
   
    达兰萨拉这个好听的名字对於我来说是陌生的,除了在几篇关於西藏问题的文章当中见到过之外,对它没有任何印象。十一月十二号凌晨三点,在断断续续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之後,终於到了印度首都德里。当天晚上在火车上会合了从纽约到德里参加会议,随後前往达兰萨拉访问的项小吉,又坐了十个小时的火车。然後,再坐上由西藏流亡政府派到火车站接我们的吉普车,最後,在经过了又三个多小时的,在盘山路上的颠簸、攀爬、旋转等一系列惊险动作之後,终於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脚下,见了山峦 掩映中的小城达兰萨拉。
   
    小山城远远看上去清雅而扑素,我们兴奋地叫司机洛桑将吉普车停下来让我们拍照。好象我们是怀著好奇心前来观光的游客。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小山城的中心。很快,一种复杂的,莫名的辛酸和悲凉的情绪就取代了兴奋的观光心情。小城本身就迷漫著一股辛酸、悲凉的气氛,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悲凉的 故事等著诉说。
   
   喜马拉雅山上绵廷的逃亡人群
   
    在达兰萨拉城中心的难民接待中心,从八九年以来,每年都要接待约两千名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藏人。去年以来更猛增到了四千。我和项小吉在抵达的当天下午,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官员达瓦才仁陪同,来到难民接待中心访问。
   
    难民接待中心是夹在两边的建筑物中的一栋两层的房子。下边一层屋里,沿墙和窗户,以及在中间,是几排通铺,住著刚刚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难民。上一层则就地住著一些女难民。难民接待中心里,当时有约七八十名最近才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藏人,其中有许多是几岁或十几岁的儿童,有些儿童甚至并没有父母陪伴,是他们的父母委托逃亡的人将这些幼小的子女带了出来。
    我们走进难民接待中心,大家都怯生生的看著我们。我坐到孩子堆里试著和几个孩子说话,他们很快就放松下来。尤其是小孩子们好奇的围过来。我拿出从加拿大买的笔,分给孩子们,孩子们立即兴奋起来。於是我开始了和他们之间的交谈。
   
    我问一个看上去十岁左右的男孩:"你叫什麽名字?"
    他用纯正的普通话回答我:
    “我叫索南米多。"
    “你现在多大了?"
    “十四岁。"
    “你从拉萨来的?"
    “对,我逃出来了。"
    “你是结伴和朋友一起出来的,还是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那路上需要很长时间吧,用了多久呀?"
    “用了二十几天。"
    “路上要二十几天,那你在路上害怕不害怕呀,一个人?"
    “怕,很怕。"
    “怕呵,那害 怕的时候怎麽办呢?"
    “没有什麽`怎麽办',赶快走,快快走。"
    “嗯,快快走,想快快走到这里是不是?"
    “是,想快快见达赖喇嘛。"
   
    看著这名只有十四岁的孩子,独自一人,经过二十多天,从拉萨经喜马拉雅山的雪山口逃亡到达兰萨拉,我知道他是那些能够活著到 达目的地的幸运者之一。而要翻越常年冰对雪覆、海拔五六千米的喜马拉雅山,随时都有可能遇到雪崩、雪裂,或被冻死、饿死。
    我转向另一位约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说他叫巴登 江作。
    “你从什麽地方来的,到这儿多久了?"
    “我从四川康巴来,四川省甘孜州的。来了快一个月了。"
    “你为什麽要逃亡出来呢?"
    “第 一个是,我想见见达赖喇嘛;第二,我想出来学点技术和文化。"
    “那你学习一段时间之後,是否还想回去?"这时,在边的 23岁的画家小伙子抢著说:“不回去,逃出来了,就不会回去了。将来藏人有了自由的时候再回去。"
   
    而在我来难民接待中心的路上,遇到的那个十四岁的男孩,就更不会再回到西藏去了。因为他的双脚在翻越喜马拉雅山,逃亡到达兰萨拉的路上已经冻掉了。
   
    男孩有一头黝黑、卷曲的头发,一双眼睛黑黑、亮亮的但十分忧 郁。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路边的石头上坐著休息。看到我们几个人走近,用他那双黑眼睛,冷漠的、定定的盯著我们看。我於是走近他向他问好,问他多大了。他移开目光,不置可否的让嘴角动了一下,说了句“十四"。我微笑著问他在做什麽,他说在休息,他要到达兰萨拉的医院去治疗。我问他生了什麽病,为什麽要到医院去,他说他脚上的伤口还没有好。我很好奇问他脚怎么了,为什麽会伤。他撩起裤腿,我看到他两条小腿上,转圈绑著几条塑料片,把一双鞋固定在脚上。男孩慢慢的解开绑著塑料片的带 子,脱下鞋,我只看到拄在地上的两条腿,没有脚。
   
    我张著嘴怔在那里不知道说什麽好。这时男孩轻轻的说“在我逃过来的路上冻掉了。"
    我的心中一阵刺痛,我不能想象,一个这样年龄的孩子,怎么样用一双冻烂的、或说已经没有脚的双脚,爬过了世界上最状丽、最令人赞叹的喜马拉雅山。
    我蹲下来,用手轻轻的托起他的一双“脚",两只脚都在脚 踝骨以下就没有了,伤口还是皱皱的疤痕,我 告诉 自己 要 记住 这 疤痕,这不只是在这孩子脚上的疤痕,这是藏族人在四十年的逃亡路上的一个小小的标记。
   
    我的思绪被身边的争论声拉回来……
    另一边,项小吉正在和一名刚刚从四川逃亡出来的,叫多吉才仁的小伙子,谈论著西藏是否应该,和能否独立的问题。
    小伙子说:“我自己的观点是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境内,要求高度的自治、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人权。"项小吉追问:“你不要求独立是不是?"小伙子声音微弱的说:“我不是不要 独立,但是这希望太渺 小了。"项小吉非常思辨的提示:“可能不可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谈应该不应该。"小伙子顿在那里没有讲话。
    我在旁边半开玩笑地插 话说:“项小吉,话说得不要太理论。"
    但是这时多吉才仁却突然大声说:“我很希望独立,很希望独立。"跟著,他眼晴红了,声音也颤抖了。他说:“从我们藏人在中国境内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独立,我们自己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捍卫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我们的宗教。我很希望独立,我真的很希望独立… "。我和项小吉看著他那压 抑和难过的样子,只好等他情绪平静下来。
    我告诉他,我们也是一个不能回家的流亡者,在目前中国专制极权的统治下,汉人一样没有自由,没有尊严。
    我问他:“有一天中国的制度变了,实现了民主,是民主社会了,西藏可以得到真正的自治了。那个时候你还觉得西藏独立特别重要吗?"
    小伙子略想了一下说:
    “我认为,如果中国真的有人权和民主了,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把共产党霸权、专制推翻以後,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相依相存。那样,我愿意留在中国,和汉族人民一起共进退、共存亡。我想,在那种情况下独立不独立并不重要了"。
   
    刚刚到达兰萨拉才十几天的多吉才仁说,在中国他从小就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後来懂事之後,听到父母讲的一些西藏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等,和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完全不同,他感觉到,做为一个藏族人,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自己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越来越不了解自己民族的真相。於是,他产生了要到外面的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的想法。他说:“到了外边,我感觉到很可怜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对外界的认识太少了。我很可怜他们至今生活在一个新闻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我很庆幸我能够逃出来,我真的很可怜他们。"
   
    在中国境内坐了 27年牢的仁切桑竹先生,在难民接待中心为难民们做了七年饭。他告诉我们,冬天到了,逃亡到达兰萨拉的难民又要多起来了。仁切 桑竹说:这一方面是由於,生活在寒冷的青藏高原上的藏人,无法很快适应印度平原夏天的炎热,有些逃亡出来的藏人在夏天抵达印度时,不久就会染病,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在严寒的冬季,逃亡路上必经的河流都结冰了,比较容 通行。但他强调,每年都有许多藏人在翻越常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时,被冻死或饿死在逃亡路上,有些人被冻坏了手、脚,变成终身残废。
   
    仁切桑竹并向我们介绍,抵达达兰萨拉的难民,都得到了流亡政府妥善的安置。六岁以下,而有没有父母陪伴的小难民,送到流亡政府的孤儿院中抚养。六岁到十七岁的儿童,送到流亡政府设立的儿童村中,并按不同的年龄分人儿童村学校中 不同的年级里读书。十八岁以上的青年送到流亡政府设立的“成人教育学校"里学习。而老年人则有流亡政府的老人院接收。以上所有费用都是由流亡政府负担。
    仁切桑竹说,所有逃亡出来刚刚抵达的人,都会成批的得到达赖喇嘛的亲自接见,甚至许多人冒死逃亡前来,就是为了能够见到达赖喇嘛一面。但是,由於逃亡的人数越来越多,流亡政府越来越难於负担如此庞大的支出,所以,流亡政府不得不劝说一些人在见了达赖喇嘛之後再返回西藏。
   
   遥远的山城有中国民运的关注者
   
    达兰萨拉这个黄昏暮景中的小山城并不沉寂,倒是很象在中国乡村中赶晚集时的景象,人们在仅有的几条坑凹不平的街道间往来,小街两边的店铺和餐 漫不经心地招待著游客。
    在我们中午抵达时,我们曾邀请往返用了七个多小时接我们上山的司机---洛桑和我们共进午餐,我让他叫一道地道的西藏饭菜,我也和他叫同样的,尝尝藏人的口味。等了许久,厨房端出来两大碗热腾腾的“鸡蛋肉丝汤面“。我目瞪口呆,我问洛桑难道这就是典型的西藏饭?洛桑笑了笑,快乐地吃了起来。
   
    傍晚,我和项小吉走出旅馆(山城中心的西藏饭店),想到街上随便转转。几十米外就是小城的中心地带,我们盘算著是否在街上随便找一家餐馆。尝尝地道的西藏口味。我和项小吉在一家灯火闪烁的餐馆前犹豫,怕错进了印度餐馆。这时,背後有一个十分清脆、十分肯定的声音用普通话说:"你是项小吉,我认识你,你就是项小吉。"我们惊讶的转过身,一个二十岁出头,很俊 秀的年轻人正笑眯眯的盯著项小吉。
   
    小伙子自报家门说他叫嘉杨达杰,在《北京之春》杂志上读到过项小吉的文章,和看到过项小吉的像片,所以一下子就把项小吉给认了出来。连项小吉这个平时总是表现得城府深邃、不露痕迹的人,当时也有点"百感交集",他万万想不到,在这遥远的、异国的小山城上,竟然有他的知音。
    於是嘉杨和他的朋友陪著我们一起吃了饭,酸辣汤 和炒面。嘉杨说:由於印度无法种植青稞,所以当地的藏人吃的东西和汉人很相似。其实就连西藏内地的饮食也很汉化了。
   
    吃饭期间,嘉杨向我们谈起他三次出逃,两次到达达兰萨拉的奇特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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