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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阵惊寒──祭父亲


   “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在秋阳夕照的狭长小巷里,爸爸在前边一大步一大步慢慢地踱著,手背在背后,嘴里一句句背著王勃的《滕王阁序》,八、九岁的我一大步几小步的跟著,也学著爸爸的样子手背在后边,嘴里一句一句也跟著背。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情景还象一幅褪色的水墨画,淡了,但每一笔都看得清。《滕王阁序》成了我今天仍能全文背诵的唯一一篇古文。
   
    夕阳小巷的背诵散步,是那些年里我和父亲在一起极少有的闲适,尽管距今过了二十多年,那条宁静、灰蒙的小巷,夕阳斜照的几分凄丽,仍然是一幅最温馨的画面。
   

   
   转眼,父亲的两周年祭就到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六四”之后不久,我怀著满心的伤痛、悲愤,根本没顾上与亲人离别的沉痛和伤感,就急匆匆地挥手别了亲友,只身来到了连个熟人都没有的加拿大。一下飞机就病倒了一个礼拜,第一个月里就走丢了六次。那份惊恐和孤单真是难以言状。肚子饿了走进快餐店,却不知怎么买东西吃,比划了半天又跑出来。洋人责任概念明确,一定要问清你要哪种和什么调料,我哪知道那是些什么鬼东西。在街上走丢了能用英文问路,可是却听不懂对方的回答。愣到连自己都毛了,赶紧说“Thank you”,让对方走人,好象我根本就不急著回家。
   
    后来常听人说初出国时,都想家想得不得了,尤其是单身出来的女孩子,常常哭鼻子,而我却好象根本没顾上想家,更没为想家哭过。说到哭鼻子只有一回,当我找工作差不多闯遍了Chinatown大部分餐馆,而又无一例外地被连“谢谢”都听不懂的广东话拒绝之后,有一天熟人介绍了一份工作,本来十五分钟的路,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出发了,至今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那天我该下车的那一站地铁没有停车。结果在我找了一个小时之后,到了见老板的时间,精疲力尽的我终于回到了自己家门口。碰巧介绍工作的朋友买东西经过,看见我不解地问:“今天不是见工吗?都这时侯了,你怎么还在家门口转呀?”我张嘴没说出话,眼泪却下来了。
   
   
   我仍然不想家
   
    父亲则每隔十天半个月地就来封信,不厌其烦地叮嘱这,交代那,尤其是每封信都告诉我他英文的学习进度,练口语,练听力,等待我的生活安顿下来,好能接他来加拿大。
   
    我应下了,心想这并不太难。也真想让经过了几十年颠沛流离,苦闷压抑生活的父亲能出来享几天清福。父亲早年有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的底子,来加后的日常交流、沟通将不是大问题,尤其是爸爸喜欢吃西餐、奶制品,喜欢坐图书馆,逛动物园,看湖光山色,这里挺适合他。
   
    一九八九年春他曾有机会到美国探亲、旅游了一个月。那时家里人之所以让走路都有些抬不起脚的父亲只身往美国探亲,一方面是美国大使馆只签发父亲一人的签证,母亲的签证必须在爸爸回国后才能获批准;另一方面则是怕爸爸再不出来走走,恐怕就再也没机会了。所以在爸爸身上满装了姓名、电话、病历、急救药名等各种卡片之后,让爸爸带著曾三次半身不遂,十年脑血栓病史的身体出发了,到美国见他几十年未见的弟妹和几年未见的儿子──我的哥哥 。 探亲访友,游山玩水一个月,不仅没有任何意外,回国后竟然改变了维持十年天天打针吃药的状况。
   
    心情舒畅后,爸爸的身体得到迅速康复,甚至在母亲和我分别赴美、加之后,偷偷买了辆自行车。爸爸在八九年十一月的来信中写道:“有了自行车如虎添翼,上街太方便了。人多时我可以下来推著走,你婶婶明年来华教学,她需要许多参考书,都是我骑车到处给她买,太方便了。多远我都能去,我从台基厂骑车到新源里去看朋友。你千万不要告诉你妈妈,免得她为我担心,自行车我是偷著买的。”看了爸爸的信,我真是又急又气又好笑。可是远隔万里,干著急也没办法。只盼他心情愉愉快快,身体健健康康,等我一安顿下来有了经济能力,就接他过来。
   
    抵加不久,我便由一个偶然的机会,必然地走进了海外民运的行列。自此昏天黑地地忙了几年,每天都由电话、会议、抗议、签名、采访、游说串联起一种非常状态的生活。我非常忙,忙得顾不上学业和工作,更没顾上要接爸爸来加的承诺。
   
    九二年二月底,一位朋友去北京办事,我托他顺便代为探望父母。朋友替父母拍了照片回来,我赫然发现父亲垂垂老矣。蓦地记起自己的承诺,该抓紧申请爸爸来加了。于是赶紧向朋友询问申请父亲来加的手续。三月初接到了爸爸二月二十六日的信,爸爸说:“我近来身体很好,食量增加了,烟、酒都忌了,现在每天都在读英语,感觉听力还是不行。另外上次你送我的圆珠笔在朋友的儿子结婚时,我送给他儿子了。”我不禁哑然失笑。爸爸平生最爱是书和笔,所以每次有人回国我总是挑几支漂亮的笔带给爸爸,可是喜交友又留不住东西的爸爸总是又百般不舍地送了别人。拿支笔做结婚礼物也就爸爸能干得出。
   
   
   但是没想到……
   
    四月三日夜里三点多,我迷迷糊糊被哥哥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叫醒。黑暗中电话线隐隐地连著莫名的灾难,他说:“爸爸今天去世了。”哥哥的声音很怪,很陌生,黑暗中我举著电话说不出话,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的身体好象被正在翘起的床从中间顶起来,头朝下。我觉得眩晕,挂了电话起身到外屋走了一圈。先生被吵醒了,问我什么事,我顺口说了声“没事”。可是这个时候脸上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怎么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爸爸死了!四月四日,爸爸死了
   
    突然,我觉得我非常想家。我要回去给爸爸送行,我要回家。妈妈却在电话那一边哭呀哭:“别回来,千万别回来,你爸爸已经走了,你赶回来他也见不到你了,你在外面闹得那么凶,回来万一出点事,你爸爸死都不会安息的。”我哭都哭不出声了,连寄托哀思的形式都找不到。
   
    爸爸呀!……
    爸爸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早年考取了双份奖学金到美国深造,边留学边著书,并被辑入当年《美国名人志》。回国后致力于协助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并在张学良将军之后担任十年东北大学校长。四八年去了台湾。
   
    爸爸是六兄妹中的长兄,自小聪颖过人。据说高中时,在全国演讲比赛中得到第二名。这套本事在后来的反右与文革中可帮了他大倒忙。父亲修读了北京大学政治系,东北大学历史系,及外语学院英语系,纵横社会科学领域。可惜好景不长。兄妹六人之中除了“弃暗投明”当了解放军的大姑,父亲是唯一留下来要贡献毕生精力和学识建设新中国的人。他说一个新的政府总比一个旧的政府进步。可是他却被“顺理成章”地打成了间谍特务。
   
    于是,他的辉煌的社会科学王国被砸烂了。他的史学知识和政治学理论完全解释不了他生活里和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他的英文能力更成了他里通外国的确凿证据。他一生的厄运和苦难开始了。也不知道父亲是在哪次挨批斗,头朝下屁股朝上的时侯,赫然发现了另外一个更加辉煌的理性世界──数学王国。于是他利用停职反省和挨批斗的间隙开始自修高等数学,且无师自通不亦乐乎。于是爸爸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在一个纯理性的境界中经过一套特殊的工序变成符号和公式表现出来。他说,数学的美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在此后的十几年泥瓦匠生涯中,数学总多少比政治学要有用。他的文、史知识成了我们小时候睡前的故事片段,他的数学知识反而成了看家本领,并在七九年之后到学校教了几年高等数学。
   
    记得七六年中国社会刚刚开始起变化,爸爸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给教育局写信要求回到学校教书:教什么都行,历史、中文、英语,大学不行就去中学,中学不行去小学也行,总之这辈子就这点长处,愿意为社会、为教育做点贡献。爸爸几乎天天写信,可信总是石沉大海,每隔一、两个月接到一封打印的公文:“尚未接到上级明确指示。”爸爸不灰心还是写,每天做完泥瓦工回来精疲力尽,可还是写;“让我回学校吧,让我回学校吧,我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
   
    看著每天劳累不堪却又焦急期待的父亲,我生气了,冲著他大喊:“别写了,人家不需要你、不理你,别再自讨没趣了。” 当时已经半身不遂过一次的父亲却慢慢地说:“我喜欢学校,我只能教书,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我想,他也许写了上百封信。几年后才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进了一所中学,后来又进了一所职工大学。他拼尽了全部的性命来报答这最后的机会。随后就又是接连两次半身不遂。爸爸垮了。
   
    在这几十年的苦难中,爸爸一直很乐天、通达。他从不诉苦且能自寻乐趣。爸爸最喜欢看书,他永远随身带著一本书。他也爱下棋、喝酒、逛动物园。有时他会有一两个“牛鬼蛇神”的朋友造访,摆盘围棋或象棋,嘴里嘀咕些怪话。偶尔乘妈妈不注意,他会带上我或哥哥溜到西长安街的新风餐馆喝上一盅,吃两个炸麻雀。爸爸一有空就去动物园,我曾奇怪地问过他,爸爸说:“看动物比看人有意思。” 爸爸常常闹出些笑话来,有时骑车去看朋友却走著回来,第二天上班到处找不到自行车;有时搬了家,他下班却又回到原来的住处,怎么也想不起家搬到哪去了。爸爸又特爱管闲事,谁的忙都帮。有时揽了事自己帮不了又到处找别人帮,找来找去又找到求人的人头上怪爸爸多事。
   
   
   哎! 爸爸呀
   
    爸爸死后,当时仍在国内的妹妹代表我和不能赶回去的哥哥把爸爸安葬了。她说,自从爸爸清明节去世到四月十日葬礼之前,天天阴天下雨从未晴过。为爸爸送葬的那一天,把爸爸的遗体从太平间抬出来时,天空突然刮起一阵旋风,云开日丽,阳光灿烂了。也许是爸爸的灵魂这时候破云而去得到了永生。葬礼完毕大家刚回到家,天气又骤然变化,风雨齐至。神灵真的在保佑爸爸么?
   
    爸爸的一生是不幸的,他的不幸是与整个中国的悲剧融合在一起的。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太多的苦楚而只能无言承受。可是,中国人又有几人逃脱了这样的命运呢?
   
    爸爸年轻时有多少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几十年都是在批斗、抄家、劳改、辱骂中渡过的。他的所有年青时代的美丽梦想和抱负都在时代的硫酸的河水中被侵蚀得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后来,出国的目标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爸爸也象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把全部关爱和所有希望都寄托到子女身上,希望下一辈能实现他们自己永远也没机会实现的心愿。
   
    爸爸死得很不甘心。妹妹来信说:“到了医院爸缓上来一阵,嘴里喊著‘快点治,快点治’,又喊‘安查碱、安查碱’。可是值班医生无权决定,又跑去打电话请示。爸的脸已经发紫了。最后医生决定用安查碱,可是太晚了。四月四日晨三点二十分爸心脏停止了挑动。这两天我的脑子里全是我握著爸的手喊著‘快点治,快点治’的画面。爸的求生欲真的太强了,他真的在每天读英语等著去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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