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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
·第一章:合作化引发灾难
·第二章:大炼钢祸延全国
·第三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第五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第六章:登庐山彭总上书
·第七章:施辣手「谏臣」获罪
·第八章 反右倾饥馑蔓延
·第九章 饿神州遍野哀鸿
·第十章 大灾劫咎由人祸
·第十一章 形势险左调稍敛
·第十二章 毛「皇帝」不知罪己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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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饿神州遍野哀鸿

 由于囿于吴家花园一隅,彭德怀并不了解全国的形势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实际情形不是他设想的千万人挨饿、饿死一些人,而是几亿人挨饿,饿死了大约两千万人。      一九六八年秋天,笔者被派到安徽省南部的一个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和几位安徽籍的士兵同居一室。在谈天中,他们分别将自己家中在那场饥馑中遭的灾难告诉了笔者。每次谈话当夜,笔者都根据回忆作了记录,连续记了数日。为使后人对中国历史上这惨绝人寰的一章有贴切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士兵甲:「五九年十一月左右,公社食堂开始没粮了。干部挨家挨户搜查,翻出的粮食统统集中到食堂。不劳动的不得去食堂打饭。我父亲是干部(一九六八年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职务不明)。我有四个妹妹,父亲不太重视,七岁和四岁的两个妹妹饿死了。死前几天还能走动,只说没劲,后来突然口吐白沫,嘴紧闭,死了。我哥哥曾经饿得口吐白沫昏过去,抬到食堂,用筷子撬开嘴,灌米汤,才得救。」

     「一个冬天只吃菜叶和树根。我当时十一岁,常常出去偷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

     「偷东西的,抓到就打。村里有一个小姑娘偷东西吃,被干部把手指尖打烂了。当时,劳动的每天补助二两米稀饭。有一个连长——生产队长叫连长,大队长叫营长——的弟弟,一天没干活,去食堂打饭,被哥哥看见,揍了一顿。当时的人都野了,还有打母亲的。」

     「生产队里死的人数目属于中等,村子里原来有七十多人,过了大半年,只剩四十几了。但现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难前还多。」(中国大陆通常将一九六○至六二年称为「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者注)

     「我们小学是五九年十一月散伙的,第二年收上麦子后又复学,同学死了三分之一。这可不是说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麦收前大量饿死人。麦收以后,干部把粮食集中到食堂,社员不干,偷,拼命吃,因为万一被干部发觉,吃不成。吃完了,饿了两个月,赶上收稻子,社员炒稻子吃,还不敢弄出香味,否则干部要发现....」

     「我们父母没饿死,我才能当兵。有的父亲或母亲饿死的,即使是贫下中农孩子也不能当兵,怕有仇。」

     士兵乙:「困难时,我家里饿死两个——妹妹、伯父。家里原来有四个人,还有母亲。只有我一个人吃商品粮(非农业人口由国家配给口粮,称为「商品粮」——作者注),一个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一天不足一两。」

     「妹妹饿死后,我本来从来没有偷过东西,鼓起勇气去偷,可是没有经验,被抓住了,还丢了一只帽子。」

     「有的人开始挖螺蛳吃,丢壳。后来没有吃的,又把壳找来,磨成粉未吃掉。」

     「有的人饿得无力,担水担不动,喝下雨屋檐漏下的水,有毒的。」

     「我们当时宁肯饿死也不讨饭。有的地方就出去讨饭。」

     (笔者问他:「当时怎么想的呢?」)「恨干部,但不敢讲,干部要吊人的。」

     (「有没有人认为是共产党不好?」)「也有一些。他们不知道这是坏干部搞的,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丙:「我们家乡是旱地,可以种青菜、萝卜。没有粮食,拿萝卜当饭,所以饿死的人比较少。」

     「那时钱多得很,萝卜卖五毛钱一斤。那时我们还只有十几岁,袋袋里也总有几十块钱(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作者注)。挑一担萝卜出去卖,几十块就到手了。」

     (「怎么花呢?」)「也买不到什么,随便就花了。那时大米三块钱一斤(官价一毛左右),大人有钱就买米,我们就乱花。」

     「其实那两年打的粮食比现在还多,双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亩产)。干部上报几千斤,都交给国家了。老百姓家里是空的。国家粮仓里有的是。」

     (「怎么不去偷?」)「那怎么敢?那时候老实。干部要打的。」

     笔者没有向他提出当官的为何不开仓放粮这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知道离他家乡不远处有个和县,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西楚霸王项羽在那里自杀,遗下一处霸王庙。该县还有一处「陋室」,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在那里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当时刘任和州剌史,相当于今天一个地委书记。他上任第一年,便遇上旱灾,于是即向朝延奏明灾情,请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同时又组织百姓疏通水道,补苗追种。由于忙于公务致使自己的居处杂草丛生,他感触万端,遂写下了那篇流传千载的《陋室铭》。

     自古以来,向朝廷及时报告灾情,吁请赈粮是地方官的一大职责,中共不少干部也是这样做的。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兼任山西阳城县委书记,他请求上级拨来一批粮食,救活了不少农民。文革中赵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阳城搜集赵的「罪行」,很多人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拒不与来人合作。但是,在饥馑来临之前,毛泽东的「反右倾」运动早已将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清洗了一大批,剩下的赵树理们不过是漏网之鱼,在两千名县委书记中是少数,这样国库有粮而农民饿死的惨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饿死人本与军队无关,但由于「反右倾」搞得高级将领们人人自危,也不敢说实话。有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内一个县里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说。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那位处长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1:见《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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