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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
·第一章:合作化引发灾难
·第二章:大炼钢祸延全国
·第三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第五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第六章:登庐山彭总上书
·第七章:施辣手「谏臣」获罪
·第八章 反右倾饥馑蔓延
·第九章 饿神州遍野哀鸿
·第十章 大灾劫咎由人祸
·第十一章 形势险左调稍敛
·第十二章 毛「皇帝」不知罪己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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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一九五八年大规模毁弃农作物的疯癫行为,后人觉得不可思议。民以食为天,农民难道不知道不收获就没有饭吃吗?人的生命系于粮食,为什么会任其烂在田地里,甚至犁掉、烧掉呢?      直接的原因是没有人收庄稼。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约为四百万,以后每年增加一百万左右,劳力主要来源是农村。可是一九五八年一个大跃进便从农村抽调了两千多万劳力去搞工业,职工人数比五七年增加了两千五百五十多万。(注1:《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薛暮桥的文章。)大量工厂运转不灵,每日赔钱,招去的新工人坐吃山空不说,农村劳力一下减少了六分之一左右。按照张闻天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这(两千多万)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此外,为了炼钢、找矿、修水库,大办这个、大办那个,大量劳力离开了农业生产。

     以山西为例,全省农村只有一半劳力干农活、这其中又只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是男劳力。(注2:山西《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二十页。)其他各省也是大同小异。譬如,四川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一九六二年(其时已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在四川省人大会上曾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可见问题到了何等程度。

     说「人民母社」的不只是李井泉一个,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说过公社是「人民母社」、「搞早了」、「搞糟了」。(注3:「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筹委会」发行的《战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也「到处散布说:『人民公社办成人民母社了。』」(注4:《战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由此可见,中共的的高级干部对此不满的不在少数。

     一九五八年秋,彭德怀坐车路过甘肃某处,看到已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便下了车进村找人询问。当时他不见男人,只见妇孺,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老头,因为青壮男人全去炼钢了,全去了还没达到公社指定的必须参加炼钢的「人头指标」。由此推断,甘萧问题必定比山西还要严重(后来饿死人的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

     同一年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回到三十年前与朱德、毛泽东、邓子恢等人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闽西地区。他一路上看到稻子长得很好,已经成熟,可是在地里收割的只有老人和孩子,不少田里谷粒已经撒地,公路上却走著一队队的背著背包的「钢铁大军」,都是些青壮年。他在龙岩决定自己去割稻子,当地的地委、县委书记们闻讯,只得也跟著去割稻。张问他们:「明年你们还吃不吃饭啊?多么好的稻子糟塌掉,怎么对得起群众啊?」福建省委接受了老首长的意见,才决定暂停炼钢,放青壮农民回去收稻子,但这时已经有许多粮食被毁弃了。

     另一个原因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后,上面又指示办公共食堂,粮食不再分给社员。共产党这样做,本意是要将整日围著锅台转的妇女解放出来,因为又要找矿,又要炼钢,又要修水库,男劳力无论如何不够用。而且这又是实行平均分配的最佳途径,大家都要在一个锅里吃饭,吃饭不要钱,多少可算是过共产主义生活,所以强制性地要求社员一律到食堂吃饭,社员也就都入了食堂。既然收获的粮食除了上交国家便是送到公社食堂去,社员家里一粒米也得不到,他们只有吃饭干活的份,对收获的多少也就远不如有粮可分时那么关心了。

     人们也许还是要问:男劳力为什么不跑回家去收庄稼?当干部下令将白薯犁掉、将稻谷烧掉时,农民为何不拒绝执行?为什么不造反?回答是高压恐怖政策发挥了威力。譬如据当时的政府副总理薄一波回忆: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际,河北徐水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还实行『全民肃反』,自上而下分配抓『坏人』、『消极份子』的数字,限期完成,送去劳改。」(注5: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消极份子」这帽子同右派份子一样,是没有标准的,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只要公社干部认为你对大跃进态度「消极」,就可以把你抓去劳改。当时的情形常常是这样:公社召开大会,说要放亩产多少多少斤的「大卫星」,有人站出来说是吹牛,办不到,于是立即被指为「反对大跃进」,当场用绳子捆绑起来。公社干部捏著农民的命把子,打死个人直如捏死个麻雀,「人民公社社员」就如农奴一般,毫无人权。如河南省西平县放了一颗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麦的「卫星」。这本是编造出来哄人的,自然有人出来抵制,结果对这颗「卫星」的态度成了拥护还是反对大跃进的分界线,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就打,全县竟打死了三百多人,打伤的更是成千上万。(注6:见苏晓康著《乌托邦祭》。)古今中外暴政成百上千,找不出一个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至于分配抓人的数字,这同反右派时下达指标一样更是厉害十分。即使人人都积极跃进,相比之下总有懒些的或者体质弱些的,总有对吃地瓜藤子、住地窝棚表示不满,发几句牢骚的。虽然干部明知他们不是坏人,也够不上「消极份子」的格,但要在限期内完成上级分配的数字,便只好将他们抓去充数。

     在这种情形下,谁敢从炼钢炉旁溜回家去看老婆孩子?谁敢从找矿的山上下来去收庄稼?收不上粮食大家都没饭吃,对大跃进「消极」却是一个人倒霉、一家子受罪。这样,农民们也就听任干部们胡搞,听任农作物在田里烂掉,甚至服从干部的指挥,将好端端的粮食毁掉、烧掉,未作任何有效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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